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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遗恨宁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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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即位后,为了打破明朝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所构成的包围圈,决定“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因此,当明使李喇嘛一行抵达沈阳,他明知是来察看虚实,但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由于后金“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所以,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随李喇嘛同往宁远,致书袁崇焕说:

“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

宁远大战后,袁崇焕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必然要兴兵再犯,以报前仇。因此,他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一以渐不以骤”的战略。当袁崇焕收到皇太极求和的来书后,正符合他“款为旁着”,以议和为手段,作为缓兵之计,乘机修城筑堡,屯田练兵,重建宁锦防线之策。但是,他知道议和一事关系重大,必须慎重行事,何况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边官,所以他不拒绝后金的议和,却以书中大金国与大明国并写,不便入奏为由,仍付方吉纳、温塔石带回,以观事态的发展。

天启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等人,率领三万大军入侵朝鲜。他为了防止袁崇焕起兵援朝,进攻沈阳,于是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纳、温塔石赴宁远,致书袁崇焕请求议和,书曰:

“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肋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则当誓诸天地,永久勿愉”。

袁崇焕立即将后金求和报告明廷,他上疏称:

“夷使方金纳(即方吉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又投递汉文夷察,将向时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称,而仍彼伪号.然既差人求款伪号安得犹存,……令易年号,尊奉正朔”

明廷对后金求和十分重视,明熹宗朱由校认为袁崇焕处理“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同时又提出议和条件是:

“然而十年茶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

袁崇焕看出明金议和条件差距甚大,双方皆无议和诚意,都把议和作为缓兵手段。尽管如此,袁崇焕仍打着议和的旗号,他想利用议和时机,企图修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所谓“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三月五日,袁崇焕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阳,带去他和李喇嘛书各一封,希望“息止刀兵”。此时后金已战败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盟,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四月八日,皇太极命明使杜明忠等人回宁远,带回他给袁崇焕和李喇嘛的复书。他在答袁崇焕书中,坚持“以我为是”,索取偿金岁币,业且要求修正国书格式,他说:“我揆以义,酌以礼,书中将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我下尔明国皇帝一字书,尔明国诸臣下我一字书,已为允协,以后尔凡有书来,当照此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皇太极又给袁崇焕致一书,书称:“若果两国议和,先须分定疆域,以何地为尔国界,何地为我国界,各自料理。今尔遣使议和,又修葺城垣,僭图侵逼,……不愿太平而愿争战,恐非善事”。这里所谓“分定疆域”,就是山海关以内归明,辽河以东归金,而宁锦一带不得设防,成为中间地带。袁崇焕认为明金分定国界,事关重大,另外还要向后金纳偿金及岁一币,因此拒绝接受,所以议和谈判宣告破裂。

五月六日,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实际上是怕袁崇焕重建宁锦防线,威胁后金一安全,故率领五万大军攻明。当时守卫锦州的明总兵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等人,闻知后金兵来攻,便把临近城堡的守军和粮草皆迁至锦州城内,实行坚壁清野。十一日,皇太极率军抵达锦州,遂围其城,见明军有备,即遣使劝降。十二日晨,赵率教、纪用“欲一缓师以待救”,派人赴金营议和。皇太极盛气怒目说:“此我家地方,尔等在此修城何为?”并遣两人随至,带来致赵、纪二.人书,书曰:

“今董率三军,亲至城下,尔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将待势穷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识机先束身归命耶,夫讲信修睦,共享太平。岂不甚美。……今或以城降,或以礼议和,惟尔两太监酌而行之耳”。

赵率教对来使答复说:“城可攻,不可说也”。因此,皇太极下令“分兵两路,轮番交攻西北二面”。赵率教等人,率领全城将士英勇奋战,“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敌尸填塞满地。至夜,拖抬死尸,退兵五里,西南下营”。

皇太极攻城受阻后,一面派人回沈阳调兵,一面继续围攻锦州。

袁崇焕看到锦州被围,许多部将要求出一援,他认为“宁远兵不可动”。,不然“正堕其计”,故请求朝廷另“发奇兵逼之”。明廷接受他的意见,从山海关等地调兵援锦,袁崇焕为了增强锦州军民守城的信心和决心,派人致书赵率教、纪用等人,告知明廷援锦的大概计划,“内有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搂山。……锦州城中火器俱备,兵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此书不慎被后金兵截取,皇太极从中得知明廷派兵解救锦州之围情况,他考虑锦州城坚兵盛,一时不易攻破,明援兵抵达,更难取胜,况且这次伐明的主要攻打目标是宁远,而不是锦州。所以改变了战略,二十五日,当后金的沈阳援兵到达后,二十七日,只留下少数人马监视锦州,而亲统大军进攻宁远。

二十八日黎明,后金兵驰至宁远北岗。袁崇焕已有准备,沉着应战,命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啤守,列营壕内,用炮距击”。而总兵满桂从山海关率领一万援兵在城东列阵助守,命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于西门扎营,令副将尤世威严整火器,以备迎战。皇太极发现后金兵的先锋部队已逼近城垣,难以尽力纵击,于是下令后撤,企图引诱明军出战,一举歼灭,可是明军按兵不前。他见此计不成,欲率军攻城,这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对一年前先汗□□哈赤兵败宁远,记忆犹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愿上勿进,劝甚力”。皇太极说:“昔皇考□□,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仍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因此,他不听劝阻,亲自率军攻城,于是诸贝勒只好随之进击。

宁远城外的明军奋力抗击,阻止后金兵攻城,明车营都司李春华等,用“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力攻打”,后金兵死伤“约有数千,尸横满地”。接着满桂、尤世威等也率领步骑冲杀上来,双方战斗更为激烈,满桂身中数箭,尤世威的坐骑被射伤。后金兵在扳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城上袁崇焕指挥红夷大炮轰击,把皇太极的大帐炸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重伤。皇太极亲自“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至双树铺驻营。

二十九日,皇太极看到后金兵死伤惨重,宁远城无法攻破,又怕置于宁锦之间,腹背受敌,归路被截,便放弃攻打宁远,挥师北上。三十日,后金兵至锦州,占领骆驼、大兴等堡。六月三日,皇太极命列八旗梯牌及所有攻城用具,并乘骑观察形势,准备攻打锦州。四日晨,后金兵向锦州城南面发动猛烈进攻,锦州守将赵率教等指挥明军用红夷大炮和各种火器射击,迫使后金兵无法接近城墙。皇太极临阵督战,发动多次强攻,皆为明军火炮击退,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后金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皇太极“因城壕深阔,难以骤拔,时值褥暑,天气炎蒸”下令停止进攻,决定回师。五日,皇太极率领残兵败将离开锦州,途中拆毁大、小凌河二城,一路忧心忡忡的回到沈阳。这是明军继“宁远大捷”后,再次取得“宁锦大捷”,也是明军在关外战胜后金军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宁锦大捷”,无疑与袁崇焕利用明金议和修复宁锦防线分不开,同时与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正确战略战术有直接关系。由于宁锦大战的胜利,从而收复了大片失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宁锦防线,形成了以宁远为核心,联络关外诸城,不仅可以独自固守,而且还能互相支援的防御体系,有效的保卫了山海关和京师的安全。

“宁锦大捷”,除了对明有重要意义外,而对后金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一,后金因宁锦战败,促使满洲贵族内部汗权和王权的斗争日益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皇太极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决定实行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所以在对明的政策也有所改变,他采纳了廷臣的建议,所谓“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就是利用议和的手段,以达到自固的目的,于是主动打起议和的旗号,通过明朝边官、朝鲜国王、蒙古台吉向明廷转达和谈的愿望。直到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由于进行了社会改革,加强了汗权,业征服了朝鲜和蒙古,解除了东西两面的威胁,便改元称帝,对明由积极议和转入大肆进攻;

第二,皇太极吸取宁锦惨败的教训,放弃了攻打宁锦,打开山海关的作战方针,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于是就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入关,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可是,有宁锦坚城的存在,后金进关也不敢久留,害怕后路被截断,沈阳受攻,所以只好很快退出关外。天聪四年(1630),虽然后金兵攻占永平等四城,却得而复失,这说明没有清除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之前,要想立足关内是不可能的,所谓“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可见,宁锦防线直接影响后金制定对明作战的策略;

第三,后金军在宁远两次战败,都是明军火炮所致,皇太极深感“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屡屡出征,屡屡不能长驱”,其因是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要想攻破有火炮设防的坚城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想改变单纯使用冷兵器,而增加倚重火炮的力量,加强后金兵的攻坚能力,于是开始关注铸炮之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命佟养性为督造官,带领一批明降军中的炮匠,如王天相、祝世阴、丁启明等人,铸造红夷大炮,制成后赐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当年就有四十门红夷大炮装备了八旗兵,八月后金兵攻打大凌河城时,“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从而打破了明王朝独擅火炮长技的局面。后金军使用火炮,大大增强了攻坚力量,这对后金战胜明朝,建立清王朝的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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