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四章：河套之战（八十九）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零四章：河套之战在一个大社会里，个体力量是渺小的，往往需要附着于一个小社群，才能在竞争中不被吞噬。“宗族”就是华夏文明中，最基本的一个社群单位。姓氏和血缘，成为了抱团取暖的凝聚点。由此再上升一个层级，凝聚点则是基于地理位置及生存环境的共性，而形成的地域性共识。比如晋商、徽商、温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1+1等于2，但两个1放在一起，得出的答案却未必是一，也可能是零。一言以蔽之，任何社群的存在，都需要有个能帮助个体间达成共识的“地缘凝聚点”。这个“地缘凝聚点”可以是共同祖先；可以是地域；可以是一段能引发共鸣的历史。。。同时，它也可以是宗教。

在成为“地缘凝聚点”这个问题上，宗教看起来比之其它点要更有优势。一个宗族的扩张，需要数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努力，但一个能满足时人某种心理需求的“宗教”，却有可能迅速传播，并形成规模效应。比如每到一个古典王朝行将崩溃时，就会涌现于“农民起义”浪潮中的各种攀附佛教、道教的宗教组织；又比如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帮人用“信仰”消灾解难、治病养生的各类地下教会，乃至邪教组织。

从技术上看，一神教的传播能力及凝聚力，又要高于其它宗教。这其中尤以3.0版本的伊斯兰教为甚。不过理解了上述内容，大家其实也清楚了一点，对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派来说，无论其所保持的自身特点，是该归于民族特点，还是宗教特点，本质上就是为了凝聚自身所处的社群。从这点来说，以宗教为标识和与宗族/血源为标识，并没有区别。

然而，同样从技术上来考虑，对于客观上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来说，到底保留多少成分的识别度又非常重要。从少数派的角度来说，保有的识别度过小，将面临被多数派融合的风险；过大甚至与大环境格格不入，那么实际在做的就是一种“自我种族隔离”，并最终身受其害。

世界是多元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实际上，中华文明本身的包容性，使得这一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在认同自己“中国人”大身份前提下，只要不做到“自我民族隔离”的程度，民族矛盾并不会凸显。只是“度”的掌握永远是个问题。

从中国穆斯林的角度来说，为了不被周边民族吞噬，以宗教属性来强调自身独立性的需求，将会一直存在。问题在于，“中国认同”的基础其实是“文化认同”，这又与一神教本身的“排他性”有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彼此作出一定的妥协。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管此类问题出现在何地，在多数派往往占据了政治及话语权的优势，这个压力更多是由少数派所承担的。

在基督教借大航海之势向中国传播之时起，类似问题也曾经出现过。在华夏文明中，祖先崇拜及儒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如16世纪后期在明朝传教“利玛窦”采取了务实妥协的手法。即认定祖先崇拜与对孔子的尊崇，并不属于一神教教义所禁止的“偶像崇拜”范畴，技术上可以绕过这两个壁垒，向中国人传播教义。

然而这种取巧的做法，在教廷内部始终存在争议。18世纪初，在清康熙执政期间，这一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史称“中西礼仪之争”。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坚持信徒不应该祭拜祖先和孔子的罗马教廷，被清王朝禁止在中国传教。这种文化碰撞，不仅在中国，在受华夏文明影响浓厚的日本、越南也普遍存在。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马教廷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允许上述地区的信徒按照固有习惯祭拜祖先、神社等异教偶像，问题才算解决。

明朝初年，在中国境内已经形成稳定社群的穆斯林群体，所面临的正是一个战略适应问题，毕竟大明王朝所打出来的口号是“恢复中华”。相比天主教的传教工作，穆斯林社群所面对的境况看起来要略好一点。因为对于中央之国统治者来说，天主教的传教工作，本质是在与其争夺人口和话语权。如果允许教廷坚持在意识形态上排他做法，那么其每增加一名信徒，就意味着将减少一名“中国人”。相比之下，“回回”在当时则属客观存在一个“外来”社群。不那么普世的“内婚”做法，客观上不会对主体民族的数量构成威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必须以“中国”认同为基础。尽管在这一认同之下，主体民族和少数派看似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式，但伊斯兰教教义中强烈的排他性，多少还是让“回回”这个群体在融入大环境时有些尴尬。一旦遇到乱世，这些差异性又往往会从内、外两方面同时放大，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放大成宗教、文化，甚至政治之争。不过在初临这个问题的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之举却似乎为这个群体和中央帝国找到了一条共生共赢之路。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人口流失海外虽然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替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是源自有“中国”认同的穆斯林群体，情况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为了在社群竞争中保持内部团结性，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地缘凝聚点”的社群，势必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习惯。然而身处海外，情况就正好相反了。身处一个陌生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将成为更占优势的“地缘凝聚点”。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很多人都应该注意到一个社会现象：一出国，就爱国。很多在国内对现状诸多不满的人，到了国外反而更多把视点，放在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上。

这种心理，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是一种比较而产生的落差。更多是因为，身处异国环境中，不管你自己怎么看自己的，你身上的中国元素会被周边人所强调。一个强大的，“好”的母国，将会从心理上为你加分；反之，则会身受其累。另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关于跨种族混血儿的身份识别。中国人一般看混血儿像“外国人”，而外国人则更容易识别出混血儿身上的中国元素。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理解，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有关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些信息了。在这当中，三佛齐故地管理者的身份问题，是最容易引发关注的。在梁道明、陈祖义这一正一反两个代表，相继“离开”苏门答腊之后，梁道明的副手，穆斯林身份的“施进卿”成为了旧港的统治者。并以大明王朝所授予的“旧港宣慰使”一职（机构名则为“宣慰司”，为王朝的海外事业服务。

旧港宣慰司的设立，以及“中国/穆斯林”身份者的启用，看起来完美解决了中央之国的内敛性，与海外扩张冲动间的矛盾。至于受启用者的伊斯兰信仰，是源自本人出身，还是在移居南洋受穆斯林商人影响后皈依，反而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或者移民团体的信仰发生的变化，保守的帝国官僚将不再会坚持其“回归”；而倾向于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势力，则可因势利导的利用其“中国”身份认同，进行海外布局。

不过问题在于，以郑和船队规模所展示的企图心来说，仅仅依靠数量有限的“中国/穆斯林”双重身份认同者，进行海外布局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平衡南洋各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以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才更加重要。下一节，我们就将看到郑和是如何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