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干部会议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先坐下喝杯茶，等会一起去开会。”
赶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已是下午两点，陈大少爷正准备去见汪精卫和陈璧君，就被“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出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春圃给一把拉住。
“来了不先去汇报，这样不好吧？”
看着他那副左右为难的样子，陈春圃摇了摇头，“现在去才不好呢，听我的没错，等开完会后见更合适。”
神神叨叨的，陈大少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连忙问道：“春圃，我表姐和表姐夫是不是在生气？”
“生气倒没有，就是心情不太好，外面说话不方便，我们去里面坐会儿。”
确切地说这栋小楼应该是“中央党部”的秘书处，就正秘书长褚民谊和另一个副秘书长罗君强在此办公。组织部、宣传部则分别设在后面的梅思平和林柏生寓所，丁默村的社会部那就更远了，依然在极司菲尔路76号跟特工总部合署办公。
久别重逢，褚民谊显得有些激动，立马扔下手中的文件，热情无比地打起招呼，“继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陈大少爷笑了笑，“姐夫，我还以为你在南京呢，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眼前这位身兼多职，“还都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就是众多兼职中分量最重的一个。自汪精卫从日本回来后，就一直忙于筹备，上海南京两头跑，很少能见着他人，似乎比自己还要忙，否则陈大少爷也不会有此一问。
褚民谊一边示意秘书去沏茶，一边不无愤慨地说：“别提了，从‘双十’拖到元旦，眼看又要从元旦拖到春节。再这么拖下去，人心都要被拖散了，真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啊！”
陈大少爷指了指汪精卫那栋花园洋房，低声问：“表姐夫就因为这事在生气？”
“**不离十吧。”
陈春圃接过话茬，倍感无奈地苦笑道：“由越南东下抵沪之前，本以为日本既陷于泥足，应该认识到中国决不可能被武力屈服，而他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又明确不要求赔偿，双方对于反g立场又趋于一致。总之，大原则已经确立，那其它枝节问题应该不难迎刃而解。
没曾想现在一切都变了，不但继任的平沼内阁对成立新政府不热心，连军方态度都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不断增加条件，希望新政府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新政府一旦建成，会破坏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性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已达成协议的承认问题都三反四覆、一变再变。”
人为刀俎、你为鱼肉，现在知道上当了？陈大少爷暗骂了一句，装出副一头雾水的样子，“承认问题……什么意思？”
陈大少爷不但是公馆派，还是手握兵权的公馆派，不折不扣的自己人，辈分比自己还要高，实在没什么好隐瞒的，陈春圃干脆解释道：“我们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方就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只须派大使呈递国书足矣；而日方的却只同意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这一点谈不拢，新政府当然不能轻易成立，‘还都’自然就会无限期拖延下去。
同时，在新政府成立宣言上影佐也模糊其词，说什么我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方不会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否认。你想想，这么一来，新政府跟维新政府又有何异？”
令陈大少爷倍感意外的是，褚民谊居然指着周佛海的寓所，恨恨地说：“日方固然有错，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对日交涉一直是他负责的，谈来谈去竟谈出这么个结果，还都一拖再拖，搞得人心涣散，他周佛海难辞其咎！”
“这么说，等会儿是要统一思想的会议？”
“再不开中央党部都快成他周某人的一言堂了！”
褚民谊撇了撇嘴，咬牙切齿地说：“继祖，你一直呆在武进不知道，他现在春风得意着呢，手握财政和特务大权也就算了，前天居然在76号立盟书、摆筵席、痛饮齐心酒。明目张胆的拉山头，跟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金雄白等cc系旧部结义，号称十二人小组。”
陈大少爷故作沉思了片刻，深以为然地同意道：“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所以才请你过来坐会儿。”陈春圃重重的点了下头，一脸严肃地说：“继祖叔，外忧内患，您绝不能再上他们的当了，特别是枪杆子一定要握住。”
“放心吧，有我在他们翻不了天！”
说话间，林柏生打来电话通知众人去会。人都已经来了，陈大少爷自然不能缺席，满怀好奇地参加这次高级别干部会议。
他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汪精卫和陈璧君颇为意外。
考虑到新政府成立一拖再拖，对“和运”前景内部有着很大分歧，甚至有许多人打起退堂鼓，汪精卫决定还是以大事为重，跟他微微点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便开始给围坐在客厅里的众人做起思想工作。
“诸位，‘和平运动’固已绝望，我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使日军把我等当成俘虏也无妨。但这么做，对个人或者比较有利，对国家、对人民、对后方的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
我们既做到如此地步，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
他内心很矛盾的、惶惑，想不惜蒙一时恶名救国家于将危难，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的可能。说着说着，竟流下两行眼泪。
眼前的一切让陈大少爷五味杂陈，因为就在十几小时前，还曾想过用他的脑袋洗刷自己的骂名。
这时候，汪精卫流露出一副悲天伶人的表情，接着哽咽地说道：“从人民利益而言，沦陷区域如任敌人蹂躏、无政府保护，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为日军作伥、贼害良民；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
如集合各方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的政府，以统一沦陷区的行政，使沦陷区人民不受敌人军政压迫，则关系国家的元气，诚非细小。我当然知道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会受到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的交涉。然而，较任由敌人宰割必胜一筹。且既有政府，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的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和运”陷入的困境，到沦陷区人民的利益，再到gcD问题，汪精卫整整讲了近一个半小时。要不是对历史大势心知肚明，连陈大少爷都会油然而生起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念头。
待众人唏嘘感叹完，周佛海起身发言。
“诸位，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视我等为汉奸；而我们也自以为民族英雄，并不是汉奸。但依我之见，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是不是汉奸？纯视能否救国为定！我确信惟和平能救国，才敢以民族英雄自命。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还是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换言之，如我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
跟汪精卫沉重、沮丧和焦虑的心境不同，他似乎对“和运”充满着信心，突然话锋一转，不无得意地说：“只要我等能坚持下去，那必能让中国在抗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就像赌大小，重庆押大，而我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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