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3、皇帝也有自己的小金库

像古今所有的皇帝一样，万历皇帝特别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特别喜欢像高力士，和绅一样的奸佞小人，但他不像一般的明君，绝不是像乾隆皇帝一样的英明，他不会分辨忠奸，对臣子的意见不是从谏如流，从骨子里不喜欢听批评意见，只要是反对意见都是无毒蛇猛兽，一概拒绝，在他亲政之初，他的地位还不稳定，不断的坐着各种梦想，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壮心不已，这时的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他也能接受，看來明君和昏君的区分就在于能不能听从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区分忠奸，善于用人像清朝的乾隆皇帝即喜欢和绅，每日和他一起歌舞升平，也不忘任用刘庸，纪晓岚等一大批能臣忠臣，不忘国家大事，不忘人民的甘苦，兢兢业业的为江山社稷而努力工作，万历皇帝如果能够一直像年轻时的那样，以治邦兴国为己任，认证听取各方卖面的意见，沒有后來的怠政或许也会成为一代明君，大明朝的历史也许会得到改写，然而，本來应该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却改了方向，实在令人惋惜，

按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所谓“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内阁的处理意见，向皇帝提出建议，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也就是在法律上给内阁权力，对皇帝的决议负有反驳的权力，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一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提出了一大堆反驳意见，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神宗皇帝不再想听大臣们的意见了，内阁大臣的这个权力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白色恐怖越來越重，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不喜欢直臣，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亲小人而远君子，神宗皇帝威严在得到极大的满足的同时，也滑向昏晕的泥潭而且越陷越深了，

第二、宦官肆虐，

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由于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开了历史的先河，遂为明朝埋下后來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來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对国情民意一无所知，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皇帝越來越倚重太监，太监的权力因此越來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四处出击，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正是由于皇帝的纵容和依赖，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虽然在他这一朝，涌现出冯保，张诚，张鲸、陈增等一些有名的太监，但太监们还沒有构成大害，沒有对江山社稷构成威胁，但神宗留下这个传统，太监的实力越來越盛，这就为后來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面对日益昌盛的宦官集团，他们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严重的威胁国家权力的运行，一些正直的官员上疏请求严惩不法的宦官，结果大多反招祸端，惹來杀身大祸，太监陈增为矿税太监，骚扰山东，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哀歌遍野，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奏陈增二十大罪，却遭到罚俸的处罚（《明史?宦官二?陈增传》），大明天下一片黑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灾难深重，

其实，认真说來，宦官横行历朝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宦官专讨皇帝的喜欢，忠臣则规劝皇帝的过失，所以皇帝大多喜欢宦官的阿谀谄媚，而不喜欢忠臣的耿直良言，只不过万历皇帝厉害罢了，越演越烈，

时下，在一些单位也是这样的情况，那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不管什么人都会想方设法的察言观色，讨领导喜欢，他们每天就生活在领导的身边，对领导的思想脉搏了如指掌，往往能往领导的心里做事，作为领导也是人，也用七情六欲，既需要有人拉车，当然也需要有人在一旁侍候，侍候人的活当然轻松，领导就要让喜欢的人來做，这个人便抖了起來，威风里许多，说话办事趾高气扬起來，一副高级奴才的嘴脸，和封建年代的太监一个模样，

这个时期，因为朝中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官员升迁制度也日益混乱，朝廷中一些大臣就自立门户，于是，朋党竞起，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扰乱是非，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党争日烈，

第三、党争激烈，

先是出现东林党：“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明史?宦官二?魏忠贤传》）后來，楚党、浙党（大学士沈一贯始）、齐党等相继而起，而后又出现阉党，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朋党已成，各持己见，互相攻击，搅得朝政是非难辨，乌云翻滚，辽东大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任免、升降、荣辱、死生等，都同党争有直接的关联，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小团体，就像文革期间，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各种组织风起云涌，三五个人，百十个人就组成一个什么组织，山头林立，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最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最忠，相互之间，你争我斗，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你方唱罢我登台，文攻武卫，弄得乌烟瘴气，国家动乱不堪，

二、财政枯竭

万历腐败怠政，又挥霍无度，造成财政枯竭，国力大降，具体说來：

第一、军费浩大，

三大征：平哱拜之乱，花费银200万两；援朝抗倭，花费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花费银300万两，总数大约有1200万两，这是万历皇帝的一大政纪，但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也加重了国库的负担，

战争是吃钱的机器，任何强大的国家都经不起几次大的战争，美利坚合众国在二次大战后之所以逐渐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国内自南北战争以后的几百年沒有发生过战争　，他们把战火烧到别人的土地上，在发展战争财，或者挑起民族冲突，向受害的国家受害人买枪支弹药，大捞油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气势汹汹，得到不少的战争赔款，狠狠的捞了一笔，万历时期的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有人评价神宗皇帝说三大征是他一生唯一的功绩，但是他除了朝鲜战争是一场对外战争，其他都是国内战争，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却花了不少的银子，把国库给掏空了，你说他这是功还是过，谁也不发说清楚，

第二、宗禄沉重，

明朝的宗室，吃国家俸禄，开始时，朱元璋的子孙们还比较少，但经过200多年的繁衍，人越來越多，子孙多了就需要银子养活，这样一來，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　?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也都要从这里边出，国家财政日已不堪重负，于是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　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后期，说明大明帝国已经养不起宗室这些子孙了，这座大厦有倾覆之危，这个王朝有陆沉之忧，

第三、加派赋饷，

钱粮不够就只有加派赋饷，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　2480万两，但钱从哪儿來，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后來东北的辽事，西北的民变，万历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祸根，

第四、税监横行，

当时除户部掌管国库的钱财外，皇帝也有自己的小金库，这笔钱叫“内帑”，万历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派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到全国去搜刮，

陈奉，原來是御马监太监，被皇帝派到湖北，“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有数千人沿途高喊鼓噪、投掷石块；他的党徒“直入民家，奸**女”，激起民众公愤，万余百姓咬牙切齿，包围陈奉衙署，一定要杀死他，陈奉逃入楚王府，民众气愤地将其党徒16人投入江河（《明史?宦官二?陈奉传》），

马堂，天津税监，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民众非常气愤，远近罢市，有万余名州民放火烧了他的衙署，打死他的同伙37人（《明史?宦官二?马堂传》），

杨荣，到云南，“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冤民万人烧了杨荣的房子，并将其杀死投入火中，又杀其同党200余人，万历帝得到奏报，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明史?宦官二?杨荣传》），

高淮，尚膳监太监，也就是御膳房的太监，后來出任辽东的矿税使，横行霸道，对巡抚、总兵任意呵斥，很多人起來要把他撵走，但是不行，因为他后面有皇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