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两 个 女 人 ----20

汪彩花在屋里等着司马儒和杨美芳的同时，也把蒲松山和司马儒作着比较。她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轻佻浅薄悍妇，也不是那种偷奸养汉，水性杨花的薄情婊子，自己是一个知疼知爱的多情女子。可这两年，跟那个不懂感情、没有作为、窝里窝囊的蒲松山绑在一起生活，真是委屈了自己。这么多年，她是靠着人生随缘，生来有命，富贵在天的信条来摆脱和排解自己心中的苦闷。自从见了司马儒，她就觉得自己心中的苦闷有了另一种排解的方式。

其实，汪彩花这样对待司马儒，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她说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反正就觉得司马儒这样的人值得她这样。这么多年，她觉得司马儒是唯一的能让她这样的人。

汪彩花，28岁，和杨美芳是十分要好的同乡。她和杨美芳同在浦阳市向阳乡竹岭村一个偏远的山岙里。山区的落后，使山里人都很难供得起孩子念书，一些农家的孩子也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而汪彩花的家里，生活水平要高出其他农户，家里不但能供起她念书，还打算把她送到城里去深造。当然，汪彩花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姑娘，不但长得水灵，学习也总是强于同村的其他学生。她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城里的高中的。她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出人头地，也算没愧对自己的人生。

可是，就在她一心一意学习的时候，改革大潮冲击了中国的整个社会，也把这个昔日宁静的小山村推到了商海潮头。村子里出现一股经商的热潮，不少人家的孩子不等初中毕业就辍学回家。回到家后的孩子们，有的跟着大人做买卖，有的自己筹措两钱儿，办起了私人企业。这样一来，不少人家买卖越办越大，企业越办越有规模，家家户户也越来越有钱，日子过得红火起来，都盖起了小洋楼，屋里也就应有尽有。

“彩花，我和你妈商量了，不想让你念书了。”这天，汪彩花父母在经过商量后找汪彩花谈话，父亲开口说，“你这一眼一顾的也看到了，那些没怎么念书的孩子，现在当个体户，都发了财，家家这日子过得也都不错，我看这生活好赖也不在念多少书。你也别念书了，回家帮家里做点事。就你这条件，不念书将来也能找一个象样的人家过上富裕的生活。”

汪彩花知道，是现在的环境，动摇了父母再供自己念书的决心。她真没有念够书，可她是个听话的孩子，同时，对社会上的事情也不十分懂，就听了父母的话，回到家里，帮助父母做了两年事情。两年后，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向阳乡枫树村的蒲松山。

蒲松山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就是凭借他一双灵巧的手，和他那爱钻研的脑子，办起了一个小型机械配件加工厂。开始，厂里的产品供不应求，他们家也就越来越富裕。等汪彩花和蒲松山确定了婚姻关系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那时，工业生产发展得特别快，产品工艺也越来越先进，他家的产品由于机械老化，工艺水平上不去而被挤出了市场。机械不顶用了，生产出的产品也没人要了，蒲松山不得不将那些机器连同生产出的产品当废铁卖掉。这一下，家里的那点资本都消耗殆尽，连下一步的出路都没有了。后来，经过朋友的指点，汪彩花跟着蒲松山来到了贵阳，学着那里的老乡做起了炒瓜子的生意。他们两人一直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到了贵阳，两人就以夫妻关系生活在一起。让汪彩花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蒲松山手巧，搞那些简单的机械加工可以，可做买卖他却是个大笨蛋。有一次，蒲松山一个跑到甘肃做买卖的同学，说帮助他收一些白瓜子，在价格上，给他点工钱就行。那时，蒲松山已不像先前那么富有，蒲松山把家里的钱都凑上还不到十万块钱。可要进一汽车的白瓜子，怎么也得十五万。没有办法，蒲松山出面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点，汪彩花也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些，凑到一起，才凑足十二万元钱，就给他的同学汇去了。汇去不久，蒲松山的同学就把两万多斤的白瓜子发过来了。看来两块多钱一斤的白瓜子，价钱倒是不贵，可打开瓜子包一看，就让蒲松山和汪彩花傻了眼。瓜子包的上面倒是籽粒饱满的新白瓜子，可是再往里，就全是些小的、捂霉的和瘪的陈年白瓜子。汪彩花一看就断定，这肯定是让那个同学给骗了。汪彩花哭着闹着让蒲松山到甘肃去找他的同学。蒲松山去了，可他的那位同学早已在人间蒸发没了踪影，上哪儿能找到人家啊，人家成心骗你，骗完了，人家还能不躲起来？蒲松山垂头丧气地从甘肃回来，钱没要回来不算，还搭一些路费，气得汪彩花几天吃不下饭，着实大病一场。打那以后，汪彩花不再让蒲松山参与买卖上的事，就让蒲松山在家搞家务，再就是给门面送送货。

其实，在汽车厂这个大院里，浙江人都是大老板。特别是那些个男人，一个个更能装屄。早晨七点钟，整个大院里的女人一个个挎着背包走出家门，一路叽叽嘎嘎地撒着笑声，仨一伙俩一串地到市场卖货去了。留下这些男人，成了留守部队。女人一出门，这些男人一个个手里端着高装玻璃茶杯，慢慢悠悠地从家里出来，凑到一起不是打扑克，搓麻将，就是天南海北地一顿胡侃神聊。他们基本上不干什么活，勤快的男子，有时上街买点粮米油盐。女人们在门面卖货，一去就是一天，午饭就要他们自己弄，吃的往往是早晨带出来的饭菜。除此之外，就是张弄炒货、进货，出货，往门面上送货。但是，这些活计他们是不伸手的，只是支嘴，叫一些重庆人干。在这个院子里，最苦最累的要数那些重庆人了。那些身材矮小的重庆人，文化水平都低，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说是四川人，再问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他们就说在重庆。其实，那时重庆早已划为直辖市，连这一点他们都不太清楚。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重庆最偏远的山区。他们抛家舍业的从大山里出来，给这些浙江人干活，整天的装车卸车。汽车厂的院里，一天要出出进进四、五百吨的瓜子、花生什么的，一伙人装卸一车货要一两个小时。除此之外，还要搬运、倒垛，一天下来，就累得精疲力竭。还有那些炒工，是专门给浙江人炒瓜子花生的。炒一包，浙江人给他们一块钱。又脏又累。有一阶段，重庆人嫌浙江人给他们的工钱少，就合计着不给浙江人干，集体罢工，要求给他们增加工钱。浙江人怕苦怕累，就对重庆人来软的，好吃好喝的恭敬他们。蒲松山家和人家比不了，汪彩花不愿支出这笔开销，更不愿让蒲松山在家里空摆那大老板的派头，更怕他在家呆着琢磨歪门邪道，就让蒲松山在家里炒瓜子。汪彩花让蒲松山炒瓜子，倒不是自己干呆着。她也不学别人家的女人。别人家的女人，从门面上回来，一吃完饭就成了另外的人。那些女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精神头，白天在门面上忙碌一天了，吃完饭了也不休息，凑到一起搓麻将，一搓就是半宿。第二天一大早，她们脸上照样涂着胭脂，穿上干净的衣服，仨一伙俩一串儿，唱着《我们流浪的蒲阳人》走出汽车厂大门，到门面卖货去了。她们感到这样过活很充实。白天挣钱，挣钱之外就是吃喝玩乐。而汪彩花就没有那么轻松，她感到精神上有着很大的压力。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她和蒲松山在一起，她要带头干。白天在门面卖了一天货，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开始生火，和蒲松山一起，炒出第二天要卖的货。烟熏火燎的一干就是大半宿，第二天，还要照常出门面。蒲松山家里有那么一间小库房，可没有资金去进那么多的货。而院子里的其他人家，家家都有库房，有的人家还不只是一个库房，甚至有几座库房。在这么多的库房里，总是存放着好多的货。你别看那些个男人一个个那么闲逛，可他们都不耽误自己的业务。他们的女人在门面卖货，也不单单是零售，还兼批发，如果有了大的客户，女人们就会一个电话打给家里的男人，客户就会找上门来。而那些男人们一个个都有手机，哪怕是在那里玩得正是兴头上，手机一响，他们就会放下手中的事，回他们的库房付货去了。蒲松山呆在家里，就没有人家的那些业务。他呆着就是呆着。开始他也曾和院子里的其他男人一起填大坑。有一回，他竟然输掉一百多块钱，汪彩花知道了后，气得甚至打蒲松山，连哭带闹直到蒲松山告饶才肯罢休。打那以后，蒲松山不再去和那些人玩牌，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后来有一件事情启发了蒲松山，有一个老乡家里的风车坏了，知道蒲松山手巧，让他帮忙修一修，他就很轻松地修好了。这件事引起了蒲松山的一个想法，这要是做风车不也能挣钱吗？于是，他到街里买了锛刨斧锯家什，并扬言谁家要是想做风车，就带料到他那做，手工费三百元一个。这就有不少人家找上门来让他给做风车，蒲松山也确实挣了一笔钱。可是风车是个耐用的东西，各家都做了一茬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他做了。他又成了一个大闲人。

有一阶段，汽车厂被媒体曝光了。说是厂院里住进一大批外地人，家家都做瓜子生意，整天炒瓜子，用炉子烧煤，把汽车厂的周围搞得乌烟瘴气，还有火灾隐患，要是失了火，在汽车厂院的东南角还有一座煤气供应站，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媒体一曝光，公安部门、消防部门、环保部门都来了，三令五申，让汽车厂督促这些业户使用电动或天然气炒瓜子。这又一次启发蒲松山做电动瓜子烘炒机。他就向汪彩花要钱，买了不少的铁皮和一些大小电动机，在家里开始钻头不顾腚地做起了烘烤机。谁知道那些业户嫌用天然气太贵，也嫌电动干炒机不如炉子省事省钱，都不买他的帐。一些大的业户又是托人又是送礼，最后只是象征性地交了点环保费，使这件事慢慢地不了了之。这样一来，可把蒲松山害得不轻，几千元钱的原料钱白扔了。汪彩花欲哭无泪，就认准了和蒲松山过日子，苦日子还在后头。从此，汪彩花总是看不惯蒲松山，甚至连和他见面都不情愿。

此时，汪彩花倒是盼着蒲松山从外面回来。不是为了别的，她是盼着蒲松山把司马儒和杨美芳领回来。

时间已是晚上六点多钟了，往天的这时，蒲松山早已做好了饭，自己也已从客运站市场回来了。要是以往，今天晚上还要贪黑炒瓜子，可他们怎么就不回来了。其实，汪彩花并不在乎蒲松山怎么的，也没想杨美芳是不是刚来贵阳，她唯一惦记的倒是司马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可还看不到司马儒回来的踪影，这使汪彩花如坐针毡，她恨不得马上见到司马儒的面。她起身走到窗前看了看窗台上的闹表，已经是六点四十分了，也没听到司马儒回来的动静。她重新走出房门，向着厂院的大门望去，她一眼就见到蒲松山了，杨美芳也跟在蒲松山的后面，可是她并没有见到司马儒，这使汪彩花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情绪也一下子消沉了下来。她甚至是哭着返身推门回到了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