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中 (2)

五是“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即以三民主义及其观念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为贯彻这一治军思想，蒋介石效法苏俄红军在军校和军队中普遍设置政治部和建立党代表制度。蒋介石讲：政治部的任务是负责“主义上的训育和智育”；党代表实施政治训练，“使一般官长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结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为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曾表示坚决实施党代表制度，他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正因为如此，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呈请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代表。各级政治部与党代表的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胜利。

从上可以看出，黄埔训练时期的蒋介石，其治军思想是系统而又丰富的，其治军活动是勤奋的，这为他个人政治、军事上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治军思想，在不久的北伐战争中进一步得到实施，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政变后，蒋介石逐渐抛弃先进、科学的治军原则，掺入了法西斯式的治军思想，把国民党军队培植成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蒋介石的政治思想表现比较中立。

一是在联俄方面。蒋介石在军校创办后相当一段时期，是能够以较友好的态度同苏俄顾问相处的。他多次请鲍罗廷到军校演讲，公开宣扬孙中山对他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逝世后，蒋公开宣称“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精神不死！”在军校，他对苏俄顾问的建议，“几乎无条件地采纳”，“不加反对地赞同”。特别是对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更是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两次东征中一些主要战役、战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都同加伦等顾问商议过。加伦等指出他的命令有错、指挥失误，他也能加以纠正。蒋介石还针对右派分子所谓国民党受鲍罗廷“指挥”的论调，进行过驳斥。这些表明蒋介石当时对联俄政策的公开姿态是很高的。

二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对中共选送到军校工作、学习的大批党、团员，总的来说能够予以合作，有的还委以重任，提到重要的岗位上；对共产党人的负责精神和工作成绩，也往往给予好评。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成为军校工作最出色的一个部门。蒋介石对政治部总的说是支持的，能够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蒋介石很重视党代表制度，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制度”。此外，蒋介石还允许共产党人主持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的工作。蒋介石不仅任用了共产党人，而且还同某些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他把蒋先云、李之龙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看做“最得意的学生”和“我的好学生”。他对共产党人的诚恳作风和工作成绩也给予过好评。

三是在对工农运动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工农群众大力支援东征、南征曾予以较高的评价，并在某些方面给予过一些支持。蒋介石允许由共产党彭湃主持的农讲所的第一期学生“来黄埔受军事教育三个星期”，以后各届也由军校负责训练。1924年冬，广宁农民被民团地主围攻残杀，“廖党代表与蒋校长派学生十二名，各给驳壳枪一支，星夜驰往救援”。两次东征中，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枪械武装农会、农军，这都得到蒋的应允。

四是蒋介石对右派分子的活动，也作过一些压制。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制造事端，攻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1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共示威游行，蒋介石在汕头得知消息后，“连夜严电阻止”。蒋介石还斥张继、谢持、戴季陶等为“反革命”，说他们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并不是真心实意实行三大政策的，他为了军校的训练和取得苏俄的军援，给苏俄顾问以礼待，但他内心对苏俄是有戒心和不信任的。他既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害怕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过份壮大得，因而采取了提防和限制的措施。他对军校师生支援工农运动是有顾忌的，对“孙文主义学会”上实际上还是偏袒的。蒋介石这一时期同共产党的合作是有限度和不真诚的。

蒋介石在出任初期的积极表现，不仅实现了取得苏联、中共以及其他派别势力的信任的愿望，同时正是这种一心进取，满腔热血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加深了蒋介石在学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赢得了很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仰，最终在学生中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再加上蒋介石自己刻意的、主动的接近和笼络，很快，黄埔军校就成了蒋介石的个人财产，“家”天下了。

3．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先后经历了广州、南京、成都及台湾凤山等几个发展阶段。

从1924：年5月第一期起到1950年3月最后一期学生在西昌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消灭，总共有23期学生。

广州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4年6月——1926年1月为军校初创阶段。军校开办了3期，还增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军校第一期仅有步科4个队470人，后来从军政部陆军讲武团等单位找来一批学生，编为6个队。军校原定修业期一年，后因革命战争急需人才，缩短为半年修业期，日夜加紧训练。从1924年8月1日第二期学生450人开学开始，军校由单一步科增为步兵、工兵、炮兵、宪兵、辎重5科。同年10月、12月，先后创建了教导第一、第二团，直属校本部为校军。初创阶段仅一年半时间，共开办了3期。在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下，军校办成了初具规模的军事干部学校，为国民革命军培养输送了近三千名毕业生，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建设和两次东征。1925年12月18日，在潮州城李家祠增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学生与入伍生共有728多人，各编为3个队。第一期学生于1926年6月1日毕业，同年12月第二期学生毕业后，潮州分校即行结束。

第二阶段：1926年2月——1927年4月为军校健全与发展的鼎盛阶段。1926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培养革命急需的军政人才，议决改组黄埔军校，把各军自办的军校归并入黄埔军校。3月1日，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校长仍为蒋介石，党代表为汪精卫。学校除原来的政治、教授、训练三大部外，其他部门改部为处，另外增了副校长李济深，以及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械处、编译处、兵器研究处和高级班共5部6处1班。除前已增设的潮州分校外，1926年春至1927年2月，又增设了南宁、长沙、武汉3所分校。在这一阶段，学科方面从军校第四期开始，新增政治、交通、航空、无线电和骑兵5科。学生分为学生队、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5种，总人数仅校本部就激增到两万多人，成为组织严密的庞大的军事教育机关。除各省的革命青年外，前来投考军校的还有爱国华侨和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进步分子。因此，改组后的黄埔军校，被人们誉称为“东方的红军”、“国民革命的中心”。

南京时期。1928年3月6日，原在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大部分迁到南京，重新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由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等组成，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其中出任教育长的将领中，何应钦任过一年余，自蒋桂战争起到1937年初，一直由张治中出任，后由陈继承接替。1933年起，学校恢复校长制，由蒋介石自兼校长，实际事务由教育长兼任。军校招生从第7期至12期。学校自第8期起，增设高等教育班、军官补习班、军官训练班，并受航空委员会、海军部、军政部的委托，代训空军、海军、军需、军医、工兵、测绘等学生，其中空军学生后单独成立空军营。在这一时期，南京政府为实现军事教育正规化，成立了一批军校，但却不如陆军军官学校。

成都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大后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往成都。校本部在位于北较场的原成都分校办公，学生分住西较场、南较场、皇城遗址、西草堂、青羊宫等地，一度取消总队制，按驻地分为4个督练区。恢复原高等教育班，增设军官教育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射击训练班、技术训练班、特务长训练班等。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时，又代训青年远征军教导团两期。学校领导机构扩大，增加校务委员唐生智、程潜、白崇禧、邓锡侯、龙云、余汉谋、陈诚、张治中等人，到1943年万耀煌出任教育长。

1946年初，学校最后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4月，学校由本校一期生关麟征出任教育长，第二年底蒋介石免兼校长，关升任校长，由黄埔毕业生任母校校长，仅历20年，可见黄埔系升迁之快。1949年3月，关麟征升任陆军总司令，同为黄埔一期生的张耀明继任校长，不过他只是个“送终校长”，任期不到1年，陆军军官学校即从大陆上消失。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时，陆军军官学校的最后一期学生——第23期的三千多名学生随胡宗南去西昌一带固守，除投诚、被俘外，全部被歼，至此，军校覆灭。

黄埔军校培养了中国军队中的一个系统，即黄埔系，他是国民党内以黄埔军人为主体的一个派系，蒋介石是黄埔系的领袖，黄埔系是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蒋介石靠黄埔系起家、辉煌，黄埔系成员靠蒋介石晋升、发达。

黄埔系可分为两部分，黄埔教官和黄埔学生，在蒋介石掌权之前和初期主要依靠黄埔教官，训练学生，当做后盾。之后，蒋越来越重视和扶植黄埔学生。黄埔系有所谓“八大金刚”，而其中代表人物有3个，这就是黄埔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后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陈诚，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的胡宗南。

黄埔系在国民党军政界可谓将星闪烁，冠盖云集。从军衔上看，一级上将何应钦和陈诚，二级上将刘峙、顾祝同和蒋鼎文，中将加陆军上将衔张治中、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黄埔教官中，所任的要职有侍从室主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徐州“剿总”空军总司令、国防会议秘书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当局“副总统”、“行政院”院长。黄埔学生中，担任兵团司令以上将领的有百余人。

更有一些有志青年来到军校后，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和主张，在国共两党分裂后，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中，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军队内的黄埔军校前6期师生，有3人先后出任新中国的国防部长、有3人先后出任总参谋长、有5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有3人被授予大将军衔。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也很多。

无论最终的去向如何，在黄埔建校初期，这些黄埔之子都是黄埔学校现代教育的受益者，黄埔初期事业和所获荣誉都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

二、平定商团叛乱和第一次东征

1．黄埔校军出发平叛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东革命政府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工农运动有所发展，国民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但，广东革命政府却遭到了商团的严重挑战。

广州商团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是商人的武装自卫组织，其宗旨是“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其首领是陈廉伯和陈恭受，他们与地方势力和帝国主义关系密切，面对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他们竭尽破坏之能事。

1924年8月初，孙中山获悉广州商团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协同陈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商购得大批军械——长枪九千余支，由一丹麦货轮秘密运往广州，立即指示廖仲恺、蒋介石进行查处。

1924年8月9日夜晚，蒋介石在接到孙中山饬其侦缉广州商团偷运枪械的命令后，即派遣永丰、江固两舰出巡盘查。翌日清晨，在白鹅潭附近，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鬼鬼祟祟地驶来。蒋介石立即下令江固舰截获哈佛号，扣下船上所运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