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 (3)

7月27日，一封加急电报从北平发往南京。宋哲元向蒋介石报告称：“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事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与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这一天，蒋介石也终于彻底摒弃了“缓战”、“避战”之想，他明确指示宋哲元务必固守北平、宛平各城，同时调集大量中央军北上支援。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从此“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此时，二十九军将士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已经开始了全面的抵抗。据南京派驻北平的代表报告称：“和平已绝。宋及二十九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皆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指何应钦）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北来。”遗憾的是，仓促之间，哪里能调集大量的战斗机北上，况且，北方的机场年久失修，即使有大批飞机北上，后勤也没有保障。

28日，北平大战开始。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

28日拂晓，北平城外南苑，约40余架日军飞机对二十九军司令部进行了轮番轰炸。在飞机配合下，日军约三千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守军阵地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不久，南苑失守，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多名高级军官壮烈殉国，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同时，西苑、北苑也在日军猛烈攻击之下。由于没有巩固的防御工事，且通讯设备被炸毁，中枢指挥失灵，战场一片混乱，二十九军的抵抗迅速被拥有优势火力的日军所击破。

当天午后，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退守保定，而以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在当地。宋哲元与秦德纯则于下午9时离平出发，前往保定。继之，第二十九军官兵也在夜半怀着悲愤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古城北平。

消息传来，蒋介石心头腾起一股无可言状的悲哀。初战就如此之快地损兵折将、失地陷土，看来，这场无法避免的较量对中国来说是艰险重重啊！不过，对北平的沦陷，蒋介石似乎早有预感。他在北平失陷当天的日记中说“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此时，在天津方面的中国守军更是陷入了重围。面对合围而来的优势日军，中国守军为避免全军覆没，先行发起了进攻，拼死一搏，谋作最后之抵抗。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所率领的部队，于7月29日中午前，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一度夺回为日军所占据的飞机场及火车东站、两站，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之下，不得不于次日放弃了天津。

此役中，为了摧毁敌人的窄中优势，部分守军携带汽油冲进东局子机场。天不悯人，他们的火柴被汗水浸湿，没能及时点火。在日军的反扑下，战士们用刀和手榴弹与日寇展开了搏斗，虽然勇士们无一生还，他们硬是摧毁了10多架日机。

二十九军在北平、天津的战争中，伤亡官兵超过五千人。

随着居于河北心脏部位的平、津重镇沦陷，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新闻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得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困难。”

2．全体起立，赞成对日作战

日本人并不满足于占领平津，他们要乘胜追击，妄图占领整个华北。

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向河北、察哈尔不断增兵，以图挽回局势。他将驻扎绥远省平地泉的第十三军移驻察哈尔省要冲张家口，其所属八十九师主力则于8月6日从为北平北方大门的居庸关越长城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

在孙连仲指挥之下的二十七师，则于8月10日挺进到北平西南方5公里的窦店，由南而北逼近北平。

空军也于8月21日完成河北作战的准备。

不过，平津失陷毕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一抹浓重的阴影。虽然时局更加灰暗，但是蒋介石清醒地意识到，绝对不能因此影响军队的斗志。为鼓舞士气，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华北的战事进展也使得蒋介石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结局的。仅仅鼓舞军队的斗志远远不够，还要坚定民众的信念。华北不会是最后的战线，要准备打一场全国性的持久的战争。为此，8月1日，蒋介石出席南京中央军校扩大纪念周时，作了题为《准备全国应战》的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上周我们国家遭受了非常之大的耻辱，我们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要拿上周蒙耻受辱的经过，作为今后奋斗牺牲的教训。”这个耻辱就是日军侵占了平津。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耻近乎勇”，蒋介石要让所有与会者、让国人明了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以之砥砺志气，奋发图强。

此次平津战争，我们佟副军长和赵师长督战阵亡，其余旅团长以及下级官兵战死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统计，但至少总在三千以上。似此战争不到两天，我们廿九军及各保安队官兵殉国的有这样多，实在是忠勇壮烈，但战争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讲信义，我们平津一般将领受了敌人的欺骗，以致缺乏准备，没有作战决心。

“这是我们最可痛心的一个教训。”对此，蒋介石强调要迷途知返，一心抗战：“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

就怎样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提出了几点希望和要求：第一，要有作战的决心。“大家要知道这次战争，就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人人要救国自救死里求生的唯一最后的战争，我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官长士兵和全体民众，抱定牺牲决心，同仇敌忾，抗战到底。”

第二，要有充分的准备。“现在敌人侵略我们，如果我们政府人员都有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必不得逞。反之，如我们准备不够，甚至毫无准备，则战争必归失败。我们在平时要有准备，到了非常时期，尤其要有准备，全国军民以及一般公务人员，人人要负责尽职，尽量准备，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一切工作要快速要紧张，一天要当作两天用，一分精力要有十分精力的效果，才能够充实抗战的力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三，要有整个计划。“人家以整个计划，发动整个部队来攻击我们，我们却以一旅一团去零零散散的对付它，因此我们要遭敌人各个击破，归于失败。”

在讲话的最后，蒋介石重申：

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特别邀请了正在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甚至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最后，主席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赞成对日作战，显示出一种同仇敌忾、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

已经在失土丧权的屈辱中痛苦地煎熬了整整六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决定对日作战了。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八一三的战火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迅速燃起，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三、艰难的举国西迁

1．淞沪危急，国府迁渝

几月来的经历，南京城里的市民已经习惯了在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中东躲西藏。看多了血肉模糊一片狼藉的场面，虽然时常也情不自禁地流下悲伤的眼泪，但已没了最初的悸动。兵荒马乱的时月，人命比纸还贱，老百姓最清楚这一点，在近代历史上，古老的石头城也不知见证了多少的血腥的屠戮。蒋介石宋美龄招待外籍新闻记者但是现在的南京毕竟不同于当年，这里可是中华民国的堂堂首都啊！小日本也真是欺人太甚了！当愤恨充满了胸膛，死亡对人来说也就不再是一种恐惧。烽火连三月，东边的战事还在继续，进展似乎不是很妙。是啊，好长时日已经没有看见有国军途经这里去增援了；长江上却多了无数树枝、茅草掩盖着的小木船；去上游的船票、车票也越来越难买了。守军败退、政府将迁地办公的传言开始多起来。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骚动了一天又复归冷清的石头城，中山号舰船上的官兵还在忙碌着，附近的陆地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行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人在军警的护卫下，匆匆的走来，被迎上舰船。上船的那一刹那，一阵江风吹过，这行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1月的南京已经能感受到冬的寒意了。晓雾初开，晨光羲微，中山号起锚溯江西航。一位年近70的老者，不顾江风的寒冷，执意站在甲板上，满怀留恋之情地望着南京城渐渐远去。唉，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凯旋而归啊！“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昨晚的紧急会议上，蒋委员长宣布了他们俩议定的迁都方案，那是迫不得已的举措！是啊，委员长说得有理，“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口密集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一·二八迁都，我也是亲历过的，没想到还有第二次，日本人真是过分啦。“一定要支持委员长坚持抗战，不成功便成仁，堂堂中华岂能任人欺凌！”一股豪气勃然而起，一扫先前的凄凉怅惘之情。这位烁烁老者就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中山舰载着他和第一批迁移人员正是开往战时的首都重庆的。一场政府机关的大转移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历史记下了这一天，1937年11月17日。为了化解中国军队在北方平原作战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利的因素，转劣势为优势，更为了把日军的进攻方向导人预定的国防战略，蒋介石接受部下的建议，集重兵于淞沪，先发制人，引敌由东向西进攻，造就以逸待劳聚而歼之的局面。相对来说，这对中国军队是比较有利的。只因战局在进行中突变，从日本本土及台湾抽调来的日军10余万人组成第十集团军，乘我军换防之际，在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上海的中国守军，战局突变，军情危急。如何应对这个可能致命的失误，需要以变应变。

统帅部立即决定，继续引敌由东向西，国军主力仍向浙西、皖南转移，准备依托近年来修建的长江防御工事迎敌。但此时从华北抽来的日军第六师团在白茆口登陆，与从杭州湾登陆偷袭迂回之敌形成对上海的合围。几十万中国军队如何撤出，又只能随机应变了。基于“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诱敌主力于该方面”之构想，统帅部安排了旨在掩护撤退的南京保卫战。

蒋介石定下对南京“短期固守”方针的同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既作短时间守城之望，则不必将全部之基干部队，全部牺牲，须预为撤退之掩护。”“若是迫不得已放弃南京时，各防守部队撤退，得有掩护。”显然，南京城的放弃、失陷，在蒋介石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事实上，自1932年底从洛阳迁回南京后，对于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的安全问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直有所考虑，对于非常时期政府的迁都之举，也时有筹划。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有关总动员计划时，就拟有非常时期把政府迁移到株洲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