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古代战争概况(1)

有人问哲学家：“什么是战争？”哲学家回答：“战争就是用牙齿解开政治上的结，当舌头无能为力的时候。”战争，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阶级社会的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切之间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它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

战争并不是从人类社会的开始就有的。从形成原始群这个人类社会的雏形起，到逐步进化为血缘家族这个人类社会最早的组织形式，再过渡到出现母系氏族公社这个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集体居住，共同采集、狩猎食物，平均分配共同获取的有限的食物，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发生战争。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开始进入母系氏族阶段，由几个氏族或胞族组成部落。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称、方言、宗教、习俗和生存活动的地域，并把这种地盘上的天然资源视为自己的东西。各部落继续过着太平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部落的扩大，便需扩大生存、采集、狩猎地域。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河流、森林和扩展生存地域，开始发生了武力冲突，从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部落联盟，是这种战争的产物。这种战争，与阶级社会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具有政治目的，没有阶级对抗和奴役的性质。战争中的俘虏，不是杀掉，就是吃掉，或是用于祭祀，后来才用作劳动力。战争通常是以一方部落被消灭或被驱走而告终。

战争的发展，防卫的需要，促使城邦（小国）的形成和城市的发展。世界上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耶利哥城，建于公元前7350年之前，面积约4万平方米。到公元前5400年，已有占地13万平方米的城市。中国发现，在6000年前，在郑州、赤峰等地区有44座石城遗址，最大者占地10万平方米。原始社会末期的征服、统一战争，加速了原始公社制的解体，促进了奴隶社会和国家的产生，使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阶级社会，产生战争的根源，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反动的政治统治和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冲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阶级、国家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奴隶社会以来发生的战争，彻底改变了原始社会的战争性质，使战争开始转变成政治的工具，成为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切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从而出现了掠夺和反掠夺、压迫和反压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这类战争，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在阶级社会里，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都是由战争根源派生的。国家、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各相互之间直接引发战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的有，政治矛盾、经济利益冲突、********、宗教矛盾、争夺势力范围、领土争端、意识形态斗争、边界纠纷、争夺战略资源产地、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因素，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常说的战争动因。只有在世界上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才能消灭战争根源。

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是由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的。正义战争包括：奴隶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阶级解放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反侵略战争、自卫战争，等等。正义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与此相反，非正义战争包括：争霸战争、反革命战争、殖民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等等，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反动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战争。

新石器前期中国各地的先民们，已经先后完成了由果食经济向产食经济的过渡，出现了一系列长期、稳固的农业定居聚落。进至距今约5000年时，中国社会的部落、氏族社会演变为部落联盟和酋邦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帝”时期。从文化遗址数量的增多和聚落内住房的扩展来看，反映了五帝时期社会人口密度已较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大量增长，迫使人们加强生产，由此导致各氏族、部落之间为争夺生产资源而相互攻击和掠夺。这种掠夺性的战斗行动，巳和过去因血缘复仇等原因发生的战斗有了质的不同；而且，由原始氏族相邻聚落间的小规模战斗，发展为部落群体（部落联盟、酋邦）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进行的大规模战斗。这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战争已经开始萌发了。这种原始战争，有的规模较大，如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等，而且日见频繁和激烈。

“五帝”时期战争应为中国战争的源头，主要根据有三条，实际上这也是原始战争的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是有了战争专用的石制兵器。为了提高部落成员的战斗力，根据多次战斗实践的经验，对过去既用于战斗又用于生产的工具，进行改造，使之更加适合于战斗，于是专门用于战斗的石制兵器就应运而生。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龙山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一前2000年）等各处遗址中，已出土了多达效千件的石兵器。其中有直接杀伤敌人的石钺、****、石矛等和间接杀伤敌人的木弓和带骨、石簇的木箭以及飞石索用的石球等。其二是有了脱离生产的军队。“五帝”时期，部落联盟和酋邦领袖已经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为了保卫领袖的安全、维持共同体内秩序和便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战斗，领袖身边都有了由部落勇士组成的“营卫队”，营卫队的人员数量虽少，由于他们脱离了生产，平时担任守卫工作，战时负责组织部落成员进行战斗，所以实质上已成为专职性质的军队。其三是有了早期的军事防御工程。为了保卫本氏族、部落的安全和防御敌人的突袭和掠夺，最初仅靠住地外围的壕沟。随着战争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原始弓箭的性能有所提高，壕沟已不能有效地防护成员不被箭矢杀伤，于是人们采取了挖凿重壕和修筑围墙的措施。当战争进一步发展为经常性的社会活动时，围墙也进一步发展为城堡。这种工程浩大的城堡，不仅能起到遮蔽、障碍的作用，而且可以在城上机动、观察、指挥和发射弓箭、投掷石块进行战斗，已经初步具备了战备筑城的性质。原始作战的方式，极为简单，参战的部落成员在领袖及营卫队骨干的带领下，手持木石兵器，各自为战地与敌人肉搏，主要靠人员多少、体能强弱和勇气大小决定胜负。

奴隶战争向封建战争的转变

公元前2070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统一国家夏王朝正式建立。经过夏、商、西周三代1300年的时间，奴隶制社会的战争形态逐步形成。军队从步兵发展为车兵，由临战征召的民军发展为常备军；军队装备由石兵器发展为青铜兵器；设防城邑由独立单元的格局发展为以国都为中心的作战体系；作战方式由群体格斗式的步战发展为密集方‘阵的车战，并出现了萌芽状态的战略、战术思想；战争理论也开始形成。进至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由分裂向统一发展的大动荡时期。诸侯割据，兼并不已，战争频率急剧高升，从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的550年中，发生较大的战争600多次。战争规模更是不断扩大，不仅战场幅员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参战人员多、杀伤损耗大。如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之战，魏国动员全国力量，号称大军十万，结果全军覆没；又如公元前284年的济西之战，燕昭王率领举国军队，连下齐国都临淄等七十余城。特别是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集军杀死赵军达45万人之多。这时的战争，已发展为很大的规模了。

由于战争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各国统治者和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无不注重研究战争，改革军事，致使这一历史时期的战争，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并且有了整套军制建设。

兵役制度由民兵制发展为征兵制，农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领导体制由文武不分发展为文武分职，军事自成系统。军事人才的使用上，也由贵族垄断军权发展为任用士人为将，许多名将，如吴起、孙膑、白起、廉颇等，均出自士的阶层；各级军官的升用，也多是来自有战功的士兵。军队有了固定的编制，并出现了按特长编组、训练，享受特殊优待的专业部队。

军队组成由步、车两个兵种发展为步、车、骑、水四个兵种。随着作战地域的扩大和经济、科技的发展，近海傍江的国家开始水上作战。出现了专用于水战的战船、兵器、战法和专职水兵，成为能单独执行战略、战役任务的新兵种。如公元前485年的吴齐战争，吴军舰队曾渡海至山东半岛作战。与草原地区游牧族接壤的赵国，为了与骑兵为主的游牧族作战，在原有骑兵小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独立的骑兵兵团，使军队的战斗力、机动能力和适应各种地形、敌情的能力大为增强，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冶炼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春秋时的青铜兵器在适用性、杀伤力和制作工艺上均已达到顶峰。如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等，埋藏地下2000余年，出土时仍锋利如新。至战国时，比青铜兵器更为锐利、坚韧，杀伤力更大的铁制兵器，逐渐较普遗地装备于军队。射程、杀伤力和命中精度都较弓为强的弩，这时也已装备军队，从而使战车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上升为军中主兵。

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一场战争要在同地区连续进行若干次战斗方能决定胜负，于是人们开始认识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同时也认识了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动。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就是运用外交手段，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转变战略形势最后获得胜利的。这次作战，开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兵行诡道的先河。

战斗队形由一单元密集方阵发展为多单元的方阵，能较灵活地变换队形。随着作战指导思想的转变，战术运用有了极大的发展。由“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的直线缓进、正面相攻的战法，发展为机动性强的多种战法。迂回、包围、追击、奇袭、伏击、江河战斗及使用预备队扩张战果等，均已成为常用战法。城池攻守作战的战术、技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墨子>中<备城门>等11篇所记城市防御体系和城池筑城体系：工事设施、障碍配系、守城战具、兵力部署和针对攻城战法提出的守城战法等，整个冷兵器时代，没有超出战国时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