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侠的起源与发展流变(1)
古侠的起源
侠客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自其诞生以来，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他们是乱世风尘中的强者，是不受欺凌、血气方刚的人世英雄。事实上，侠客形象不完全是人们的幻想和臆造，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光照千古的侠士，他们孕育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土壤之中，扮演着“赖力仗义”的社会角色，演绎着中国人的梦想与荣光。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较早论及“侠”的是《韩非子》一书，韩非在该书《五蠢》篇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崩分瓦解，政局动荡，人心思变。列国之间政令不一，相互兼并，弱肉强食。在这样一个需要公道和正义的年代里，游侠应运而生，横空出世。在当时，中国正经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周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已名存实亡，诸侯称雄，为争权夺利而战乱不止。旧贵族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不少人穷困潦倒，流落他乡，东奔西走为封建主效劳。另一方面，此时在学术上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儒、道、法、墨各派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各自提出一套治愈社会混乱的药方。如儒家提倡用圣王之道治国；道家推崇无为，要求取消一切政治、社会制度；法家强调法治，主张用惩罚手段来制止犯罪；墨家宣扬非战和兼爱。这些思想家忙于互相争论，力图把封建统治者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而游侠则直接地将正义付诸行动，只要认为有必要，就不在乎是否合法，就敢于动用武力去济贫扶困。他们的动机往往是利他的，并且勇于为了原则而战死。中国游侠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关于侠的起源，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起源于历史上诸子百家中的某一流派，有人认为源自某一社会阶层，有的认为来自社会某种职业的人。主张侠起源于儒者提出：儒家提倡勇的人格，勇是君子必备的品质。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具有“勇”的精神的人是无所畏惧的。这也是侠所认同的精神品质，在行为方式上刚毅勇猛，除暴安良。
事实上，在先秦时期，儒家涌现了不少武士和具有侠客气质的人。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子路性格粗豪，喜好勇力。在穿着 打扮与行为方式上也颇具武侠的风 度，他头戴雄鸡冠，佩带公猪皮， 以力欺凌孔子。后来孔子以礼来慢 慢引导和教化子路，子路拜于孔子 的门下。子路在卫国孔悝家任邑 宰，在主人面临危难时，舍身相 救，赴义而死。此事在《左传· 哀公十五年》中记载详细：卫太 子蒯聩欲复国，与其姊卫国权臣孔 悝之母定计，入孔悝家中，把他逼 到了墙角处，强与订盟，并劫以登 台。子路闻此消息即欲人孔府解 救。遇同门大夫子羔，子羔告诉他 府门早已关闭，来不及了，不要去遭受祸难。子路决意前往。子羔劝 他，去则有极大的危险。子路说 道：“我既食人家的俸禄，则不应 当躲避祸难。”他来到孔府大门 口，又拒绝了把门的公孙敢的劝阻，闯进府去，见太子还坚执孔悝不放，就说：“太子无勇，倘若火烧高台，未及过半，必会放了孔悝！”太子听了这话很害怕，命手下石乞等人下台斗杀子路。子路来得匆忙，未穿甲胄，被他们用戈击中身体，并被斩断了帽带。子路临死前，神色不变，说：“君子死，帽子不能除掉”。然后结好缨带，安然死去。子路见义勇为，奋死救主急难的行为表现出一般侠士行侠的共性，而死不免冠的行为又表现出儒门之侠所独有的风格特点。
《孟子·公孙丑上》里的北官黝也具有侠的勇武气质。他认为涵养勇气，要不怕痛、不惧死；肌肤受刺而毫不颤动，双眼被刺而目不转睛。但尊严是第一位的，即使只是遭受一丝头发那样的委屈，也如同在闹市中被人鞭笞一样，难以容忍。小民匹夫和万乘之君不能收买他。刺杀国君就像杀死一个平民百姓。无论对方的贵贱尊卑，只要自己受到损害，必然睚眦相报。北宫黝的性格与后世的侠客如出一辙。
儒与侠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有不少互通之处。古代侠客一般都崇尚“义”，以“节义”作为立身之本。正如唐人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所说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侠”与“义”是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离的关系。侠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义”的尊严，甚至可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样，在儒家看来，“义”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它是与人交往的最高原则。孟子认为，当人的生命与“义”发生冲突时，应该“舍生取义”；孔子把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章太炎在《检论·儒侠》中主张“以儒兼侠”，侠、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儒者的“义”表现在“杀身成仁”，他们“除国之大害，扦国之大患”，能够铲除国家的危难，抵御国家的祸害。
墨家与侠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两者在思想观念、行为特征上非常接近。鲁迅先生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有危险。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首先，墨与侠在思想上的联系十分紧密，墨家的道德信条与侠的正义原则是相通的。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出身贫苦，曾自称“贱人”，“北方之鄙人”。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不久就认为儒家繁琐的礼节烦人害事，弃之不顾，转而向大禹学习，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家提出“任”的观念和主张。《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把“任侠”的精神实质概括为“损己利人”。进一步，墨子又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所谓“任”，就是为了解救别人的急难，不惜去干己身所厌恶、对己身不利的事情。这种主张也是侠者所遵奉的观念。《史记·游侠列传》中阐述侠的精神特质时说：侠“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见侠与墨均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品格。
墨家认为人应当有忧患救世的精神，倡导“义”的理念，提出“万事莫贵于义”的观念。在墨家看来，“义者，正也”，认为利人就是义，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就是“行义”。侠也是这一观念的实行者，他们以义为立身之本，仗义疏财、羞伐其德；见义勇为、视人如己。这其实与墨家的“兼爱”思想是相通的。墨子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这就是说，救人急难，济人困厄，不是看他将来对我有什么用处，而仅仅是因为他需要救济，也就是爱无“差等”。墨子的上述观点对游侠思想影响很大，它提升了游侠的思想境界，使之一改逞勇好斗的肤浅、偏狭的侠义观，提倡任侠敢死，匡扶天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义勇精神。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墨子有一个学生，叫胡非子，设课收徒，批评无原则地打斗。楚国的屈将子，好勇，听说这事，就带剑把他劫持了，说：“听说你非斗，而我则好勇。你给我说说，说得有理，我就放了你，说得不好，你就得死。”胡非子就跟他说：“勇有五等，你好哪一种？”胡非子一一列出了五种勇，先说四种匹夫之勇，然后说君子之勇。胡非子说：“齐国想吞并鲁国，把它作为齐国的南部地区。鲁庄公急得三天吃不下饭，有个叫曹沫的人，却想办法在军中把齐桓公劫持了，说：‘请您退师，不然的话，就请您允许我切断您的脖子放血。’齐桓公吓得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了。曹沫不是什么大人物，可他不怒则已，一怒，就勇退‘万乘之师’，救了‘千乘之国’，这样的勇，才是君子的大智大勇，才是最高贵的勇。你好的是这种勇吗？”屈将子听后，大受震动，解下佩剑，脱下高帽，请求胡非子收他为徒。
墨与侠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他们均以武立世，产生了团体之侠。墨家有很多擅长打仗的专家，专事武力攻伐，以武士团体为基本组织方式。墨家群体组织严密，这个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墨子是第一任巨子，第三任巨子是孟胜。此外还有禽滑厘、田襄子等人，都曾是集团的首领。其中孟胜的事迹很值得一提。孟胜与楚国阳城君非常要好，并替他负责城防。恰逢楚悼王死，楚国遭吴起之难，阳城君乘乱逃亡。当时大兵压境，情势危急。孟胜对弟子们说：“我们肩负着替阳城郡守城的重托，与城共存亡是我们的使命。如不能坚守到底，当以死相拼。”弟子徐弱问：“我们要是都死了，墨家不就后继无人了吗？”孟胜说：“我与阳城君有师友之情，我若不在此献身殉义，将会玷污我们墨家的信义和荣誉。我们在此英勇献身，正弘扬了墨侠之义。我将派人把巨子传给齐国的田襄子，墨家是后继有人的。”徐弱听了孟胜的话，立即表示：“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先死，当先开路。”事后，随孟胜死难的墨家子弟有一百八十三人，还有两位到齐国传巨子于田襄子的使者，亦不听新巨子的劝阻，返回楚国殉难而死。
关于游侠的缘起，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某一个阶层。冯友兰认为侠起源于士。士原本为奴隶制时代宗法贵族等级系列中最低下的一个阶层。他们有自己的田产，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能文会武，士一般在王室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各类职事官，其中不少人从事武士职业。在春秋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中，随着宗法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松动，士阶层发生了分化。所谓“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关于武侠首先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说法，不难从诸多的古代典籍中得到证明。古代所谓“士”，一般指称武士，其中许多“士”战时执干戈卫社稷，平时为卿大夫家臣，很难区分文武。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就认为古代库、序、学、校等都是用来肄射习武的。杨宽论证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御”为主。这些都说明西周时的武士和文士并末分离。
春秋末期，“士”的指称发生了变化。顾颉刚认为，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开始倾向内心修炼，不再强调武事，甚至羞于武事。顾氏在《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更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
陶希圣先生认为侠出于游民，他在《辩士与游侠》中论述游侠兴起时说：“破产的士人、工商业者及失业的农民，则构成广大的一阶层。这一阶层是没有财产的，但叫做无产阶级，却不十分正确……游民无产者轻视劳动，不愿劳动。他们养成特别的游惰习惯……他们之中，尤多旧来武士阶层破落下来的成分。这些分子，仍带有好勇斗狠、野心向上、组织活动、及首领的能力。”而刘若愚认为，游侠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游侠为人大多是气质问题而不是让会出身使然，游侠是一种习性，不是一种职业。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些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
中国侠客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传统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侠客的正式出现虽然在战国晚期，但是它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早已存在，先秦时代的儒、墨、道等诸家学派均与侠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关系。从先秦的侠的身份来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鸡鸣狗盗之徒，都有侠的出现。在探求侠的历史源头时，很难简单地确认它起源于哪一学派或某一职业、阶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侠诞生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中，是古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生活群体，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侠”的称谓与含义
“侠”字最初产生于何时？它的本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探究“侠”的称谓首先要研究的。《韩非子》最早在书面语言上多次使用“侠”这一称呼，并且还给当时的“侠”下了一个定义：“弃官宠交谓之侠。”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所见到的商周甲骨和金文中，尚未有“侠”字，而只有“夹”字，其形似中间站一大人，两边各有一人夹持。《说文解字》解释说：“夹，持也，从大，夹二人。”据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一文中考证得出：“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直到战国中期，典籍中还没有发现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而当时的“士”普遍出现于各种典籍中。《管子》中有“国之豪士”，《庄子·说剑》中有“剑士”之称，《韩非子·显学》中出现了“私剑之士”，《墨子·备梯》中有“死士”。这些“士”的出现反映出当时武学高深和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已经较为普遍地出现了，但还没有产生“侠”的名称与系统的称谓。认为侠出于墨家的研究者看来，《墨子·经上》篇中“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可能是关于“侠”概念的最早阐述。因为任侠就是人们通称的行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侠，俜也；从人，夹声。俜，侠也；从人，粤声。三辅谓轻财者为粤。”清段玉裁注：“粤与俜音义相同。……今人谓轻生为粤命，即此粤字。”可知“侠”字在先秦时代的本义当为“轻财者”；加上段玉裁的理解，“侠”又是“轻生”者。这样，从原意来看，“侠”字有“轻财”、“轻生”的两大含义。
根据《说文解字》和中国文字的假借规律，我们进而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侠”字的概念和内涵的最初演进历程。作为中国武术重要灵魂之一的剑与侠的关系也值得考究。剑一般“挟之于旁”，最初的剑往往是用手臂夹带的，所以剑又被称为“铗”。战国时期，“侠”字与“夹”、“挟”是通借互用的。段玉裁就曾指出：“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铗’。”而“铗”字在先秦后就很少见，而“侠”字多见，这很可能是由于“侠”逐渐取代“铗”的缘故。因此， “侠”即“铗”，含有“剑”的意思。上述看法亦可备一说。
在中国历史上，“侠客”的同义称谓多达数十种。有所谓“侠”、“游侠”、“任侠”、“剑士”、“剑客”、“刺客”等等。汉代司马迁首次给“侠”立传，并提出“游侠”的概念，他认为“游侠”具有助人为乐、公平、正直，重友谊、讲信义的精神，他们不图报答，并且还有不顾及封建法纪和不受世俗约束的“不轨于正义”的行为。“侠”的称呼一般与他们的行为特点和人格气质相关。如豪纵不受羁勒者，称“豪侠”；为人伉直耿正者，称“伉侠”；重气持节不为苟且者，称“气侠”、“节侠”；孔武强悍，膂力过于常人者，称“壮侠”；敏捷矫健，有不凡身手者，称“健侠”。上述名称一般对“侠”带有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还有一些负面评价的称谓：轻悦狂放，不拘形检者，称“轻侠”；性格粗放，不愿受礼仪法令拘束者，称“粗侠”；妄作威福，时捍文网者，称“奸侠”；多行杀戮，不恤人命者，称“凶侠”，此类称谓则有明显的贬抑色彩。至于“侠客”这一称呼，后人用得最多，其来源则与他们最初多投身为人门客，以后历代侠者也多依人作客有关。这些侠客受人供养，并为人出力，从而称为“门客”、“宾客”，有时与刺客、死士或游侠不能判然区别。此外，矫若神龙，行如云鹤者，为隐侠；劫富济贫，盗亦有道者，为盗侠；书剑风流，正气浩然者，为儒侠；侠骨柔肠，不让须眉者，为女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