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古侠的起源与发展流变(3)

进入隋代，国祚虽短，但也不乏侠者存在，特别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中有不少人是侠客。由北周人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因军功屡次获得升迁，后来密谋造反，被人告发而遭处死。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年时与杨坚一同求学，后来成为隋朝开国功臣。虞庆则世代为北方豪杰，胆气过人，在当地侠客中声名赫赫。总之，隋朝开国武将中，出身武侠者很多。隋朝统治者对任侠者中的反叛者进行了严厉镇压，许多武侠因谋反而被杀，但任侠之风在隋亡后依然不衰。

隋朝末年，义军风起云涌，大唐开国君主李渊在打天下时便喜交接侠客，李渊的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很早也网罗天下侠士，量才录用，深得天下侠士之心。尤其是李世民聚结豪杰众多，笼络人心也很成功。《新唐书·太宗纪》记载：“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又与晋阳令刘文静尤善。”可以看出，李世民确实为纠集豪杰花费了巨大心血。唐代开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君主都崇尚武艺、倡导积极的生活方式，为侠客的生存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唐代的侠风出现了新的内容，不仅有公孙武达、段志玄、盛彦师这样武将之侠，一些文人墨客也具有侠客的风范，这是唐代的一大突出社会文化现象。如著名诗人李白热爱剑术，十五岁时曾因路见不平而杀死数人，后来混迹江湖，与不少侠客有往来。他十分钦佩侠客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行为风范，年老时依然保持了一股放荡不羁的侠风逸迹。唐代的其他诗人陈子昂、王翰、王之涣、韦应物也是喜好任侠之人。这些喜好任侠的文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的任侠之事。李白就曾经写就了讴歌战国时期赵魏游侠的著名诗篇《侠客行》，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如“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等诗篇脍炙人口，无不富有阳刚豪勇之气。著名诗人王维写的《少年行》，描绘了富家少年骑马游侠、结伙纵饮的情形。诗中写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总之，唐代是一个尚侠的朝代，人无分贵贱、文武，争相以任侠为荣。

隋唐以后，大兴科举，尊文弃武的趋势开始形成。至宋代，文人地位上升，武人地位下降，与朝廷积贫积弱相对应，社会尚武的风气日渐式微，侠风衰竭，行侠者数量明显减少。

宋代开国之初，受赵匡胤本人侠性的影响，尚有不少任侠尚气之人。如宋初的武将便大多出身豪侠，以任侠为事。不烦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出现了为国为民惩奸除恶的侠客，侠的观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据《续通鉴》载，南宋时行刺大奸臣秦桧的义士施全在行刺失败、被官兵捉住时，声明自己是抱着为天下除害除恶的目的而来的，他说：“现在全国都与金国为仇，唯独只有你准备投靠金人，因此我要杀你！”施全之所以行刺秦桧，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为报私仇，而是激于国家大义，为平公愤行侠。另，钦宗朝的王伦喜侠行，家贫无以自养，往来京、洛之间，屡屡犯法。年过四十，依旧整天与市井无赖子游荡汴梁。一天，钦宗因金兵南侵，逃至宣德门，都城里的人恨朝廷软弱无能，群集围困起哄。王伦见此，自告奋勇出来，率领一班恶少，安抚众人。后来又出使金国，不屈而死。王伦所为，不愧忠烈义勇之士。此外，自宋代始，侠客的活动方式与生存空间又有新的变化，一些勇于反抗政府暴政的侠客难为正常社会秩序所容纳，被迫走人绿林，到封建统治势力控制薄弱的山野湖泽去发展，组成秘密社会群体，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官府的侠客运动。小说《水浒传》所描绘的梁山好汉聚义起事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艺术表现。

元代虽然是异族统治的时代，但对侠的压制并没有所松动，因此元代侠的数量不多。据《元史》记载，仗义行侠之辈有张柔、史天倪、严实、刘伯林、王著等辈，其中尤以王著事迹为人称颂。当时奸臣阿合马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残害忠良，人神共怒。至元十九年三月，王著假传太子命令，将阿合马从府中诱出，用藏在袖中的铜锤砸碎其脑袋，为社稷除了一大害。此外，市井之间也不乏豪猾轻侠之徒。《元史·张桢传》载，张桢任高邮县尹时，该县有一名叫张提领的人，任侠尚气，武断乡曲。一天，他来到县府的时候，被张桢抓了起来，尽数其罪状，乡里受其迫害的人都来诉冤。最后此人受杖刑后流放外地，百姓拍手称快。

明清两代，是中国专制统治最为严厉的时代，对政治思想控制之严前所未有。此时的侠作为个人虽然依旧存在，有时还相当活跃；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失去了秦汉时代的隆盛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已没有多大影响。但与元代比较，明清侠风有复苏的迹象，并且与时代的政治风云紧密相关。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游侠活动甚至还颇为频繁，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即为任侠尚武之辈。

与前代不同的是，除了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重信守诺、惩恶扬善等传统型侠客外，明清时期还诞生了许多忠贞报国型侠客。明中叶以来，东南沿海倭寇不断骚扰百姓，民间涌现了不少抗倭之侠。尤其在嘉靖年间，倭寇特别猖獗，他们和中国海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不断在东南沿海地区杀掠军民，抢夺财物，当地百姓叫苦不迭。清《虞初广志》记载了一个女侠抗倭的悲壮故事：江苏沿海有个徐村，是个富庶的村子。倭寇乘黑夜登陆奔袭，掳掠抢劫，村里的人几乎被杀尽。正当倭寇准备撤离之际，突然有一位身着白衣的少妇，手持利剑，杀人倭寇军中。这少妇身手敏捷，如同闪电，剑到之处，倭寇人头纷落。倭寇摆开阵势，蜂拥而上，将少妇团团围住。那少妇神色不变，从容自若，挺刃迎击。最终寡不敌众，为倭寇所擒。倭寇头目亲自审问少妇，少妇不予理睬，闭目引颈待死。后乘其不备，出其不意，飞起一脚，踢中卫兵的右腕，迅速夺刀在手，直奔倭寇头目杀来。倭寇大惊失色，躲到一粗树后，少妇举刀横砍，将碗口粗的树拦腰砍断，手中的刀刺进倭寇胸中。倭寇们见状又围攻少妇，少妇奋力刺杀了十几名倭寇，身负重伤，为免受辱，挥刀自刎。原来，这位巾帼英雄是徐村徐松涛的妻子。徐松涛是个武艺高强的勇士，为倭寇所害。徐妻含悲忍泪，发誓要为夫报仇，血刃倭寇。于是有了上述徐村血战倭寇的壮烈举动。

明末清初，清兵在广大江南地区点燃战火，在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面前，侠客挺身而出，积极反抗清兵的暴行，出现了抗暴复仇之侠，江天一便是其中一个典型。清代著名文学家汪琬曾满怀崇敬之心写下《江天一传》，记叙江天一的侠义壮举。天一，字文石，徽州歙县人，他虽是文人出身，却深刻沉着，足智多谋，好侠重义。当时徽州一带盗匪很多，天一辅助同郡佥事，组织乡里的年轻人防卫家乡。适逢张献忠攻破武昌，总兵左良玉溃兵叛乱，江天一率众与叛兵激战，杀敌逾半，徽州城得以平安。清顺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已被清兵攻破，明政府委任江天一为监纪推官，镇守绩溪重镇。经过多次激战，绩溪城沦陷。清军的主将悬赏捉拿天一。天一知道抗清之事已没有希望，就立即回家，把母亲托付给弟弟，出门大叫：“我就是江天一！”于是被逮捕。清军中有知道天一的，想释放他。天一说：“你以为我怕死吗？我不死，灾祸将是全家被杀！”到了南京，总督洪承畴想不问罪，天一昂首说：“我为你考虑，还是把我杀了的好；我不死，必定再要起兵！”临刑前江天一高呼“高皇帝”三遍，向南面再拜，从容受戮。江天一的侠义壮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为传统的侠义精神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忠贞报国的侠风一直延续至晚清。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任侠之风高涨。面对内忧外患，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反满、为救亡、为民主而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侠肝义胆之士将行侠仗义与民族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为中国的侠客史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改良派的激进代表，他也是一位侠义壮士。有一次他曾在乡间遇到豪门子弟李某强抢民女，谭见状上前叱责，不料李某指使其爪牙想殴打他。谭毫不畏惧，挥拳迎击，李某亦挥刀刺谭，结果均被谭嗣同打得落荒而逃。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英勇献身，就义前犹不失侠士风范：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类似的革命之侠尚为数不少，如陈天华、秋瑾、黄复生、李福林等。在当时民间游侠与豪杰志士遍布中华。近代小说家平江不肖生所作《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一部具有写实性的侠义小说，书中专门表彰了清末著名的侠客，如大刀王五、山西老董、霍元甲、王东林、海空和尚等人，可见当时侠风之盛。此外，晚清以来，随着近代商业的繁荣，镖局行业发达，有些镖师仗义行侠，涌现出像杜心武这样的镖师之侠。在近代大都市中，一些护家看院、教习武术的拳师不少也是著名侠客，如上海的霍元甲、天津号称“北方大侠”的韩慕侠、形意大师李有义等。总之，晚清各类侠者纷纷兴起，形成浩荡的任侠余风。他们大多投身于民族的正义事业，使古老的任侠精神得以升华，为中国侠客史画上了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