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先秦时期的侠客(1)
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忍甘枯槁老荒邱”。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乱世中的人们祈求侠客主持公道的愿望更加强烈，越是纲常废弛，秩序混乱，侠客的活动空间便越大，他们的存在价值也越大。乱世是催生侠客的社会土壤。中国侠客正是诞生于春秋战国更替之际这样一个乱世之中，其间涌现出许多光彩照人，名垂青史的侠客义士。
周王朝在西周以前的统治相当稳固，然而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王室势力一步步衰弱，森严的君臣上下等级名分遭到了破坏。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在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初年，已经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
春秋初年，诸侯国有140多个，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其强弱大小各有不同。势力较强的大国诸侯以“遵王攘夷”为招牌，相互间展开了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于是，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一片混乱之中，周王朝的井田制也随之破坏，到春秋中后期已趋于瓦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随着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以前被牢牢束缚在井田里的奴隶，获得了自由，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商人。有一些则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隐民”或“私属徒”。于是一个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平民阶级逐渐形成了。
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诸侯争霸更加严重。此时周天子之位已形同虚设，一方面是齐、楚、燕、秦、赵、韩、魏等七个大国之间竞相争霸称雄，外交斗争，军事争夺，连横合纵，一片混乱。另一方面，各国为了图强求存，或积极或被动地进行变法革新。变法的结果是奴隶制的崩坏与封建社会制度的逐步确立。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就是一个“乱”与“变”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韩非子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条件。乱法犯禁，实在是因为“法”可“乱”而“禁”可“犯”，这样看来，乱世之中侠客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 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 促进了侠的发展。目前，不少学者认为侠客来源亍 “士”。“士”大约于春秋、战国之交时从平民分化出 来。在“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士的成分 很杂，有学士、策士、术士、侠士等，品流虽杂，但 都为时主所重。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型，“士”这一先 秦时期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与蜕变， 一部分士人专门从文，致力于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礼乐 文化传统，他们社会活动的目标是要进入上层社会参 政，这便是最早的“儒士”。另一部分士人则仍保持 着尚武传统，演变成为侠士。
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天下诸侯以力相争，竞 招英雄，以之辅佐自己成就大业。当时可以说是一 个“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时代。“士”对于各诸 侯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养士可以大量集中人才， 既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 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故此上层权贵们竞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形成“士无常 君，国无定臣”的局面。历史上以养士著称于世的 是战国“四公子”——齐国的盂尝君田文，魏国的 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和楚国春申君黄 歇。据《史记》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 3000人。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 形成了《韩非子·五蠢》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四公子”门下的食客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文人谋士；一类为勇而轻身的武士，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鸡鸣狗盗”之徒，以及滥竽充数之辈。这些食客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养士者的政治事业，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贵族公子所养的食客中，各种人才都有，大多能对他们的主人有所裨益，哪怕是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能逃秦昭公之难，便是借了两个鸡鸣狗盗之“侠”的力。正由于侠客的重要性，在《史记》四公子的列传中，侠客的活动记录均占据了不少篇幅。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的后半部是弹剑而歌的“客”冯谖的生动记载，可以说没有冯谖就没有孟尝君。《平原君列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记录按剑叱楚王的“客”毛遂的行动。同 样，《信陵君列传》中被信陵君发 现的魏之隐者侯赢，侯赢的朋友屠 夫朱亥，还有出入于博徒之间的处 士毛公以及跻身于卖浆者流中的薛 公，没有他们，可以说信陵君什么 也做不成。这些人，不管是被称作 “客”还是“士”，他们均是活跃在 当时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阶层。其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就是“侠 客”，虽然正史上很少记载他们。 在刺客荆轲的周围，我们同样看到 了许多豪侠之士的身影时隐时现， 如与荆轲论剑的盖聂，同他博弈的 鲁句践等。为了激励荆轲，田光自 刎而死；为使荆轲达到目的，樊于 期捧出了自己的头颅。
总之，先秦时代的侠，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之侠，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三者构成了先秦侠客的壮美图画。
侠者之祖——墨翟
墨翟，姓墨，名翟，人称子墨子或墨子。春秋战国之交的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其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死于公元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左右，活到八九十岁，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发挥“仁义”学说，攻击孔子儒学之礼乐，代表的是庶民的利益和观点，并由此孕育了后世“赖力仗义”的“任侠”思想。墨子代表庶民利益，说来并非偶然，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庶民。《墨子·贵义》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墨子往南游历到楚国，想见楚惠王。惠王不愿见他，就以年老为由拒绝了。墨子把自己的学说讲给惠王手下的穆贺听，穆贺大喜，对墨子说：“你的主张确实是好啊！可是我担心君王会认为这是‘贱人’干的，不会采纳。”墨子说：“譬如药，只是一把草根，天子吃了它却治好了自己的病，难道会因为它是一把草根而不吃吗？从前商汤要去见伊尹，为他驾车的鼓氏之子在半路上劝他说：‘伊尹是天下的贱人呀！如果您想见他，就派人召他前来，他也算是受到恩赐了’。商汤回答说：‘如果有一种药，吃了它会耳聪目明，我必定高兴地尽力去吃他；伊尹对于国家，就好比是良医善药啊！我怎么能不去见他呢，现在楚王如果能像商汤那样，就可以采纳贱人的主张了。”这里，墨子就自己称为“贱人”。具体地说，他可能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他的手工制作技术非常精巧，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鸢鸟，能在天上飞翔一天，还比公输盘更早地发明了云梯这一器械。
后来，墨子上升为“士”。据说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因不满儒学的繁冗礼乐、厚葬久服等而将儒学抛弃，创立了墨家学派，成为孔子思想的反对者。《淮南子·要略》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此后，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继而长期致力于私人办学事业，他的弟子如耕柱子、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约也都出身于下层庶民。墨子与他的弟子们结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并与孔子一样，曾率领这些弟子们周游列国，他们从鲁国出发，先后到过宋、齐、卫、楚、魏等地。墨子还曾派遣弟子曹公子、胜绰等到诸侯国担任官职，派公尚过等去诸侯国出使。为了实践自己“兼爱”、“非攻”的主张，墨子还曾谏止过楚国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谏止过齐国攻打鲁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成功地粉碎了公输盘和楚惠王攻打宋国的阴谋。当时公输盘制造了云梯，想要帮助楚惠王攻宋。墨子派弟子们带着他研制出来的防御武器在宋城备战，自己则日夜兼程，奔波十日十夜来到楚都，先用道理打动公输盘和楚王，然后跟公输盘进行攻防斗法，致使楚方攻械尽而理屈，不得不放弃了攻宋计划，因而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流血战争。
墨子生前，墨家学派已成为可以和儒家学派分庭抗礼的政治性团体；墨子死后，墨家学派的领袖称为“巨子”，所有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指挥。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率领墨者继续从事各种政治活动。
比起儒学来，墨学显露出强烈的庶民色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墨学之中孕育着后世历久不衰的“侠义”的思想。墨子的学说集中于《墨子》一书。在这部书里，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十个方面的主张，从而构成了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那么，墨子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中心思想就在于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内容的“义”的观念。
墨子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的不相爱。那么，用什么来改变这种现状呢？墨子说：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此，墨于号召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能“兴利除害”，就叫做“义”。墨子又说；“义，利也。”意思是，义就是要有利于别人；“义，志以天下为分，而能能利之。”意思是，义就是立志以天下作为自己的职分，而又能善于有利于天下。因此，假如有一个人背着粮食，在路旁休息，要站起来却不能起来。君子见了，无论他是长少贵贱，上前帮助他站了起来。墨子认为这就是“义”，因为有利于别人。具体地说，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内容的“义”的观点，主要孕育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侠义”思想：
1．“赖其力者生”——“睚眦必报”的复仇意识。
墨予认为，赖力而生，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一个简单的事实。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国家兴旺发达，哪一样不需要“赖力”？哪一样不需要“强”用力？王公大人听狱治政，“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卿大夫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强必负，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农夫耕稼树艺，妇人纺绩纫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这里，墨子不仅把“赖力”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还把它看成是人们生存得好坏的先决条件。个人的饥饱、寒暖、荣辱、贵贱以至整个社会的治乱安危，都取决于生活中每一个人力量的大小和用力的强弱，而绝不系于个人和社会自身之外的抽象天命。这种赖力而生的思想不仅犹如生命的强力素，驱逐了人们处世态度中的惰性，刺激着人们弃下就高的进取活力，而且它至少还含蕴着下面的意思：假若有人欺骗了你，损害你的利益，那么，你就可以（而且应该）向他奋起反抗和复仇。原因无它，“赖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后世许多不惜舍命复仇的侠士侠女，无论是郭解的“发于睚眦”，原涉的“睚眦于尘中”，抑或是谢小娥的大报杀父杀夫之仇，头脑中活跃着的便是这种“赖力”复仇、睚眦必报的思想意识。尽管这样的复仇于旁人未必直接有利，但一般说来这种复仇往往是受到侮辱损害的弱者向专一欺负弱者的强暴者复仇，客观上也就对其他弱者有利，因此也差可算作“义”举。
2．“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士为知已者死”的报恩心理。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恩义观念。《诗经·大雅》说：“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必见爱也”。既然受人侮辱损害时可以复仇，那么受人恩惠时就当报恩，这原是人之常情。所以人常讲：“你对我仁，我对你义”，“知恩必报”，“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投桃报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倘若受到人家的知遇之恩呢？那就只能“士为知己者死”了。“投桃报李”可谓与“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非常接近，成为后世“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基础。
3．“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生信条。
墨子讲“兼爱”，原本就没有停留在居高临下的“乐善好施”的层次上，而是强调“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一切善事、给予都应该像自己的利益一样去维护它，完成它。这种思想后来演化成了侠士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生信条。
4．“杀己以存天下”——“重义轻生”的崇高气节。
墨子不仅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用自己的力量和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去救人之危，而且着重倡导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先万民之身，然后其身”，必要时还应不顾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以求有利于他人，“杀己以存天下”。墨子即把这种赴汤蹈火、解民倒悬、无私无畏而又慷慨从容的牺牲精神称之为“任”。他进一步解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种“损己益人”乃至“杀己以存天下”的牺牲精神，无疑对侠士“重义轻生”的崇高气节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5．“言不信者行不果”——“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风范。
《墨子·修身》日：“言不信者行不果。”这实际是在肯定行为必须果断的前提下强调说话应该讲信用。因此，墨子反对“务言而缓行”，即反对那种热衷于空谈许诺而行动迟缓的作风，要求言论与行动的高度统一。这种“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作风在后世侠士们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发扬光大。
墨子以及他的跟随者不仅提出了富有侠义内涵的学术主张，更可贵的是能“重实践舍命行道，利天下侠气纵横”，舍命行道是墨子及其学派的一贯行为作风，具有浓厚的侠义色彩。
在墨子时代，道义式微，人心浮动，人们口头上说得漂亮，但真正行“义”的人却不多。墨子从不因为“行义”的人少就停止自己的侠义行为。《墨子·贵义》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墨子从鲁国去齐“布道”，探望了一位老朋友。朋友对他说：“现在天下没有谁在行义，你偏偏自己受苦去行义，还是停下来吧。”墨子回答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他的十个儿子中只有一个耕种，九个闲着，那么从事耕种的儿子就不能不加紧干活了。什么缘故呢？就是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啊。现在天下没有谁行义，那么你该鼓励我，为什么阻止我呢？”就这样，墨子非但不曾停止自己的义行，反而更加勤勉，不辞劳苦地周游于列国之间，“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齐国准备攻打鲁国，墨子到齐国对其将领项子牛说：“攻打鲁国，是齐国的大错”，并举吴王夫差和智伯瑶以强凌弱而终于导致国家灭亡、自身被杀的历史事实为例，证明“大国进攻小国，是互相残害，最后也必定会使本国受害”。墨子又去见齐大王，对他说：“现在这里有一把刀，用它试着砍人头，一下子就砍断了，可算是锋利吗？”大王答道： “当然锋利”。”墨子又说：“多次试砍人头，全部一下子就断了，可算是锋利吗？”大王回答：“当然锋利。”墨子又说：“刀是锋利，可谁将会遭到不祥呢？”大王回答说：“持刀试砍的人将会遭到不祥”。于是墨子紧接着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它的军队，残害它的百姓，谁将会遭到不祥呢？”大王低头沉吟了一会儿，承认说：“我将遭到不祥”。这样，墨子制止了这场不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