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侠客(1)

两汉侠风的传承与变异

秦、汉易代之际，承春秋战国以来纷乱之余绪，加上短暂秦王朝的暴亡，各种政治势力混乱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见减弱。自此，中国步人了侠客的黄金时代，一时侠风盛行，市井细民好义尚侠，贵族士大夫亦崇尚侠风。 早在秦时，韩国贵族张良居下邳的时候，结交游侠之辈，窝藏过命案在身的项伯。秦统一天下之后，张良倾家荡产，仗义疏财，广结天下侠士，图谋刺杀秦始皇，以兴复业已灭亡的韩国。后来，张良结识一力大无穷的侠客，以大铁椎在博浪沙狙击巡游的始皇。

出身草莽的汉高祖刘邦，经过激烈的争战，终于颠覆了短命的秦王朝而成为统治者。刘邦于马上夺取天下，素来喜武轻文，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市井流氓”，更对豪侠之士青眼有加。他的功臣大多起于社会底层，不少人具有侠客气派，在《史记》中多有记载。《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是位有侠风的谋臣； 《黥布列传》记载英布曾“亡之江中为群盗”；又据《季布·栾布列传》云，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班固《汉书·叙传第七十下》说：“（韩）信惟饿隶，（英）布实黥徒，（彭）越迹狗盗，（吴）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指明他们均来自下层社会的任侠者。上者好之，下必为甚，连投靠刘邦的儒生孙叔通，为了投刘邦所好，在刘邦面前不穿儒服，且“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迸之”。汉代上层社会任侠之风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民间侠客的势力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汉书，游侠传》载，此时侠客众多，自大侠郭解之后，出现了“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的局面。在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长安更为兴盛，“街间各有豪侠”。

与前代比较，有汉一代，为侠者的身份十分复杂，有朱家、郭解和剧孟、原涉这样的布衣间巷之侠；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有如陈遵、楼护、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两者于一身的卿相之侠。总之，从汉初至西汉武帝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侠客的黄金时代。

汉代游侠的遗然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汉初之时，法禁松弛，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环境。正如班固《汉书·游侠传》所言：“及至汉兴，禁网疏阔”，统治者对侠客群体的宽松政策促进了游侠之风的盛行。其次，与在上位者的好侠尚武的风习相关。汉初的皇帝、将相大多出身布衣，性格上桀骜不驯，重武轻文，颇具侠客风度。尤其是刘邦，可谓开汉代侠风之先。刘邦重用楚亡将季布和栾布，是因为“二布”乃豪侠之士；诛杀对刘邦有救命之恩的楚将丁公，是因为丁公非侠义之人。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云：“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正因为统治者自身对侠风的爱好以及其任侠的性格，形成法令宽松，崇武抑文的文化环境，导致轻死重气、令由私出的侠风的产生。最后，汉代养士风气的再度盛行也是汉代侠风兴盛的重要原因。

就汉代侠客的活动特征而言，与先秦相较既有相同之处，又出现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异现象。如前所述，汉代侠风的流行得益于养士风气的再度勃兴，尤其以汉初年间为盛。时承战国养士之风，以吴王刘濞（刘邦侄子）、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孙）、衡山王刘赐（刘安弟）、梁孝王刘武（汉景帝弟）最为著名。刘濞、刘安聚养的宾客多达几千，刘武招延四方豪杰，刘赐心结宾客，淮南王刘安更是优待境内有少女的民家，让他们准备将自己的女儿下嫁自己招徕的侠客，乃至造成淮南“女多而男少”的状况。汉文帝刘恒在还没有当上皇帝时曾经专门建造“思贤苑”，用以招集天下豪杰，苑中的布置十分奢侈和豪华。

从西汉养士的情况看，刘氏贵族的养士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贵族，甚至一些地方官也热衷于养士。这种养士之风也促使贵族内部产生了不少任侠之人，此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东汉。不难看出，任侠之风已经从一般的“士”波及到养士的贵族本身，它不但扩展了侠的范围，也间接为侠的发展提供了良性机制，因为一些贵族也试图通过自身的侠名扬名于世。

进一步来看，西汉养士风气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情势下一些重要人物政治野心、虚荣心理、夸饰虚骄的综合社会心态的产物。随着侠客在社会上的影响加大，当政的权贵们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热衷于交接著名豪侠，或者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或者谋求政治权势。《汉书·游侠传》载，汉初大侠剧孟，“以任侠显诸侯”。汉景帝时，吴楚等七王叛乱，条侯周亚夫被汉景帝任命为太尉率兵平叛。他“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日：‘吴、楚举大事而不求盂，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剧孟的地位已足以影响当时的政治局势，“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得一敌国云”，无怪乎周亚夫在得到剧孟的支持后要大喜过望了。另一侠客楼护深得王莽家族五侯的青睐，当其母亲病故，送葬人乘坐的车辆达二三千，市井间于是传出歌谣：“五侯治丧楼君卿”。成都侯商为了拜见楼护，甚至不顾将军的尊贵身份，亲往楼护家拜会。由此可见当时权贵与豪侠关系之密切。

与战国相比，此时的养士已经失却了追求大义的宗旨，而明显具有为个人野心服务的目的。战国养士，文人和武士比例相当，而汉代养士，则以粗豪之士为主。汉成帝外戚王氏五侯满门的宾客都是由豪侠楼护为首领统率的。汉成帝时将军灌夫门下“食客日数十百人”，而“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战国时期养士的贵族本身并非游侠，而汉初的权贵们有的自身也以任侠为荣。灌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汉书·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载，灌氏“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百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颖川。”

在这一时期，侠客群体内部也发生了裂变：一部分人继承了战国游侠的性格特征，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而另一部分则开始“结党连群”，并与官府、大臣、公侯权贵结交，长期凝滞于某个地方，遂成地方豪强，已非昔日游侠，成为地方豪强化的豪侠。

司马迁已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他将汉代侠客区分为“匹夫之侠”、“闾巷之侠”和．“乡曲之侠”，指出他们虽都源于“古布衣之侠”，但本质已趋向各异。“匹夫之侠”、“闾巷之侠”有战国游侠之遗风，“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可谓“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如汉初大侠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司马迁显然持赞赏态度，认为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而“乡曲之侠”则被司马迁指责为“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他们“结私交”、“作威福”、“以立强于世”，带有鲜明的政治品格，有的以公犯法，蜕变为“轻侠”，丧失了古游侠的根本精神。

尤其自东汉以后，够得上先秦 游侠标准的愈来愈稀少，许多侠不过是具备侠义的某种特征，并借着侠名 进入政界。《三国志·魏书》卷十八《阎温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勇侠 传》，即记有施爱尚义、济危扶困、轻财重士、有游侠之风的孙宾硕、祝 公道、杨阿若、鲍出等人。可仔细推究只有鲍出尚存古游侠神韵。啖人贼 数十人略其母，弟兄恐怖，不敢追逐。唯“鲍出攘臂结衽独追之，连杀数 贼”，不但救出了自己的母亲，而且还救出了邻居的老妪。乡里欲荐州郡 辟召，鲍出以“田民不堪冠带”为由拒绝，与母隐居山中。其余如孙宾硕 趋人之难，冒死救助遭宦官迫害而逃亡的赵歧，“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 仕至豫州刺史”，与古游侠羞伐其德、不讲功利的精神截然不同。杨阿若 追讨豪族黄昂，更像是豪强之间的仇杀。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载渊， 曾经在江淮间攻掠商族。陆机见其“神姿峰颍”，而劝其归正，渊感悟， 后官至征西将军。载渊先盗侠而后为官，仍是沿袭了汉代豪侠的发展 路线。

很显然，自东汉以后，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神已经褪色，游侠与豪侠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 缘关系和仿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起来的，形成具有军事组织形式 的豪侠帮派，为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如陈寿《三国 志》中所载，祸乱汉室的董卓，“以健侠知名”；吴国第一任君主孙权“好 侠养士”；一代枭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中山靖王之后刘备也“好结交豪侠”。等而下之的关羽、张飞、甘宁、典韦、许褚等等，无不是侠出身和好侠的。政治代表人物招揽侠客，就会有强烈的政治品性，侠客之义也以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坐标，决定善恶是非的选择。昔日古游侠乃至乡曲豪侠之风，早就走味变样，为建功立业的志向所取代，人们很难用古侠的标尺界定其时侠的界限。

汉代侠者的活动范围大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和洛阳，正如《汉书·游侠传》所说：“街间各有豪侠。”如郭解、剧孟主要生活在洛阳，朱安世在长安活动。之所以如此，一是据此可获得足够的生活来源；二是便于结识豪强，收纳游闲；三是用以交通官吏，以为援手。这些侠客在城市中有的有自己的职业，有的整天游荡无度。在城市中的各种闲杂人等或者成为侠客的帮手，或者与侠客对立使侠客获得表现的机会。侠客们大多规守自己的活动范围，一般互不侵犯。他们通常以一著名的侠魁为中心，以一群浮手游闲组成的门客为辅，形成集团，各有势力范围，彼此之间似有互不相犯的成约。有时还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族相保，如“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即如此。总之，这与战国时期侠客大多分散的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战国时期的侠客被称为“游侠”；而西汉时期的侠客不仅活动区域相对固定，而且势力也因为集团性活动而大大超过战国游侠。

侠客自身品质的变化与豪强化、集团化导致了这一群体的衰落。西汉皇族曾对豪侠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打击和镇压。汉景帝刘启实施了对豪侠的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他采用了派遣得力官吏直取豪侠活动中心进行剿杀的方法。《史记·游侠列传》和《史记·酷吏列传》都记叙了这次行动的原因和具体过程。酷吏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汉景帝重用他镇压豪侠，让他到豪侠最活跃的地方频繁出兵镇压。汉景帝还重用酷吏宁成，任命他为中尉，负责京城的治安。宁成捕杀了大量豪侠，使得“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长安的治安状况得到好转。但是从总体上看，汉景帝的镇压并未治本。汉武帝的做法较之汉景帝更进一步，他采取了迁徒豪强、实施“告缗令”、“以侠治侠”等三项主要措施。其中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下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方豪侠迁徙，使得地方豪侠割断了与地方的联系，被中央政府所控制。著名的关东大侠郭解就在这次迁徙中元气大伤。此后，汉武帝又进行过一次豪侠的迁徙，进一步打击了地方豪侠的势力。公元前114年，汉武帝还颁布“告缗令”，命令豪侠的税费按其占有田地及使用奴婢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并全部以钱数计算，试图“用锄筑豪强兼并富商大贾之家”，最终达到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豪侠的目的。汉武帝还利用曾为豪侠的官吏去镇压豪侠，王温舒自身就是杀人的豪侠，汉武帝利用他镇压豪侠，他又从自己当年的随从中挑选部分“豪敢”之士参与镇压豪侠的活动。在汉昭帝、汉宣帝继续镇压豪侠的基础上，汉成帝又开始了第三次对豪侠的大规模打击。汉成帝首先集中力量镇压京师的豪侠，普遍运用“以侠治侠”的方式，他还重点打击一般的豪侠，拉拢势力巨大的豪侠。这些打击豪侠的方法在东汉王朝也没有被统治者放弃。

任侠之风经过上述打击后，日趋衰微。至汉末三国时期，侠风才有了短暂的复兴，除了在民间一直有继承古游侠的“侠义”活动之外，更显著的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纷纷弃文就武，循两汉豪侠之遗习，豪暴凌弱，而且因社会处于大动乱中，豪侠的政治野心加强。如袁绍、曹操等人“少而好侠，轻财重气”，“拓召豪猾，时有急难相投者，多能容匿之”，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武装实力。这类豪侠，大多是开始以豪侠之名闻名当世，拔起风尘之中，然后位居王侯之尊，将任侠行义作为获得显贵地位的跳板和工具。而民间侠士中除了那批继承了古代侠义传统的人，也发生了分流。一部分人凭一身武艺与勇力通过军功进入上层社会，如典韦、许褚等，另一部分则啸聚山林，过起绿林生活，这成为后世武侠得以繁衍和生存的最重要的土壤之一。

汉代五大侠客

西汉第一侠——郭解

西汉时在民间涌现了所谓的闾巷布衣之侠。此种形态的侠客与先秦卿相之侠及汉代的官侠相较，一般地位卑微，少有家产。他们所遵奉的侠义观念是拯救人间之困厄，常急人之所难，全力赈贫。他们大多不太参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只是把行侠当作自己的事业来看待。

这种侠客完全符合司马迁“游侠”的标准，他们助人为乐，公平正直，重友谊，讲信义，不图报答，甚至不惜做出“不轨于正义”的行为。西汉时期的朱家、郭解、剧孟就是布衣之侠的代表人物。

在这类侠士中，尤其以郭解最具代表性，后人乃至称其为西汉第一侠。郭解行侠的性质其实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早年横行州域，杀生劫掠，铸钱掘墓，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他又乐于助人，厚施薄望，振人之命，以德报怨，谦恭退让。远近之人，无贤与不肖，无不景仰，既敬其义，且重其行，乐于为用。据《史记·游侠列传》载：“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郭解客舍养之”。更有甚者，乃暗中为郭解报仇，鸣不平，却又情愿不被郭解知晓。最后，一门客为郭解杀儒生，使郭解死于公孙弘刀下，实在是始料末及的事。

司马迁感叹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无闻。自汉兴以来，名闻于世者有朱家、田仲、主公、剧孟、郭解之徒。而郭解无疑是“布衣之侠”中的典型人物，司马迁于《史记·游侠列传》中以二分之一强的篇幅记载了他的事迹，并情不自禁地赞美包括郭解在内的布衣侠士，称赞他们“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些侠客与那些“朋党宗强比周（形成党派彼此勾结的强宗豪族），设财役贫（利用钱财来驱遣贫穷之人），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放纵私欲，满足自己）”的轻侠之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