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宋元明朝时期的侠客(1)

宋代侠风的式微

宋代是一个注重文治的朝代，侠的活动整体上趋于式微。宋朝建国之初，朝廷吸取晚唐五代以来的政治教训，特别是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犯上作乱的前例，给宋代统治者以极大的警醒。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本人就是一个任侠使气的豪杰之士，他由从军进而组织兵变登上帝位，深知若武侠横行，于官府统治不利，同时又惧怕其余的武将会重演故伎，于是“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统帅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尽收天下精兵，集中于京师，以便皇上的直接掌控。在压制军队势力的同时，实行文人治国、治军的政策。抬高科举地位，提高文职人员的待遇，扩大进士名额，规定领兵打仗以文人任方面统帅，枢密使也大多由文人充任。武人地位的下降，带来了社会尚武精神的流失。故有宋一代，兵疲将弱，侠的活动没有以前活跃。

当然，这不是说宋代的侠就完全消失了。据《宋史》记载，宋代的将领许多人出自草野之中，他们后来参加军队，得以显贵。因此宋代部队中往往有不少盗贼无赖之徒，这些人与贩夫走卒没有什么区别。如彰德节度使、西京留守焦继勋，年少时读书有大志，曾经对人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于是放弃了书本，在三晋之间游荡，成为了一个轻侠，每天以饮酒赌博为乐。后来投奔晋高祖石敬瑭，宋初担任右卫上将军。保靖军节度使杨美是一个武力超人，以豪侠自任的人。他曾经来到部队求见周太祖，太祖非常欣赏他的气魄，于是把他留在了军帐中。杨美与赵匡胤是旧交，所以当赵匡胤登基之后，便任命他为内殿直都知，后来不断得到升迁。

与前代侠客比较，宋代侠的活动方式和空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绿林和秘密社会成为侠客生存的主要环境，宋代的侠文化具有明显的世俗性、民间性、秘密性、集团性的特征。自宋以后的封建王朝，极力强化专制制度，实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高压统治，加上吏治腐败，兵饷官俸负担沉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弄得民不聊生，逼使大量下层人民铤而走险，亡命江湖。他们聚众结义，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成为宋代以后引人注目的盗侠。绿林成为许多侠客赖以栖身的重要场所。

在绿林好汉中不少人颇有侠风，他们啸聚山林、揭竿而起，继承了历代武侠的优秀传统，但又和以前的侠士有所区别。以前的侠士很少结义造反，一般独来独往，喜好个人行动，而这些武侠则重结义，尚群体，多有改朝换代、替天行道的壮举，其意义大大超出了传统行侠的范围。如梁山泊众好汉和方腊等，他们在造反前自身就是侠客，因为不满政治黑暗，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举起义旗。这些替天行道，奋起反抗黑暗的专制统治的侠客，将传统的武侠精神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与传统的侠义观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宋以后的武侠精神——忠义观。所谓忠义，与儒家的忠义概念内涵不同。“忠”是指对国家、对民族、对朋友忠，“义”是指对人民、对朋友义。但武侠强调对国家、民族的大义，这却又明显地受到了儒家忧国忧民思想的影响。宋代之儒最重礼法，反映在武林中即是门派森严，师徒关系伦理化、等级化严重加强，武侠也不例外。另外，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本位的倾向也形成了武林中坚持“武德重于武艺”的传统伦理观念。

秘密社会是自宋以后侠客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中国的秘密社会成形于宋代、发达于清代。但是，两汉时期已经可以找到秘密社会的雏形。宋代开始，秘密社会多而分散。北宋初年，民间宗教性的秘密结社增多，如“白衣会”、“没命社”、“霸王社”等都是当时的秘密结社。河南、山东、陕西、江苏、湖南都有秘密结社，而且许多秘密结社联系广泛，有的还出现了全国性的同一系统内的秘密结社。

宋代秘密社会的形成与当时城市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城市打破了商业活动的区域限制和时间控制，其文化比唐代城市文化更加自由，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唐代城市的商业区和居住区、生活区严格区分，商业活动时间也主要限制在白天，而宋代打破了这些局限，使得城市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和社会聚集功能。人口也不断扩张。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杭州的市民都达百万，这样一个庞大的市民社会和自由的活动环境对当时市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的闲暇游乐、体育文艺、庙会集市、镖局走会等都是前代所不及的。瓦肆中的说书、唱戏、演剧、练武等构成了一个活跃的城市文化景图。各色人等都有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行会性组织不断出现，特别是南宋出现了各类专门的社团。杂剧的绯绿社、足球的齐云社、射弩的锦标社、小说的雄辩社、花绣的锦体社等大量产生。这些民间结社密布于城市，构建了一个细密而庞大的市民组织网络。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武侠的世俗化十分鲜明，出自民间的侠客增多，各种侠客与民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宋代的野史和诸多笔记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民间武侠故事。与此同时，由于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武人的社会地位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上层生活的尚武之风逐渐萎缩。后来，由于理学的盛行对民间尚武风气的制约被频繁的边境危机和统治者对民间武艺的几度宽容所抵消，使得民间武侠再度活跃起来，特别是武林、绿林、秘密社会的形成标志着民间武侠的充分成形，从此确立了武侠文化和武术文化、宗教文化、社团文化等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乃至近代中国，为武侠文化寻找到了有力而持久的社会附着力。

由于专制统治的加强，宋代侠客其实在社会生活中日趋边缘化，在性格特征上已经失却了野性，而是更多地适从社会规范。宋仁宗时的市井侠士孙立的事迹就很有代表性。他的好友王实一的母亲遭人欺辱，为了替好友洗刷耻辱，他找到里巷恶霸张本，欲与之进行殊死搏斗。事先约定负者受死。张本不敌孙立，以千金请求孙立饶命，孙立喝斥张本： “将为子壮勇之士，何多言惜命如此，乃妄人耳。”张本觉得屈辱而自杀，孙立“立断其颈，破脑取其心，以祭实父墓”，然后他自己到官府投案自首。宋代侠客的另一大特点是喜好结义造反，与官府作对。最为典型的就是梁山泊众位英雄好汉，他们结义造反，行侠仗义，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将矛头直指官府，把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武侠精神提高到“为民伸冤除害”、“为众百姓造福”的境界。

就宋代侠客的类型而言，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三类：盗侠、抗敌卫国之侠与勇于除恶之侠。宋侠中有相当数量的盗侠，即进入绿林的豪侠。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宋江。据元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说：“宋（江）为人，勇悍狂侠。”他进入绿林后势不可挡。《宋史·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代的侠走向绿林是社会黑暗、民众受压迫所造成的。在政治强势的压力面前，一些刚烈之士奋起抗争，行侠仗义。在他们举事之后往往不为正常的社会秩序所容忍，被迫结伙走向江湖与绿林，以求自保。宋代还出现了所谓的抗敌卫国之侠。有宋一代，边境扰攘不断，经常遭受异族的侵犯。边民中一些义士奋起抗敌，成为保境安民的民间豪侠。据《续资治通鉴》十三卷的记载，宋雍熙年间，辽国军队经常侵入河北山西一带，宋师北伐时，边民当中那些骁勇的人，竟相团结御敌，甚至有人夜里潜入敌人的城池，斩杀敌人的首级归来。有的侠士为抗击侵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宋时，金兵侵犯扬州，兵至泰州城下，县令王熻招募人守城，泰兴的侠士孙益主动应征，率众抗敌，激战前高喊：“县令招募我前来，是要我坚守城池的。现在，贼人已兵临城下，我们这些人不以死抗敌，还有什么面目见县君呢？”激战之时，孙益英勇杀敌，最后战死。此外，宋代有为数不少的除恶之侠。他们中有的为民除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记载了北宋时杭州知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壮举。史载：武松原系浪迹江湖卖艺的人，长相奇伟，曾经在涌金门外献艺，并不是盗侠。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超群，人才出众，于是邀请他进入府里，充当都头。后来又被提升为提辖。高权因得罪权贵被罢官后，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官衙。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鋆，是个大奸臣。他依仗父亲的权势来祸害百姓，地方上怨声四起。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为民除害。一天，武松深藏利刃，隐匿在蔡府附近，等到蔡鋆前呼后拥而来的时候，武松冲向前去，猛刺蔡鋆，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而上，围住了武松，最终寡不敌众为官兵捕获，遭重刑后惨死狱中。

史书中的侠义之士

宋代侠客的活动尽管趋于消歇，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侠者活跃在社会上。从文献典籍的记载来看，有侠客气质的人往往行伍出身，最初不轨于正义，举止浪荡；后来行为变得检点，建功立业，甚至位居高官，而他们早年的行侠经历成为后人的美谈。下面依据史书的记载，介绍当时侠客的一些事迹。

1．焦继勋。

焦继勋，许州（在今河南）人，年轻时怀有大志。他对读书惭生厌倦，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于是放弃学业，闯荡江湖而做了游侠，耽迷饮酒赌博中。后来他人伍当兵，在好几朝皇帝下任武职，成为宋朝的一名大将。西京（洛阳）治安情况极差，强盗成群结队，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行动，焦继勋接替前任做西京留守，一个月后，西京居然秩序井然。焦继勋死后被赠予太尉官衔。

2．郭进。

郭进，深州（在今河北）人，家境贫困，年轻时在富人家中做佣工。他力大如牛，风流倜傥，容易感情用事，好结交豪侠，喜欢饮酒赌博。富人家中的少东家很讨厌郭进，想杀死他。但是富人的妻子把这阴谋告诉了郭进，郭进于是逃走。后来他成为一名三朝大将。

郭进成名之后，寻找这位曾救过他的命的妇人。但是这妇人已死，只留下一个女儿，非常贫因。郭进就收她为养女，她出嫁时郭进给了她丰厚的嫁妆。 3．柳开。 柳开，北宋著名的官员和作家，大名（在今河北）人。年幼时聪颖而有胆略。十三岁时，强盗夜里闯人家中，众人都惊恐万分，不敢动弹，柳开却取剑追击强盗。强盗翻墙而逃，柳开挥剑砍下了强盗的两个脚趾。

长大成人后，柳开仍旧意气用事，不顾小节，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豪杰。有一次，他路过一家酒店，看见一个士人坐立不安。柳开问他，他说从京城来，因为家贫不能葬其亲人。柳开问他要多少钱，回答说：“二十万就足够了。”柳开即罄其所有，给了他一百多两银子和几万钱。

还有一件有关柳开的逸事，官修史书上无记载，也许有点夸张，但和他的性格并不冲突：

柳开去京城赴考，在驿站留宿。晚上，他听到一个女子在痛苦地哭泣。第二天早上他去调查，发现那个女子是一位退休的地方官的女儿。这位地方官在职期间有贪污行为，曾经委托一个仆人去接受贿赂。现在这仆人要这官员把女儿嫁给他。这官员出于害怕，同意了。这就是这位女子哭泣的原因。听到这些话以后，柳开去找这位官员，向他提问，得知女子所说是事实，就要求“借”这仆人一天。仆人一到，柳开派他去买食物和酒。到了晚上，柳开把仆人叫来，问他： “你竟敢威胁主人把女儿嫁给你！”接着取出匕首把他杀了。第二天，柳开邀请退休官员来吃晚饭，要他一起吃一盘驴肉。晚饭后，这官员问他仆人在哪儿，回答是：“你刚才吃下去的就是他的肉。” 4．曹锴。 曹锴是曹彬的后代，曹彬是宋朝初年的一员大将，灵寿（在今河北）人。曹锴年轻时爱读书，讲义气，以自已是个有节义的游侠而沾沾自喜。

他做许州（今河南）都监时，有一幕客，专做违法之事，众人感到害怕。曹锴知道后，就请客饮酒，同时也请了这个不法分子。饮酒中曹锴一一列举其罪状，准备杀他。他向曹锴求饶。曹锴饶了他，警告他决不能再犯。

曹锴升官至河阳军（驻扎在河南）总管。尽管他是一介武夫，却写得一手好诗。曾学诗于著名诗人梅尧臣，梅尧臣称赞过他写的诗。

5．王克明。

王克明，原是饶州（在江西）人，后来又迁移到湖州（在浙江），是个名医。他读了很多书，好侠尚义，常常奔赴数千里之外救人之急。一次，士兵中发生瘟疫，他行医救了几千士兵的生命。 6．徐师颜。 徐师颜是新定（在浙江）人。生性倜傥，急人之难。1348年江南发生一场厉害的流行病。徐师颜分发粮食，雇人埋葬尸体。病人中凡是还能医治、进食的，他就亲自照料他们，救他们的命。一天，他看到一位姑娘，只剩一口气了。问后，他了解到她是衢州（在浙江）一位学者的女儿，就用车把她送回家，使她病愈。后来把她嫁给了一位士人。

野史笔记中的侠客

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中记载有不少侠客的事迹，如徐铲的《稽神录》、吴淑的《江淮异人录》、张师正的《括异志》、洪迈的《夷坚志》、刘斧的《青琐高议》及元好问的《续夷坚志》等。这些笔记中侠客的记载呈现两种流派，凡纪实志人类的多用写实笔法，不事铺张，实可当真人真事来看。而志怪类的笔记则多诌神谈鬼，无实可稽。下面的侠客事迹大多源自纪实志人的笔记小说，从中可以一窥宋代侠客的精神风貌。

1．仗义除恶大侠——虬须叟。

宋佚名氏所撰的《北裔记异》中记述了一个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大侠虬须叟的事，颇为感人。事叙恶吏吕用之在扬州，依仗渤海王的势力擅政害人，无恶不作。有一商人名刘损，携家眷乘船来到扬州，吕用之偶然见到刘损之妻容貌佳丽，一心想将其霸占为已有。居然罗织罪名，将刘损下狱，强夺了刘损之妻。

刘损虽满腹怨屈，也无处倾诉，又只得向吕用之献上黄金百两，赎出自身。妻子被霸占，却奈何不得。一日傍晚，刘损神情沮丧；凭窗而立，见一虬须老人健步走来，刘损本无动于衷，木然自僵。这老人见他面色阴郁，却主动上前来探问他有何不平之事。刘损见老人满身豪气，声朗气清，不似常人，就将吕用之夺妻之事如实告诉了老人。

这虬须老人一听，并不动声色，只道此是小事一桩，他立马就去将刘妻及财物取回。刘损自是感激不尽。出于怨恨，他又拜求虬须老人道：“既然老前辈有如此本领，何不斩草除根，杀却不平？”但虬须老人却只是行侠，而不轻易杀人的，说道：“此乃神明之事，非属我辈。”

言毕，虬须老人独自去了。不多时，他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吕用之家中，且变化形貌，乔装改扮，简直让人认不出他来了。他来到吕用之房中，叱令吕用之速将刘妻及所受金帛如数送回，不然，必见刀起头落。说罢即隐身退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