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古侠的主要形态(2)
杨埙不是闯荡江湖的侠客，但他却有侠客的高风亮节，仗义执言，堪为侠义之士。高节义侠之人除了要除大害、求大义以外，即使在平常生活中也以周人之急为本职，施财救人，表现出可贵的利他精神，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清顺治年间广昌的白羽皇就是这样一位义侠。《清稗类钞·义侠类·白羽皇蠲金》载：白氏家中虽然贫困，却乐于施财。每年以教书的收入获得温饱后，常以余财来周济周围的穷人。一天，在路途中听到一个妇女哭声凄惨，白羽皇上前询问事由，得知妇人的丈夫被贼人诬陷吃了官司，将卖儿女。白羽皇随即拿出银两，送给妇女，不留姓名而去。后来白羽皇死去，忽有一人携妻女前来哭悼，家人询问，才知道白羽皇助人银两之事。
义侠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通常能挺身而出，抵御侵略，具有高尚的民族大义精神。嘉靖三十年（1554年），东南倭寇作乱，朝廷除了调兵加强海防外，还招募身怀绝技者从军。张二郎是一个善于泅水的侠客，平时以乞讨为生。听到倭寇作乱后，张二郎积极应募，在军中作为哨探。他几次泅水深入海岛倭贼老巢侦查，搜集确切情报，而且不时斩下倭寇首级献给军将。但他不要功名利禄，赐给他的银牌、赏金，一概不要，如果一定要给，张二郎就将这些上交府库。但牛肉犒赏例外。倭寇之乱平定后，论功，他可以得到一个世袭百户的官职，郡县官赏他朝廷服，赎一个妓女给他做妻子，张二郎也坚决回绝，他还是愿意沿门乞讨。夜晚睡在破庙中，嬉嬉无忧色。后来，那位曾任用过张二郎的太守成为江南巡抚，他到处寻找张二郎，一天在一个无人看守的寺庙金刚像下找到了张二郎。巡抚让二郎去领赏金，仍笑而不接。巡抚知道二郎好酒肉，于是赏他酒肉，二郎称谢而去。
可见，中国古代的义侠追求的是侠义的人格理想，从事的是对他人有利的活动，伸展的是人间社会之委屈，与汉代司马迁对侠客所称颂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济世兼爱之“仁”，“不既信，不倍言”之“义”是一以贯之的。尽管在侠客史上有的义侠也曾发生了种种变异，但那不是主流。义侠的道义品质始终是中国侠文化的精神支柱。
江湖型侠客
“江湖”一词，原本是地理名词，是“三江五湖”的简称。后来这个词演变为与通都大邑相对的地理概念，同时也与朝廷相对并与“盗贼”、“绿林”密切相关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名词。在中国侠客史上，江湖是任侠者活动的大舞台，血风腥雨、险象环生的江湖造就了大批与众不同的侠者。江湖之侠与其他类型的侠客比较，其特点在于他们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上不依附于豪门，下不投靠于私人，他们或以单个的方式或以群体性的组织，生存于非城市、非朝廷、非“四民之业”的“江湖”之中。可以说他们生活在正常社会之外，是独立王国的子民。
江湖之侠的成分非常混乱、复杂，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所不包。有的是绿林好汉，占山为王，夺人钱财；有的是帮派成员，潜伏于秘密教门，归属于形形色色的武林门派。这是集团性的江湖侠客。还有个体性的侠士，有的是江湖大盗，有的是独行大侠。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千差万别，或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展现侠者本色；或者疏财好义，快意恩仇；或者恣意豪暴，堕落为枭雄与流氓。种种情状，共同构成了江湖之侠及其行为方式。
在江湖之侠中，盗侠是最典型的。从历史上看，侠与盗实为一体之两面，侠、盗本就同源。侠与盗不仅同源，而且相互结纳，交往频繁，并会相互转化。战国四大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等，大多凭借王公之权势，以游侠的姿态自居；他们热衷于豢养食客，鸡鸣狗盗之徒无不以礼相待。汉代著名游侠朱家、郭解都喜欢收留犯法亡命之辈。朱家所藏豪士数百人，其他的平庸之人更不可胜数。郭解家中的亡命者也很多，直到半夜家门口还停留着数十辆车，请求代替郭解安排这些市井豪猾之人。事实上，郭解从小就为人阴贼，稍不如意，就要杀人，不少人因此丧命。至于藏命作奸、铸钱掘冢之类的坏事也干了不少。中年以后，郭解的行为才有所收敛。另一位侠士原涉，他的宾客屡次冒犯法令，本人也是睚眦必报，因触犯他而死的人不在少数，他甚至派人去刺杀朝廷官吏，然而他又喜好赈施贫穷，赴人之急，行为方式上充满了矛盾性。
有的人开始是盗，后来改邪归正，成了社会上敬重的侠。《世说新语》“周处”篇即讲述了周处由盗至侠的演变过程。周处是晋初吴郡阳羡人，表字叫子隐。其父周鲂做过吴国鄱阳太守。去世时，周处还没有成人，失去了严父的管教，品行不端。
周处年青的时候，为人凶狠，爱打抱不平，他的同乡认为他是个祸害。那时候阳羡的水中有一条能发洪水的蛟龙，山中有一只瘸腿儿老虎，都危害着当地的百姓。所以阳羡地方的人称他们为“三横”，其中周处更凶残。有人劝说周处把老虎杀了，把蛟龙砍了，其实是希望“三横”只剩下一横。周处先把老虎杀死了，接着又下到水里去砍蛟龙。那蛟龙有时候浮出水面，有时又沉到水中，往前游了几十里，周处都紧迫不放。经过了三天三夜，都不见周处回家，乡里的人都认为他已经死去了，奔走相告，表示庆贺。谁知周处竟然把蛟龙杀死了。从水里出来后，听说地方上的人误认为他已经死了，相互庆贺，才知道人们都痛恨他，于是有了改过自新的想法。
周处从吴郡出发去找陆机、陆云兄弟两个，想拜他们为师。陆机不在家，只见到了陆云。周处把来求师的原因原原本本地告诉给陆云，并且说：“想自个儿改正，可是光阴已经虚度了，最终还是不会有所成就。”陆云说：“古人重视‘早上听到了圣贤的道理，即使晚上死去也是值得的’这个做法，何况您已经知道以前的过失，不必担心一事无成。再说人应该担心不能确立自己的志向，干吗为美名不扬担心呢？”周处于是改过自新，最终成了忠臣孝子。
后来周处仕晋做了御史中丞，掌管检察，多次上书检举王亲国戚的罪状，不避权贵。氐人齐万年反叛后，皇上让他抵御齐万年。他奋力为国家拼死杀敌，以少战多，斩杀敌军上万人。最后箭都射完了，有人劝他从战场上退下来，他坚持作战，死在战场上。
侠、盗一体的江湖人物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的很多。他们时而为盗，时而为侠，很难截然将两者分开。唐人小说中《车中女子》、《嘉兴绳技》、《田膨郎》、《僧侠》等篇写的都是侠盗，段成式《酉阳杂俎》专列“盗侠”类。话本小说中的宋四公、赵正、尹宗、郑信、汪信之等，《水浒传》中的李逵、李俊、孙二娘等人，都是亦侠亦盗的人物。
江湖之侠与其他类型的侠比较，不同之处在于常常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干着诸如绑架、劫财、偷盗之类的事情。其中尤以劫财最为常见。江湖侠客劫财一般也要遵守行业规则，即劫富济贫，他们不盗百姓，不盗清官，不盗良善之人；只盗贪官、污吏、恶绅、奸商等，维护“盗亦有道”的群体性社会形象。
明代冯梦龙的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即赞扬和肯定了这一江湖侠盗群体。宋四公、赵正等人虽然是梁上君子，但有着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宋四公之所以夜人禁魂张的宝库盗宝，是因为禁魂张为富不仁。作为万贯家财的财主，禁魂张甚至同乞丐斤斤计较，夺了乞丐的所有东西，还将人暴打一顿。后来，宋四公盗走禁魂张价值五万贯的金珠，以示惩罚。盗侠们劫富的目的是为了济贫，而不是用来自己享受和消费，如宋四公在盗宝前便给了那乞儿二两银子．具有可贵的同情和怜悯之心。
除了上述例子，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的侠盗形象还有不少。这些侠盗，按其侠义行为，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如《明言》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的郭威，虽然身染市井无赖习气，却不乏一股抱打不平的豪气和侠气。他见李霸遇强夺市井小民之“鱼”（一种赌博用具），就顿时浑身焦躁，直把李霸遇打得血流满地。后来，又见尚衙内霸占一店主之女，他更是义愤填膺，当即揪住衙内，手起刀落，将这祸害市民的恶少砍死在地。《通言》卷二十一《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赵匡胤在未发迹前，也是“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曾在汴京闹了御勾栏和御花园。逃到关西，又杀了董达。在黄州还杀了宋虎。及至朔州，又打死了李子英。真是一条杆棒随身带，遍扫世间不平人。他最典型的侠义之举，就是千里送京娘。当他遇到为强贼所掳的京娘时，他立即表示：“俺今日不救，更待何人？”“救人须救彻，俺不远千里，亲自送你回去。”还说：“俺赵某一生见义必为，万夭不惧！”结果，他不仅将贼人一一扫灭，还将贼人财帛分散与市镇人家，让市民们把贼人尸首、刀枪等拿到官府去请赏，而自己则分文不取。市民们对此“各各感恩”。这种侠义、仁爱之举，比水浒好汉恐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吧！《恒言》卷三十《李公穷邸遇侠客》所写的“床下义士”，也一向以济困扶危、秉公除奸为己任。他曾说：“俺乃义士，平生专抱不平，要杀天下负心之人。”当县令房德恩将仇报，欲杀当年救己出狱的李勉，来央求此剑侠时，剑侠为其蛊惑，就潜入李勉床下准备下手，不料却听到了李与仆人的一番对话，了解到县令的险恶用心，所以气冲斗牛，赶回县衙，反将县令杀了。李勉感激万分，问其姓名，以图后报，他答道：“咱自来没有姓名，亦不要人酬报。顷咱从床下而来，日后如有相逢，竟以‘床下义士’相呼便了。”言罢，飘然而去。这种甘赴他人厄困，祛残除暴，丝毫不图名利的侠义行径，真让人感佩、向往。第二类是“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神偷。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慎行三昧戏》正话中的“懒龙”，是一个喜欢劫富济贫的侠盗。他“胆气壮猛，心机灵变，度量慷慨”，无室无家，四处漂游，“因是终日会睡，变幻不测如龙”，人皆叫他“懒龙”。他“所到之处，但得了手，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故人们又称他“一枝梅”。“一枝梅”虽以偷窃为生，但“煞有义气”，从“不入良善与患难人家”，而且不奸淫妇女，不坑害好人，专偷贪官污吏、悭吝财主和不义巨商。偷来的东西，随手散与市井中的贫苦市民。第三类是“受人滴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的剑侠、盗侠。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的乌将军仅受店主陈大郎一饭之恩，就时刻铭记在心，后来非但保护了陈大郎走失的妻子、内弟，而且还年年赠送陈大郎大量的金银财宝，使陈成了吴中巨富。《初刻》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谈侠》中的女侠韦十娘，也是有感于商人程元玉替她付了饭钱，又且修雅持重，所以有心报答他。于是在程元玉的仆人马匹财物被劫之后，她立即援手相救，令盗贼将劫去之物如数交还，并且殷勤治饭款待，与程畅论剑术源流、侠客责任，以及行侠权宜，还申明了她的行侠之道：神奇剑术，不得妄传，不得替恶人出力害善人等。
劫取不义之财，惩罚贪官和恶人是江湖侠士活动的一大主题。盗侠们一般身怀绝技，武功过人，他们施展自己的优长，铲除社会的不公，维护正义的尊严。当然，这并不能说侠客是贪财之辈，劫财并不是他们行侠的唯一目的，大多数只是一种手段，用以惩治、警戒那些不法贪官而已。清人吴雷发所著《香天谈薮·浙中宦者》篇载：明代万历年间，有个在浙江任职的贪官，搜刮了不少不义之财，让他儿子挑选几个武士将财物运送回家。运送财物的一行人走到荒野中，一个老头突然出现，拦住去路，说：“车中均为不义之财，为何不借给我？供我养老用？”贪官的儿子指挥手下的武士与老头较量，结果都被老头的飞弹制服，老头顺利地劫下了财物。一个月后，贪官的儿子与几个武功高手在西湖游玩，碰巧发现劫财的老人与几个少年在堤上行走，于是想向前捉拿；结果贪官儿子这边的武士被打倒了三人，其余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老头邀请贪官的儿子上船饮酒，向他聊起自己一生赈济贫困、行侠江湖的事情，说：“替我转告你父亲，不要寻找我。”并写了一封信给贪官，指出他的罪过。第二天早上，当贪官父子醒来，发现自己的枕头被砍为两截，旁边有一白绢，警告父子俩要痛改前非，否则你们的下场就如枕头一样！这个贪官惶恐之下，急忙召回捕捉老人的武士，改正了自己的劣迹。
江湖之侠一方面喜好劫财济人、惩处贪官，另一方面，同情弱者、敬佩贤德有才之人，具有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唐代诗人李涉遇盗作诗的逸事颇具传奇色彩。据《唐诗纪事》卷四十六“李涉”条载：李涉曾经经过九江，在皖口遭遇了盗侠。盗侠问他是什么人，李涉的跟随者说：“这是李博士。”盗侠的首领听到后说：“如果是李博士，不要抢掠他。久闻他的诗名，希望能得到他的诗，只要一首就让我满足了。”李涉随即口吟一绝： “春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盗侠获诗后十分满意，挥手放过了李涉一行。盗亦有道，而且相当高雅、爱才，居然要诗不要钱，亦是江湖之美谈矣。
江湖之侠崇尚江湖义气，为他人的利益不惜两肋插刀，在行侠的手段上往往采取比较极端的暴力方式。五代时孙光宪《北梦琐言》中所记的“荆十三娘”就是如此。唐代有一进士赵中行，曾在温州定居，喜欢豪侠行事，后又到苏州支 山禅院僧房小住。偶尔遇到一女商荆十三娘在此地为亡夫设斋祭。因仰慕 赵中行的为人，就同他一起回到扬州。赵中行的朋友李正郎有一弟，人称 李三十九郎，有一爱妓。这妓女的父母因想攀附权贵，又将女儿夺回送给 了诸葛殷。这诸葛殷依仗太尉高骈的势力，作威作福，李三十九郎只好忍 气吞声。
荆十三娘偶尔听说了此事，也替李三十九郎愤愤不平。就对他说： “这不过是小事，我能为您报仇。天明时请过江，在润州北固山，六月六 日正午时等候我。”李三十九郎如期而至北固山，荆娘将一个装有妓女以 及其父母头颅的布囊提来交给了姓李的，然后与赵中行一同到浙江去了。
荆十三娘不露声色主动为人复仇，当然值得称许。但是，以情理而 言，朋友只是失去了一爱妓，却将妓女及其父母三人一并斩杀，未免太过 草率，草菅人命。其实，这种不计后果，以快意恩仇为目的的活动方式正 是江湖侠者的共性。
江湖侠客往往与绿林好汉有不少相通之处，世人通常将两者相提并 论。“绿林”原为山名，位于今天湖北省当阳县东北60里处，这座小山本不为世人注目。据《后汉书·刘玄传》载：东汉王莽在位的时候，南方大饥，百姓涌入荒野草泽之中，寻觅野菜为食，相互间还发生争执。新市人王匡、王凤为了评理争讼，被人推举为头领，部属有数百人。后来亡命之徒如马武、王常、成丹等人也来依附他们，一起攻城略地，藏身于绿林山中，数月之间人数达七八千人。绿林从此成为“义军”、“贼寇”、“盗侠”的代名词。
江湖侠客其实与绿林好汉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一定要区分，大致可以这样认为：前者一般是独行侠，单打独斗，来去无踪；而后者是一个集团，是有组织、成规模的任侠行为。最典型的莫如梁山好汉群体，他们或横行江湖、或隐匿于水泊、或潜伏于深山，诛杀贪官污吏、反抗腐败朝廷、惩处地方恶霸，替天行道，把中国传统的侠义理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