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古侠的生活(2)
酒在江湖中还成为敌我斗争的一种手段。如饮酒诈醉、诱敌上当便是江湖侠客的一种用兵之计。直接诱敌饮酒，然后乘敌人酒醉而攻之，“智取生辰纲”是这种计谋的成功运用。北宋年间，北京大名府相公梁中九，为他的岳父太师蔡京搜刮了十万贯的生日贺礼，委派青面兽杨志押往东京。晁盖、吴用等梁山好汉为打劫生辰礼物，在黄泥冈设计诱使杨志一行饮酒上当，乘他们烂醉如泥之机劫走所有货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因此，洒往往成为侠客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因素，侠客经常利用对手嗜好饮酒的弱点而出奇制胜，大败对方。据清·高继衍《蝶阶外史》的记载：清代河北献县大侠窦尔墩是一个挺讲义气，见义勇为的人。有一次，窦尔墩本来想劫取一伙商人的财物，跟踪商人来到一个庙宇里，谁知这是一个贼窝。窦尔墩于是放弃了打劫商人的初衷，想一探庙里的究竟。发现庙里的和尚藏匿抢劫来的良家妇女，荒淫作乐。于是打算想办法偷走和尚惯使的武器铁翼，暗地里吩咐被和尚欺凌的妇女，用酒灌醉那些恶僧。正当和尚醉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妇女偷出了铁翼，窦尔墩随即一脚踹开房门，举起钢刀猛刺和尚。和尚急忙找自己的武器，哪里还能找到！加上饮酒过度，和尚终于力怯不支，被窦尔墩送上了西天。在这里，酒成了侠客惩罚恶人的一种辅助工具。
当然，在江湖上行走的侠客时时要提防酒中的玄机，黑道人物惯常在酒中下蒙汗药，在小说《水浒传》中便有不少好汉被酒中的蒙汗药放倒，有的还因此差点遭杀身之祸。打虎英雄武松在十字坡一家黑店里饮酒，母夜叉在酒里下了药，酒变得混浊不堪，加热以后，药力更大。所幸武松江湖经验丰富，早有防备，要不也被母夜叉做了人肉包子。
酒壮豪情，自古如此。清末鉴湖女侠秋瑾《对酒》诗说：“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绿林豪侠常以“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相称，酒不仅助长、增添了侠的英风豪气，更表现着性情的自由发挥。“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古往今来，酒可谓与中国的侠客渊源深厚，是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嗜好，也是侠客们任侠行侠的一种文化符号。
游侠的服饰佩戴
游侠非常人，他们或有奇节异行，或具绝技神功，或有奇智奇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穿着打扮是否也异于常人？
对于游侠的服饰佩戴，先秦典籍没有专门记载。孔子弟子子路“冠雄鸡，佩假豚”，这可能就是那时游侠的装饰。韩非《五蠢》在谈及儒、侠的时候，称儒者身着华丽的服饰，而侠者一般佩戴宝剑。可知儒士大多衣着鲜华，而游侠除佩剑之外，并无其他特殊的装束。以后，司马迁为汉代游侠立传，称朱家“衣不完采”、“乘不过轺车”，他的打扮也普通。郭解的穿戴，干脆未提及，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汉末，情况有所改变。侠者不再折节从俭，他们中许多人再不愿随随便便地穿着破旧的衣服，做出谦逊低调的样子。如哀帝时大侠陈遵承父荫做了京兆尹以后，出入公府。当时公府中的官吏们出门所乘的车都是破车小马，不饰纹彩。只有陈遵这人车马鲜明，特别讲究穿戴。尽管同时的大侠原涉“衣服车马才具”，不事奢华，但崇尚鲜丽的消息已露。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曾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世人崇尚奢华的情况，说人们喜欢穿漂亮的衣服，饮食奢侈，可能游侠也受到了这种尚奢世风的熏染。
汉以来，游侠的佩戴也不仅以剑为限，还有弓箭。据《西京杂记》的记载：当时的少年无赖用青州地方的芦苇制作弓矢，骑着快马，身穿艳服，在大道上相互追逐，嬉戏游玩。东汉末年董卓是一位健侠，喜欢带双鞬（盛弓的器具），左右驰射。隋初虞庆则尚气任侠，也好身披重铠，带双鞬驰射。至于马本身的剽悍雄俊，络头鞍镫的精美，也是游侠颇为注意的。以至在历代文人吟咏游侠的诗篇中，它们被得到突出的强调。如曹植《白马篇》在描绘少年游侠的勃发英姿时说：“白马饰金羁，连翩起西北。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鲍照《拟古诗》云：“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吴国伦《名都篇》说：“名都故佳丽，少年何翩翩。千金饰宝剑，百金缧文鞍”。诗歌的这些描述很难说只是艺术上的夸张，应该有着现实生活的依据。
如果说，上述衣饰佩戴还不能算太特别的话，那么挟丸与带铃就几乎为游侠所独有。游侠挟丸多见于汉代，它与一般人拿弹丸作游戏用，如作跳丸之戏（用手连续抛接若干弹丸）、捶丸之戏（由击鞠演化而来，专意在击球人窝）、击弹之戏（击鸟雀）不同，专用来赌行击杀官吏之用。据《汉书·酷吏传》记载：长安城里豪侠奸猾之人颇多，闾巷中的任侠少年受人收买，往往群集在一起，射杀官吏。少侠们摸掏弹丸，用作赌真：拿到红色弹丸的杀武官，摸到黑色的就杀文官，掏到白色的主办丧事。在城里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少侠们抢劫行人，死伤之人横于道路。当然，不排斥游侠也有用弹丸作游戏之具的，但用以赌行杀人之事，确实是他们怀丸挟弹的重要原因。对此，历代文人的相关诗作也有反映。如何逊《拟轻薄篇》说：“城东美少年，重身轻万亿。柘弹随珠丸，白马黄金饰”，徐悱《白马篇》所谓“少年本上郡，邀游入露寒。剑琢荆山玉，弹把随珠瓦”，弹丸这类器具突出了和加重了汉代游侠的身份特征。
侠者带铃的习俗见于汉末三国时。据《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吴书》的记载：吴国的甘宁为游侠，不仅铺张声华，穷极奢靡。他走陆路时则乘车骑马，走水路时则轻舟相连；连他的侍从也锦绣艳丽。他所走过的道路非常光洁，在水路上停泊舟楫时，常常以丝织的布匹来稳固船只，离开时便割断布匹，丝毫不为可惜。他还好结交间里少年，结伙为伴，挟持弓箭，穿着羽毛装饰的衣服，佩戴铃铛。周围的人一听到铃响，便知道是甘宁来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在自异其形，以此收到张扬威势、震慑人心的效果。
两晋南北朝以下，游侠的衣饰佩戴多尚鲜丽。如唐时侠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户官道，车马不敢前”（《新唐书·李绅传》）。李白《少年行》所谓“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贯休同题诗所谓“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形象反映。与此同时，一种争尚怪异的倾向开始出现。《新唐书·武元衡传》载：宪宗时，李师道任用游侠作刺客行刺武元衡，事发后京师的人们非常害怕，在城门口派兵严加盘查，凡是相貌奇伟，穿着怪异的人，而且是燕、赵一带口音的人，都要仔细盘问，验明身份才予放行。可知当日游侠衣饰已与常人不同。 在唐代，“侠少”中还盛行纹身的习俗。段成式《酉阳杂俎》中《黥》记载，京畿高陵县捉住一位宋元素，他全身共镂71处，左臂刺言：“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则“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又，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背上“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唐代恶少通过纹身来夸耀自己的勇武，彰显自己的个性。
宋元以降，随着专制集权统治的加强，游侠社会地位降低，社会影响日益减少，大多沦落民间，乃或为盗为寇，较之以前在衣饰方面似不再刻意讲究，从现在可以见到的材料看，未有特别的记载。
游侠的资财来源
历史上的游侠是如何获得资财以维持生活的呢？在获利谋生方面，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手段呢？
我们知道，游侠并非一独立的社会集团，他们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既有卿相之侠，也有豪暴之侠，乃或豪强、官僚兼而为游侠。这些人或有食邑俸禄，或有田产收入，其财资来源都不成问题。有的游侠虽不治生产，不事常业，但因声名在外，权贵富豪乐与之游，也可顷致千金，无生计之虞。如汉大侠郭解、楼护即如此。前者迁徙茂陵的时候，诸公送者赠送千万钱；后者母死，送葬者致车也多达二三千辆。甚至一些称不上著名侠魁的人，有时也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稳定的生活。据《魏书·薛安都》记载，南朝时游侠薛安都喜欢结交轻侠，他的兄弟们非常担忧，安都于是要求孤身离开家里，身上不带一文钱，他的弟兄们答应了他。安都居住在一家马厩之中，远近的游侠们听到后争相前来，馈送钱物，没多久，赠送的牛马衣物便堆满了庭院。又据《隋书·沈光传》云：隋时游侠沈光不拘小节，家里非常贫困，他的父兄都靠租书为生，只有沈光游手好闲，不事产业。他每天结交轻侠，京师里的恶少年都来归附他，送给他不少钱财，得以赡养父母家庭，经常能得到甘食美服，从来没有困窘过。但是，大多数活动在乡曲闾巷的布衣匹夫之侠，既不愿意老死乡间，躬耕垄亩，过一般人自食其力的平淡生活，又没有上述权贵的馈赠或同道资助，他们赖以维生的手段就不免越出正道，其方式较之常人也就有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具体来说，大低有剽掠、椎埋、掠卖、劫质、盗铸、私煮、发冢等手段。
攻劫日剽，强夺日掠，因此所谓剽掠，即指以强力劫取他人钱财。又，古称盗劫人财为贼，剽掠过往者为寇，可见这剽掠一事较之盗劫，更具有以强力挟持的色彩。然而自两汉以来，几乎历代游侠都干过此事。如郭解在末发迹前，就曾作奸剽攻。一些豪暴之侠更是纵使门下宾客、家奴，公行此事。如前面所述，汉代长安剽掠成风，往往可见到被害者死伤于路上。在治安状况相对较好的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由魏晋南北朝而及元明，此风不坠。如果说东晋祖逖手下一批游侠，当饥荒之年，劫掠富室，尚不能称之为害民间，那么像南朝末时的王僧达，纠合闻里轻险少年公行剽掠，就不仅以富室为限了。有些游侠更等而下之，干脆入山下海，躬为盗贼，如明高捷日与群盗剽掠行旅，已无侠行可言。
椎埋，指将死人椎杀，然后埋葬了事，有时也泛指将人杀死后埋掉。如汉代王温舒好任侠，少时就曾椎埋为奸。杀人埋尸，或为恩仇，但也包括为财物，故又有“椎剽”一词，即杀人劫货。如唐肃宗时新安豪侠沈千载，就曾交结椎剽之党公行劫掠，地方官竟不能禁。椎埋之风盛于两汉，南北朝时也常可见到。如前已提过的薛安都就常操此业，以至陈宣帝诉其罪状，有“椎埋发掘，毒流泉壤”之语。一直到明清两代，“群聚为椎埋者”还未绝迹，这些人中，不少是游侠。
掠卖，是指强夺人口，贩卖获利。如唐侠郭元振任侠使气，不干正当营生，前后所掠卖的人不下千人，当礼物来送给宾客，当地百姓深以为害。与此相关的是劫质，即今所谓绑票。游侠为得人财物，也尝为之。明人郑仲夔《耳新》一书记载：潮州、惠州一带的大侠，每当窥视到有富家子弟出门，便绑架而去。然后在大街上贴出布告，要求其家属拿出赎金，一定要满足大侠们的条件才放回人质，以此来勒索钱财。所劫虽尽是富家子弟，但不说富者并非个个都属为富不仁，侠者们的这种行为，很难说是光明正大的。
发冢，又称掘冢，则是所谓 “向死人要铜钿”。秦汉以来，兴厚 葬之风，秦始皇陵葬殉之丰自不必 说。汉魏以降，虽历代帝王尚奢尚 俭各不相同，但即就尚俭如文、宣 之霸、杜二陵而言，据《晋书·索 琳传》记载，墓葬已不可谓菲薄， 奢者更不知如何排场。帝王之外， 一班权贵富豪也竞尚奢华，平民百 姓起而效仿，尽其可能，多有营 费、明器之外，还埋钱人土，名日 瘗。虽朝廷明令禁止，仍不能绝。 由于墓葬如此丰厚，掘冢之事自然 就多了起来。汉文帝墓在武帝时已 被人盗发，其他诸皇陵以后几乎都 被盗发过。公卿以下更不能幸免， 不仅玉柙金缕悉数盗去，并骸骨也遭毁弃。两晋南北朝如石季龙、姚 苌、慕容垂等人都干过此事。唐室 诸陵，在黄巢起义时也尽遭发掘。而无主坟墓被盗的就更多了。这些盗墓人大多是失去常业的绿林草莽，闾里窃贼，或者是屯戍的军士，此外便是游侠。郭解早年就曾干过此等营生。《西京杂记》载广川王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地方上的坟冢被他们盗掘一尽，这些无赖少年，多为轻侠之徒。曹操少时任侠，至老仍末脱尽故性，《曹操列传》称其尝引兵人砀山，伐梁孝王墓，撬破棺材，获得金宝万斤。唐代的窦建德任侠，也曾发掘邺中一地的墓冢。《神异录》载其曾发得一墓，内无他物，只一妇人颜色如生，候之似有气息，三日复活，自称魏文帝曹丕宫中人。所言玄虚，不足为信，但他盗墓发冢之事当有。
此外便是盗铸与私煮。盗铸，指违反国家规定，私造货币。汉代此风最盛，由于盗铸时可以行奸巧，杂铅锡入白银，以充成色，获利颇丰，故行此者如云而起。文帝时，吴王刘濞擅章郡铜山之私，私自铸钱，一时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袁盎称其所招引，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其中就多游侠。武帝时虽严刑禁止，仍未能平息。郭解之“休乃铸钱掘冢”，便是证明。南北朝时期，币制崩坏，原因也在私铸。《魏书·辛子馥传》载：“时有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权”。这些豪右奸党也多有亡命无赖和乡曲豪侠的辅助，唐以后国家币制渐趋稳定，盗铸一事随之消歇，游侠才开始收手，转趋他途求利。
私煮，指私自煮盐谋利。此事也以汉代为盛，但持续时间则要较盗铸为长。盐之为物，煮于海，晒于池，汲于井，成易利厚，向来为人瞩目。古时政治简平，山海之利未有禁止，以藏富于民。秦用商鞅法，盐利二十倍于古，是为苛政。汉以后，因豪强巨盗专擅其利，朝廷颁立法禁，命其赋人。光武中兴，专卖法废止，私煮之风又起。两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或征税，或无税，政既不一，官商勾结、重敛营私，盐政遂弊端丛生，社会上私煮私贩日渐增多并历久不绝。《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即言唐末“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仗劫盗及贩卖私盐，因缘便为大劫”。黄绾《弭江盗疏》也说明时太仓等地不法之徒“招纳之命，聚集游手，教习武艺，弄成恶性，肆行兴贩私盐”。胡世安《备边十策疏》更说：“私贩之徒，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窝纳盗贼，出持兵器，归肆抢夺，官军逻卒，莫敢撄锋”。与此相联系，所谓盐枭也由此产生。如唐末黄巢、王仙芝，五代吴越钱镠、蜀王建，元末张士诚、方国珍，明王直，清谭阿昭、蔡牵，大者揭竿聚众，小者亡命江湖。这些人当中有的本身就是游侠，如吴越王钱镠《旧五代史·世袭列传》载“少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言“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产，以贩盐为盗”。《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载“蜀主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张士诚和方国珍为人皆有任侠气。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卷二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喜施与，以故宗人信之”。一直到清末，好任侠行义，被人称为朱家、郭解之流的关中刀客，仍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收入。如著名刀客“王狮子”王振乾任侠好义，他家中有四套大车两辆，大船两艘，就是专用来贩运河东潞盐及茶叶的。当然，被盐枭招来并任用的人中就更多游侠了。
综上所述数者，有的虽还称不得谋财害命，但其不轨于正义，以歪门邪道横致富贵却是显然的。游侠被视为横捍文罔，乃至奸邪盗贼之徒，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