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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情感经济学:酸甜苦辣味俱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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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曾做过一个调查,那些因为爱情而结合的夫妻,80%后来都感觉不幸福,反倒那些因为功利的原因而结婚的夫妻,感觉幸福的比例大大超过那些因为爱情而结婚的夫妻。这里的功利,并不是指功名利禄,而是指爱情所必须的物质基础。我国有一句俗语“米面夫妻”,也是说夫妻关系首先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情感是一种复杂的事物,如果要计算它的复杂程度,恐怕也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情感无处不在,生活因为有了情感而变更加多姿多彩。但是,无论和情感有多么亲密的接触,人们却始终无法揭开情感神秘的面纱。

一提到经济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就是钱,是计算与权衡。许多人都不愿意把情感和金钱甚至是交易联系在一起。当然,爱情婚姻是神圣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份美好的情感。但是,由于情感本身存在复杂性以及人们自身追求情感的盲目性,人们往往不能处理好情感问题。比如,初恋的成功率往往很低,人们往往不是爱得不够,就是爱得过火。

经济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研究情感经济学有利于通过合理的经济活动在最大程度上改善情感状况,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我们不曾停止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同样,我们更希望在情感中获得最大的利益,那就是——快乐。

为什么人类会有男人和女人?

从性别的角度区分,可以将人分为男人和女人,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区分又存在哪些优势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至今是依赖于人类的遗传本能,而人类的遗传又是依靠男人和女人共同完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神话”表达了中国古代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的关系,那就是“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的神话,其中伏羲是中国文化的“父祖”,而女娲则是中国文化的“母祖”。对于这个神话的理解,直接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构成的理解,而人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直接反映了人类的自然遗传特性。

性别差异在整个生物界普遍存在,并非为人类独有,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性别被定义为基因的重组,即来自两个以上个体的遗传物质的融合。人类繁衍至今已不止几十代,性别的出现必定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有性生殖也必定有它的优势所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有性生殖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抵御寄生者危害方面。在自然界中,很多生命体体内存在寄生者,而寄生者大多对寄主造成很大伤害,有时甚至危及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有性生殖的繁衍方法能够帮助寄主更有效地抵御寄生者的危害。假设寄生者有A1、A2两种基因,宿主有B1、B2两种基因,具有B1基因的宿主只能抵御具有A1基因的寄生者,而具有B2基因的宿主只能抵御具有A2基因的寄生者,那么,当宿主群体中B1基因较多时,A2型寄生者就比较有利,从而使得A2型寄生者数量增加,但是当A2型寄生者数量较多时,B2型宿主又会比较有利,所以B2型宿主又变为多数,如此反复循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如果宿主采用有性生殖的繁殖方式,对寄生者的变化反应就会比较快,从而增加其生存概率,也就是这种生殖方式带来的收益。因为有性繁殖带来基因重组,基因重组带来丰富的变异,从而有能力接受生存挑战。举个通俗的例子,如果把繁衍方式比做抽奖,那么单性生殖就好比只买了一张彩票,然后复印多次,但复印得再多也不能增加中奖概率,但有性生殖却好比买了许多不同号码的彩票,显然其中奖概率会大大增加。

其次,有性生殖中基因重组产生的丰富变异有利于增强子代适应自然选择的能力。有性生殖能促进有利变异在种群中的传播,从收益的角度看,其收益远远大于无性生殖。如果一个物种有两个个体在不同位点发生了有利变异,在无性生殖的种群内,这两个变异体必将竞争,直到一个消灭为止。但在有性生殖的种群里,通过两性交配与基因重组,可以使这两个有利的变异同时进入一个子代的基因组中,并在种群中传播。有性生殖物种的生活周期中都有二倍体阶段,二倍体的物种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份,有一份在机能上处于备用状态,如果这个备用基因发生突变,通过自发的重复和有性生殖中的遗传重组,可以使新基因与原有基因先后排列,从而产生一个新的基因,二倍体物种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使基因组不断丰富。有性生殖大大加快了进化的速度,现存150余万种生物中,从低等细菌到高等动植物,通过有性生殖进行繁衍的种类已达到93%以上。

从低等细菌到高等哺乳类动物之间的很多生物,都同时存在有性生殖与无性生殖两种繁衍方式,但通常无性生殖的物种存在时间都比较短,这说明无性生殖在短期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却容易灭绝,而有性生殖从长远来看则更加有利。有一种兼具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鱼类,其有性生殖后代抵御寄生虫的能力要比无性生殖的后代强,而且出现变异越多,越不容易感染,这再次证明有性繁殖的优越性,通过两种繁殖方式的对比,可以看出,有性繁殖在生物进化方面更具经济价值,因此,对于统治生物界的人类来说,当然也是通过有性生殖来繁衍后代,这也正是人类会分成男人与女人的原因。

为什么人要结婚?

婚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不同领域的专家有其不同的阐述。文学家认为爱情是两颗心碰撞出的火花,而婚姻则是爱情的坟墓;哲学家认为婚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结婚是必然性事件,但是与谁结婚是却偶然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生物学家认为婚姻是人类满足繁衍需要的产物;社会学家认为婚姻是社会协作的必要,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必要细胞。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婚姻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理性经济行为,人们之所以会结婚,是因为婚姻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了收益。

如果仅仅停留在恋爱阶段,就会形成高额的交易成本,人们为了把过高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往往选择结婚,因为婚姻具有节省交易成本的经济效应。家庭生活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以家庭为整体的组织生活成本要大大低于恋爱时期的交易成本,结婚往往体现出二者的平衡点。具体表现为,两个人生活的总体开销要小于结婚前两个人单独开销的总和,比如,结婚之前要支付两笔房租,而结婚后共处一室可以少支付一套房子的租金,从而实现两个人的规模经济,降低生活费用。另外,结婚以后,许多诸如鲜花之类的生活奢侈品的开销可以大大降低,节省下的成本可以多买些实用的生活用品,这一点从妻子与恋人的不同表现中就可见一斑,妻子一般不会选择去高档酒店,她可能更愿意在家里亲手准备一桌温馨的烛光晚餐。另外,如果不结婚还有可能转换交易成本,即不断更换恋人或情人,既费时费力,又要从头开始不断支付所谓的“获取成本”。

人们之所以选择结婚还在于婚姻能够带来最大化的收益。婚姻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物质收益、精神收益和身体收益。

物质收益:首先是生产分工带来的收益。具有不同专业优势的男女,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双方的收益最大化,婚姻是一个互补双赢的策略。有关实证调查发现,在婚姻市场上,男性获得了至少10%的婚姻补贴。在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本以及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同样特征的已婚男性要比单身男性收入高。其次是生产的规模效益。通过男女互补可以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规模经济,从而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三是孩子产生的物质收益。虽然来自孩子的收益主要是一种未来收益,但孩子也确实可为家庭创造收入。

心理收益:主要体现在婚姻给人以心理寄托和安全感。首先,婚姻可以帮助人们有效规避生产和生活风险。婚姻是一种风险削弱机制,结婚之后,夫妇之间通过同舟共济、相互扶持抵御各种人生变故。例如,当配偶一方面临工作危机时,另一方可以增加他或她的生活供给,共渡难关。同样,当一方出现健康问题时,另一方通过悉心照料能够使其尽快恢复,从而可以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其次,婚姻能够为人们提供交流感情的平台。夫妻间良好的日常交流有助于缓解社会造成的压力;三是孩子带来的精神愉悦,孩子能为大人带来直接的精神愉悦,同时,孩子也使大人得到了一种生命延续的寄托感;四是美好婚姻的激励作用所带给人的社会形象方面的收益。每个人都期待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婚姻,这有助于激励个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身体收益:主要是指婚姻可以获得性的满足。婚姻能够使性伴侣长期化、稳定化、使性生活安全化。在性需求与性满足方面,婚姻使男女双方同时实现了消费与被消费的有机统一。

也许结婚无法保障两个人的感情不变质,但婚姻确实能保障弱者的经济利益,对于经济上要依赖另一方的人来说,选择结婚是符合其经济利益的。另外,婚姻还有诸多利益,比如,经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家庭收入会增加,生活质量会提高,这是婚姻的实际收益。婚姻还能给人带来诸如浪漫、温馨、踏实等的精神享受,这是婚姻生活给人带来的心理收益。

为什么人要离婚?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离婚与结婚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均衡,对个人而言,选择结婚还是离婚,不仅仅取决于收入因素,还取决于生理、物质以及心理等方面的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通常,离婚是因为1+1≤2:或者是没有达到婚姻的生育目的,或者是没有达到协同效应,导致资产重组无效,也或者是婚姻内部关联交易甚多令人无法承受。

既然婚姻是一种交易,就完全存在破裂的可能。一个人如果想离婚,通常因为在目前的婚姻中收益远远低于投入,以至于他不愿把交易再进行下去。这时,如果凑巧婚姻对方也有同感,那么好聚好散,婚姻宣告破裂。而如果对方愿意挽留这段婚姻,那么离婚就会多费一些周折。在这种状态下,说明婚姻双方的投入产出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常见的例子是很多向陈世美学习的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原有配偶。但是反过来,这也说明要想维持稳定的婚姻,双方的投入产出比就不能有太大差距。所以,要提醒那些在婚恋中使用“用小铒钓大鱼”策略的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你钓到了一只比你优秀很多的“大鱼”,那么你们婚姻的不稳定性是非常高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离婚率上升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离婚成本显著降低,离婚成本约束解除。曾经,前辈们那些“离婚难”、“不敢离婚”和“懒得离婚”的痛苦经历已不复存在,离婚当事人“事前不敢轻举妄动”、“事中经受反复折腾”、“事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巨大代价已显著减小,随着反离婚文化势力的逐渐退去,昔日的成本已逐渐缩小甚至是消失。现在,人们不再把离婚行为片面地理解为不道德或有过错的行为,也不再坚持对离婚当事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有形或无形的惩罚。总体来讲,除了对离婚后孩子的生活和成长还有较大的牵挂以外,当前的离婚所受到的成本约束是有史以来最小的。

二是婚姻替代率显著上升。市场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竞争,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过去那种婚后异性交往的单一性已不复存在,以往,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拥有这么充裕的户外活动时间和结交异性朋友的机会。如今,已婚人口潜在的婚姻替代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如果不考虑其他的约束因素,从关系较好的异性朋友中挑选一个取代现有的婚姻伴侣,已不再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了。另外,人们的替代意识正逐渐增强,长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大卫式的婚姻观念在国人中迅速膨胀和扩散,“我能够让他(她)生活得更好”,“他(她)可以给我带来更大的婚姻生活的满足”,人们在比较中大胆地、理所当然地进行着婚姻的再选择,力图追求最完美的婚姻交易以达到婚姻收益的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在日益丰富的替代资源和日益强烈的替代意识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婚姻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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