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先秦诸子散文(2)
《论语》记录孔子言谈，力求真实地反映出丰富复杂的感情色彩。孔子对他所喜欢的学生，往往用诗一般的语言由衷地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冉伯牛得了不治之症，孔子无比惋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些话，朴素诚挚，出自肺腑。孔子遇到不满意的人和事，批评毫不留情，然而又各有分寸。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僭越非礼，“八佾舞于庭。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论语》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人物个性描绘上。
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论语》没有详细记载，因为它不是人物传记，重在记言而略于记行．记小事而不记大事，记片断而不求系统。即使这样，人们从《论语》中仍然可以看出孔子的性格面貌，特别是他那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对学生严肃认真、热情诚恳的态度，处处使人感到如闻如见，可亲可敬。如：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的理想是行礼乐于天下，当他到处碰壁之时，看到学生子游在武城得以小试，既高兴义惆怅，所以开个小玩笑。没想到引起子游的辩驳，孔子马上承认自己刚才说得不恰当。这段对话，把孔子的幽默风趣、坦率豁达，子游的笃信认真，都写得口吻毕肖，跃然纸上。又如：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最喜欢颜渊，认为只有他能与自己共行藏。性格直率好勇自负的子路不服气，忍不住质问：您如果统率三军，将跟谁在一起？孔子马上把子路顶回去，既指出其缺点，又提出希望。这番话把孔子和子路的性格都写得很逼真。
《论语》写到一些生活片断，反映出孔子与某些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已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具有一定情节和波澜的小故事。
像《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是《论语》中最长的一章。作者没有简单地抄录孔子和学生们的抽象议论，而是具体地摄下他们随便聊天的生动场景，截取一个真实的生活横断面。一开始，孔子作诱导性启发，希望学生们谈谈自己的政治抱负。“子路率尔而对”，直截了当一席话，和盘托出他勇于作为的真实思想。“夫子哂之”，婉转而含蓄地表露出孔子对子路不够谦虚的善意批评。接着，冉有、公西华的回答，态度都很谦逊，用语极有分寸，一个侧重政治经济，一个着眼外交礼仪。最有意思是曾皙，一边听别人谈话一边摆弄乐器，当老师问到他时，“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还没开口，那副颇不在乎的神气，已经和前面几个同学形成强烈对比。在孔子再次鼓励之下，曾暂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轻轻几笔，勾勒出一幅色泽明丽的春游图，把一群活泼的青少年在老师带领下，任和煦的春风吹拂，在沂河边自由自在地游玩歌唱的欢快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生趣盎然的境界，引起孔子由衷的赞赏。“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文字，既记言谈，又传神情；既勾勒出不同人物的风貌，又传达出师生问平等和谐的气氛，章法结构也精于剪裁。五个人的言谈，以孔子一人贯穿，前半段处处留下伏笔，后半段以评论补充照应。
有些小故事反映了孔子和当权者的矛盾。阳货以陪臣执国命，想拉拢孔子，孔子不屑。阳货利用孔子讲礼的特点，故意送给他一头蒸熟的小猪。孔子不能不还礼，而叉不愿见面，专门选择阳货不在家时去答谢，不料半路上碰见阳货。这种巧合的情节，颇具戏剧性。两人的对话完全是个性化的。阳货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来！吾与尔言！”一副居高临下的训诫口气。他狡猾地抓住孔子宣扬仁，连连质问：“怀其宝而迷其邦，可渭仁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不加辩解，只是随口答应：“不可。”“诺，吾将仕矣。”这种口吻，如实地描状出孔子的尴尬心情，符合当时的环境。孑L子虽然讨厌阳货，然而惮于威势，拘于礼节，不便顶撞；而且对方的质问确实不易回答，最好的办法是赶快走开，所以尽量少说，支吾过去了事。作者紧紧扣住双方的身份，取材以小见大，用笔简练传神，是一篇巧妙的特写。
孔子一生，始终不得志。于是有人劝慰，有人讥刺，有人嘲笑。《论语》多角度地撷取了社会上的各种反响，有的不仅具备哲理意味，也富于文学色彩。例如《微子》篇的“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把孔子比作稀世的凤凰，委婉地劝告说：从政太危险了，还是罂休吧。孔子颇受触动，想跟他说话，他却跑掉了。
《论语》首创语录体，对后世文体有一定影响。稍后有《孟子》，《墨子》中的《耕柱》篇等，《荀子》中的《宥坐》篇等，汉代扬雄《法言》，隋代王通《文中子》皆有意模仿《论语》；宋代程颢程颐的《二程粹言》，朱熹的《朱子语类》，明代王守仁的《传习录》，胡居仁的《居业录》，清代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等等，与《论语》正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的论辩艺术
《孟子》文体与《论语》大致相近，都以语录和对话为主。《论语》中独白式语录占总条数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不到三分之一。《孟子》有长足的演进。即使是独白，有的篇幅也较长，对话尤多长篇大论，有逐渐向比较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文风带有战国中期的特征和孟子本人的个性色彩。
战国中期，游说讲学，互相辩难之风大盛。孟子是当时有名的雄辩家。《孟子》七篇论战性强，感情充沛，言辞机敏，气势雄健，锋芒毕露，与《论语》的雍容纡徐风格大有不同。
《论语》记孔子见国君，总是毕恭毕敬，回答问题简单而拘谨。孟子不然，在各国诸侯面前，他往往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有时犯颜诘问，有时因势利导，尤其善于掌握对方心理，从容陈辞，引人人彀，然后步步进逼。几乎无往而不适，大有战国纵横家气概。如《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之一。
齐宣王想学霸术，向孟子了解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孟子说：仲尼之徒不讲齐桓晋文之事，要讲就讲王道。齐王问他怎样才可以王天下？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齐王说：像我这样可以保民吗？孟子说：可以。于是他就举齐王不忍以牛衅钟为例，说明“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一席话说得齐王十分高兴。这是第一大段，说明行王道并不难。接着，孟子反问齐王，为什么不行王道呢？是不是要“兴甲兵，危土臣，构怨于诸侯”，然后才痛快呢？齐王说不是，“我将求吾所大欲也”。孟子明知所谓“大欲”是什么，偏偏故意发问，齐王笑而不答。孟子还装糊涂：“为甘肥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经过一而再地欲擒故纵，敛气蓄势已足，他才挑明：”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一语道破了齐王的隐秘。紧接着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齐王不相信。孟子便以邹国与楚国打仗设喻，说明小固不可敌大，弱固不可敌强，齐只有天下的九分之一，以一服八，岂不像以邹敌楚吗？这是第二大段。把利害关系分析清楚之后，孟子才提出，还是从根本上着手，发政施仁，那样谁也敌不过你。接下去便大谈实行王道的具体内容，作为第三大段，文势亦由浩瀚奔腾转为平恬清畅。最后再以王道必然胜过霸道作结，与首句照应。这篇文章虽然属于问答体，可是起伏开阖，铺张扬厉，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具有步步人胜的情致。
《论语》中有人讥笑孔子，孔子并没有同他们辩论。墨子多次非儒，然而儒家观点皆为引述，批的是死靶子。庄子肆意嘲儒，儒者形象均系虚拟，批的是假靶子。孟子则不同，与他争辩的其他学派墨者夷之，农家许行，言性者告子等，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孟子批驳他们，针对的是活靶子。因而文章显得格外活泼，双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孟子的诘难解答，深入透彻，很能抓住要害，往往使对方无所逃遁。《滕文公上》的“许行”章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儒家之徒陈相，遇见农家学派的许行，便弃儒学农，并向孟子宣扬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孟子先慢慢套问，得知许行虽然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而衣服、帽子、炊具、农具等等并非自制而是拿粮食换来的，就问为什么不样样自己去做，还要交换呢？陈相回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立即抓住这句话反诘：“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接着再展开论证，指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叉引举历史上尧舜等圣贤之君为例，说明他要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不可能同时参加劳动。继而大赞孔子，大骂许行，嘲笑陈相弃儒学农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可是陈相不服，又宣扬许行的商品价值观，一切货物同量则同价。孟子指出，商品质量不同，价格就应该不同，许行的一套只能导致混乱。孟子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应该分工，这是对的；但他以社会分工来论证统治者不劳而获有理，在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不过，他用许行的行为反驳许行的理论，确实抓住了要害。文章层层剥笋，处处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不但记录了论战双方的观点，而且表现出反复曲折的辩驳过程，是先秦散文中不可多得者。
《孟子》里面有一些单纯发表议论，类似长篇独白的篇章，虽然没有标题，但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作比较细致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是议论散文的雏形。如《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主旨在于论证“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了坚持正义，人应该有舍生取义的气节。一上来，并没有直接进入议题，而首先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事情取譬：“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样开头，给所论述的高深理论增加了通俗性，把一个有关人生价值的重大问题举重若轻地提了出来：按人之常情，在两者不可得兼时，自然会选择更珍贵的东西。于是紧接着入题：“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倘若二者冲突，“舍生而取义”应该是自然无疑的结论。全文就是反复围绕这个道理进行发挥的。接下去作者用排比对应申述，在“欲生”、“恶死”的问题之上，还有一个义与不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知道有比保存生命避免死亡更有价值的东西——正义存在，人自然会正确处理了。文章这一部分虽然旨在说理，但感情充沛，慷慨高迈，动人心魄。再下面一段，是对不辨礼义、贪图富贵者的谴责，因而语气转入严峻，用反衬和质问的手法写出，表现了一种鞭挞和鄙夷的态度。全文不长，像是不假思考，一笔挥成，在谋篇结撰、用词造句、语调气势上都可以看出精到的安棒和功力。
《孟子》的语言，比起《论语》来，词句更加明快，感情更为强烈，个性极其鲜明。有时畅叙志向，光明磊落。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有时申述抱负，正气堂堂。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两段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和志趣，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名言。
孟子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孜孜游说、滔滔雄辩。客观情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然。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熏陶，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锤炼，成就丁他的辩才。这些反映在《孟子》文本中，便是他那令人赞叹的至精至密的论辩艺术。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两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倩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丈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在这里以水比性。他认为，水流没有固定的方向，“决之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东流抑或西流，决定于外力。这恰如人性，人性也没有固定的方向，是善还是不善，并不决定于人性自身，而是外力影响的结果。告子论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论证，只是以水打比方。本身缺乏说服力。孟子看到了这个弱点，伺机反驳。孟子同样没有正面阐述自己的论题，而是把告子的比喻暗中改动，在比喻上再加比喻。“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孟子巧妙地把东西改换为上下。东西和上下，同是方向，但有本质之别。由于引力作用，水在自然状态下是向下的，东两只是向下的外在表现。孟子将东西改抉成上下，是为了以水之向下论说“人无有不善”；既然水总是向下的，那么一旦以水喻性，“水”、“性”相通，人也就“无有不善”了。孟子把水之东西改成上下之后，告子的比喻就改变了性质，使告子陷人被动：水虽然不分东西，但按照常识是向下的。水可以高过额头，引上高山，但那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受形势所迫；性可以为不善，但那不是性之本然，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你既然以水比性，水是向下的，那么你就不能否认性是向善的。告子不能区别东西和上下的不同，又一次败下阵来。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