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先秦诸子散文(29)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斫，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君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着其名。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恼，久怨细过，长侮偷快，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则伏怨结。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则燕不用而鲁不附。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

【赏析】

用人必先选人，选人必先考察。韩非主张在使用中去发现人、考察人，先让这个人“效忠于国以履位，见（同‘现’）能干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意思是：给此人以一定的职位，让他为国效忠；使他在其管辖的工作中（“见能于官”的“官”是“管辖”之意）表现才能，看他是否能尽力按法治的原则来办事（“权衡”即法治之意）。然后从中挑选那些“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的人，辅佐君王管理国政，推行法治。“莫怀余力于心”即全心全意。

怎样才能“结上下之恩”？韩非认为，为人主者“用人”，必须“循天理，顺人情，明赏罚”。这三点是他对“古之善用人者”的经验作出的总结。“循天理”指与臣下相处行事要合自然之理，循天理则用力寡而功立，即事半功倍。“顺人情”是说所作所为应该在人情之中而不超乎人情之外，顺人情“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指入主用人应该良莠有别，黑白分明，赏罚皆得其中。赏罚分明，则“伯夷、盗跖不乱”——好人坏人不至混淆。

在《用人》里，韩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为人君者与臣下结恩，最重要的是了解和体恤臣下的苦衷。臣下通常有哪些苦衷？“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以一人之身负担两个职务。其次，臣下的苦衷是害怕主上“立难为而罪不及”。意思是：臣下害怕入主命令他们去办人所难以办到的事（立难为）；没有办好，入主又怪罪他办事不力（罪不及）。其三，臣下最痛心的是：入主不把他当人看待’对他毫无感情，“劳苦不抚循”（抚循：犹“抚慰”）；臣下有忧悲之事，毫不表示哀怜。主上喜怒无常，“喜则誉（表扬）小人，贤与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良莠不分’忠奸莫辨，是最使臣下寒心的事。

臣下这些苦衷主上如果一一看到了，帮助他们解决了，还必须使臣下时时有所追求。追求是前进的原动力。为此，韩非提出：入主应该“轻爵禄”，“易富贵”，以结臣下之心。所谓“轻爵禄”，“易富贵”，即不要把爵禄富贵看得太重，不赏吝赐群臣。有的人主不但吝啬爵禄富贵，反而“厚诛薄罪”（以重罚处置犯轻罪的臣子），“久怨细过”（长期怨恨臣下的小过失），那就不但不能“结上下之恩”，而且“有易身之患”（“易身之患”即江山易主之意）。

用人不仅要看才能，还要考虑这个人的籍贯乡里，要尽量任用本国的臣民。这是韩非在用人策略上具有独创性的论点。战国时代，诸侯在彼此兼并中时分时合；士这个阶层的人挟策求售，往往择枝而桮，晋材楚用。韩非本人就是以“韩之诸公子”而为秦国所大用的典型例子。正因为他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深知人才的巨大作用，人才流失对国家的重大影响，他告诫诸侯国主：入主如果不爱重本国的精英而重用外国的人才，“则人臣为隙穴”（这个外国人将来必为隐患）。千里金堤，往往溃于蚁穴，能不耽心吗？而且，国君重用外人，本国才士灰心失望，这个国君也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

《用人》的结尾，韩非进一步申述了不能重用外国人才的道理，三复斯言，语重心长。上一段说到：治国不用本国臣民而重用外国流入的人才。“则人臣为隙穴，而入主独立（孤立）”。这最后一段便顺着“隙穴”之喻，痛陈得失，认为：人主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用赭红、白垩粉饰墙面），暴雨疾风必坏。不去眉睫之祸（眼前的祸害。指外来人员在朝任重要职务一事），而慕贲、育之死（幻想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出来为自己出生入死）。不谨萧墙之患（不预防隐伏在身边的危机），而在遥远的地方筑金城汤池以固边防；不用本国隽彦的计谋而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以为呼应。一旦政治风暴起，远水怎能救我燃眉？因此，韩非大声疾呼，为今之人主划谋，必不可身执燕国之柄而重用鲁国之才；不能以令人之身追慕古之贤者；不要奢望越国人可以救中国的溺水者于死亡。只有依靠法治革新政治，依靠本国隽彦之才以为辅弼。用白石灰粉的墙面再好看也抵御不了暴风雨的无情袭击。只有不幕古人，依靠今人，相信本国人民的智慧、力量和忠诚，丢掉幻想，防患未然。这样，才能“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上下团结，内足以建功立业以强国，外足以威名远扬于诸侯。

这篇文章里“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的论断，无愧于千古名言。

显学（节选自《韩非子》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孑L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孑L、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

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昕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洽。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人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

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

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十。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旦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鹊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未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知祸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人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

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玉。”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寝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

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赏析】

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主张坚决予以铲除。原由在“儒以文乱法”，并用“私学”、“诵先王之书”，从而“以疑当世之法，而贰入主之心”。《商君书》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过激主张（《和氏》），韩非为确立“法治”和法家的绝对权威，也提出“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只独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后来导演了历史上空前的一幕“焚书坑儒”，正是法家提供了这种文化专制的理论。“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著专文批判当时已成为时代思潮、声名赫赫的儒、墨两派的政治主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法治”思想，是自然而必然的事情。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文章开头便从懦、墨两派的历史流变说起，接着指出都因为“取舍相反、不同”，已难判定是否“真尧、舜”、“真孔、墨”。韩非说：“无参难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不用事实加以验证就作出判断是愚蠢，不能确定事物的真相就把它作为依据是欺骗。在韩非眼里，“显学”不过是“愚诬之学”。韩非这里提出了著名的“参验”论，以之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奸劫弑臣》篇亦有曰：“循名实以定是非，参验而审言辞”，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验证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这种经验主义的“参验”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在认识论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非进而指出，对“愚诬之学、杂反之辞”而“入主俱听之”，“安得无乱乎”，说儒、墨两家学说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韩非认为儒者只是在那里“语已治之功”、“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言先王之仁义”，都不过是一些无用之辞，“无益于治”。不仅如此，还使“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言论没有统一的思想，行为没有固定的准则。这样必然造成思想界的混乱，因此必须“宜去其身而息其端”，对荒谬的学说决不能手软，应坚决予以驱除，且刚一冒头就要加以禁止。不然“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在荒谬的学说露头时如未加以禁止\"正确的不加以运用，错误的不去禁止，最终要导致国家的败亡。看来韩非是反对百家争鸣的，他主张用政治手段来干预学术的发展，以使人们的思想归于一尊，本篇的主旨正在这里。一句话归总，韩非是要说服君主，用君主的权势，去禁止儒、墨的学说。这种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