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先秦诸子散文(34)
其二，古代传统宗教思想的影响。在古代，随着人间王权的确立，天上也有了至高无上的尊神，形成了奴隶社会的宗教。这个神被称为“帝”、“上帝”，后又称为“天”。古代宗教的“天”，是能主宰祸福及世间诸事的人格神，有广泛影响。
墨子的“天志”主要是墨家推行“义事”的手段、工具和保证，同时，其中也含有古代传统宗教的影响。虽然墨子的“天”较之古代宗教的“天”有了变化，但客观上也还在麻痹着百姓的思想，甚至压抑他们的反抗意志，所以不能说是一面高明的旗帜。
非乐（上）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犒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
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延鼎也，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撞击之，惟勿撞击，将必不使老与迟者，老与迟者耳目不聪明，股肱不毕强，声不和调，明不转朴。将必使当年，因其耳目之聪明，股肱之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饪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日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赢，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农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饪，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而观乐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饪，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缀，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人，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红，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绔，是故布络不兴。曰：孰为大人之听治而废国家之从事？曰：乐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日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乎！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怀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赏析】
“非乐”是墨子的一种基本学术观点，是他精心论证的十大论题之一。
所谓“非”是反对，“乐”主要指音乐，也包括歌舞等其他文化娱乐或更广义的享乐。读者也许会问：像墨子这样一位大思想家，为什么会反对音乐、文化娱乐或享乐，这有什么积极意义呢？《非乐》这篇名文基本上回答了以上问题。
墨子“非乐”论的出发点和积极意义，是站在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一边，尖锐批判当时统治者残酷剥削、搜刮劳动者，而大办音乐歌舞，沉湎于声色，恣意享乐，过着骄奢淫逸、荒淫无耻的生活。墨子提出一个正确、积极和深刻的思想，认为人兽之别，是在于人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从事生产劳动，种地打粮，纺纱织布，以满足人类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但由于统治者大办音乐歌舞，聚敛暴夺民财，导致人民肚饿没饭吃，身冷没衣穿，劳累过度，与统治者奢靡无度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这是当时少有的一篇为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呐喊、尖锐批判统治者荒淫无耻生活的奇文。此文充分体现了墨子这位圣贤同情、热爱和保护人民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
你看，那些“王公大人”统治者，端坐于高台厚榭之上．迫使许多眉清目秀、手脚灵巧、嗓音悦耳、眉目传情的青年男女奏乐歌舞，不知耽误了他们多少种地纺纱的正经工夫！就说那位“淫于酒、妇人，不听政”的齐康公吧，他竟然编了一个名为《万》的大型乐舞，专门训练了一万名脱离生产、靠人养活的青年男女，叫他们吃着精米肉食，穿着锦绣衣衫，为自己奏乐歌舞，这不知浪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因此，墨子怀着为天下兴利除害、救世济民的仁者之心，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正面、积极意义，是对统治者造成的社会阴暗面的激烈政治批判精神和对劳苦大众深表同情的人文伦理精神。
但是任何真理往前跨越半步都会走向谬误。墨子由否定统治者靠榨取人民血汗大办乐舞的过度奢靡，而走向禁止一切音乐，则是错误的。这就像在泼洗澡水时，连小孩子也一起泼出去了。
吕不韦与杂家散文
吕不韦（前2907-前235），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秦庄襄王时，曾任丞相，封文信侯。庄襄王死，太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立，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先后掌握政权十三年，在泰国奉行耕战拓地的政策，对秦国的强大做出贡献。吕不韦执政后期，用重金招揽人才．组织编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体制庞大、新颖，创造了崭新的构架系统，是我国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书籍，实为后世类书的鼻祖。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所谓“十二纪”，就是按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来编排内容，每一季又分孟、仲、季三纪，每月一纪；每“纪”有五篇文章，纪首为月令，共六十篇。论文的思想内容以四季相配，各有侧重。春纪以论生为主，夏纪以谈乐为主，秋纪以讲兵为主，冬纪以言死为主。纪体以十二月为纲，分类论理，在生、死、乐、兵的大范围内充实杂家多侧面的哲学意识与政治主张。尽管十二月与事理原本并无必然联系，但这是一种“天人合一”意识，这样组织材料，编排纲目，可以看出作者力图为复杂繁芜的思想内容设计合宜的新构架的匠心。“八览”是八组专题论文，每一“览”下有八篇文章，共六十四篇，“六论”是六组专题论文，每组义有六篇文章，共三十六篇。这样，全书共有文章一百六十篇，是一部十七万三千多字的巨著。从总体结构上看，显得整齐划一，有纲有目，杂而不乱。从各篇体制看，也体现了拓新的特点。其一是篇目定数。全书一百六十篇的题目一律为两个字，而且全部以意名篇。其二是篇幅短小。一般都是几百字，最短的《不二》篇只有一百六十多字，较长的如《本味》、《慎大》也不足千字。每编只论一个问题，集中而完整。几个单篇组合起来，就形成某种思想的系列。如《劝学》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尊师》论求师的途径，《诬徒》讲授学习方法，《用众》谈取长补短的学习技巧。四篇细论四个问题，综合起来就是教育思想的系列。其三是篇意相承。“纪体”之间以十二月令串通一线，形成十二组互有关联的论题。篇与篇之间，有的互为表里，有的后篇是前篇的续笔，有的数篇连贯而起，每一纪一览都有一个大的内容系列。
《吕氏春秋》一书是先秦思想文化的总结。战国末期，天下已出现趋于统一的形势，延绵二百年的九流十派的大辩论已经发展到综合总结的阶段。当时墨家提出“尚同”；法家提倡“一”，即统一；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儒家公羊派提倡“大一统”；《吕氏春秋》正是顺应当时政治上、思想上要求统一趋势的产物。在《序意》篇里，吕不韦谈到编撰《吕氏春秋》的目的，是参考天、地、人一切“治乱存亡”、“寿夭吉凶”的经验，使执政者去掉“私视”、“私听”、“私虑”，达到“智公”。反映出杂家企图为政治的统一而统一百家思想的尝试。《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三千门客中的一些文士所作，这些人来源复杂，各家各派都有，这就决定了《吕氏春秋》是一部兼收并蓄的“杂学”之书。
于是，阴阳、儒、道、墨、法、名、兵、纵横、农等各家思想在书中共处一炉，杂然并存。阴阳学说地位尤为显著，被用作“十二纪”的纲。这种学说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强调“五行”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
法家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屡有论述，主要是关于实施法、术、刑赏等问题。《去私》、《禁塞》、《义赏》等篇主张重视刑赏。特别是《察今》篇，充满新颖的改革意识，强调变法和厚今薄古。主张不同于先王成法，而只学习他们制定法律的方法。提倡按照当时实际情况来变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总结战国以来涌起的改革热而做出的结论。
此外，还有名家的“正名”，兵家的战略战术，纵横家的“善说”，农家的“先务于农”等思想。各家系学说虽然颇不相同，甚至互相抵牾，却又同列一书，形成一个“兼听杂学”的糅合体。反映了编著者企图兼收并蓄，却又没有加以消化以形成新理论的特征。
《吕氏春秋》里面最突出的进步意识是“一”，即统一。《不二》篇提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执一》篇主张“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即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都应统一，这是顺应大一统潮流要求的呼声。不过，《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总结性的著作，又有明显的折衷主义倾向，而导致其任何主张都不够彻底。它在思想上多综合而少创新，构成了它先天的局限性。
《吕氏春秋》的故事和寓言
《吕氏春秋》发扬了战国中期以后优秀的散文著作以大量比喻故事帮助说理的传统，在作类比推理的同时，故事、寓言层见叠出。一篇之中，故事、比喻、类推、议论有机结合，错综成文，使文章兴象玲珑，相映增辉，意致深婉，明朗犀利。和《庄子》、《战国策》、《韩非子》一样，它记录和保存了大量故事与传说并形成自己的特色。据统计，全书载录完整的故事达三百四十则以上。
《吕氏春秋》的故事也表现出杂取诸家的趋势。它们大多摘引于先秦各种书籍，如《国语》、《左传》、《墨子》、《庄子》、《晏子春秋》、《战国策》等。许多是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有一些是上占神话传说，少数为虚构的故事，属于寓言。全书每一篇文章虽短小，通常有三四个完整的故事，有时多至六七个。《淫辞》篇七百字，就有六个完整的故事。有的文章议论文字往往较少，不少是由意义相近的一串故事联缀而成，逻辑层次清楚。
在内容上，《吕氏春秋》的故事分别反映各学派的思想主张，表现了为不同家系所用的特点。不同的故事协同论证不同流派的学说，以佐证儒家、道家、法家观点的为最丰富。某些重要历史人物在不同篇章反复出现，担任作用不同的主人公，甚至互相抵牾。少数故事重见，如吴起受王错之谗而离西河，就同见于《长见》和《观表》篇。这是由论证思想的需要决定的。
表现儒家意识的故事，主要在于佐证儒家的礼乐主张、等级观念、民本思想等。有些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活动，反映了典型的儒家意旨。例如《异用》篇一则：
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问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孔子用手杖来表示不同的“礼”，今天看来近乎可笑，但却表现了“贵贱之等”、“疏亲之义”。“荷杖”、“搏杖”、“置杖”、“丰弋步”几个不同动作，细致地区分出对不同人物对象的礼节差等，很符合儒者鼓吹的尊卑长幼、上下亲疏那一套等级观念。
表现道家思想的寓言故事，多为论证“无为”、“无名”、“贵己”、“贵生”、“归朴”等主张，有的直接抄录自《庄子》等道家书籍。故事的风格，也带有道家奇谲古怪，无所羁勒的特点，切近《庄子》中某些“重言”故事。如《贵生》篇：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闺守闾，鹿布之表，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闺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闽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德缪（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颜阖穿着粗陋的鹿布衣，做着“饭牛”的贱活，鲁君的使者送上礼物请他出仕，结果他却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天天，颜阖的安贫与机智，在这则短短的故事中得到生动的表现。成功地宣扬了道家“重生”，“尽天年”和敝屣名位富贵的意识。
表现法家意识的故事大都显得新颖锐利，反映了法家信赏必罚、厚今薄古和变法改革的主张。如《察今》篇中的“刻舟求剑”寓言，呼吁政策法令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否则一味困足固守，就会变得像涉江的楚人那样可笑，反映了法家政治鼎新的意识。《慎小》篇记述吴起置表取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