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史家典籍(6)

《左传》的叙事内容很丰富，但文字却很简约，不艰涩、不难懂，朴实典雅，清丽脱俗，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提炼。如写晋灵公残暴，仅说了三件简单事例：“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灵公不像个君主，搜刮民财雕饰墙壁；在高台上用弹丸打人，看着人家躲避弹丸来开心取乐；厨师没把熊掌煮烂，就杀了厨师放在畚里，让侍女们抬着经过满朝群臣的面前。只寥寥数笔，用了40个字，就把晋灵公横征暴敛、奢侈荒淫、草营人命的残暴性格写了个淋漓尽致。写战争场面也很简练，如晋、楚邶之战，写晋军败退时仓皇渡河逃命：“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中军和下军争着上船，船上被砍掉的手指头能用双手捧。只此一句，就把舟少人多，士兵争抢上船，挤不上船的士兵拼命攀住船舷，因船不堪重负，船上的士兵就用刀砍断手指等系列的混乱悲惨场面，逼真地写了出来。齐、鲁长勺之战，作者用了不多的十几句简短对话，就已经把一个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蔑视权贵、善于谋略、大智大勇的曹刿光辉形象勾画得十分清晰。鲁僖公二十八年，卫大夫叔武煞费苦心地把卫成公营救回国，成公却不信任叔武，想杀掉叔武。叔武正要洗浴时听到成公回来，高兴地顾不上梳理，用手抓着散乱的头发跑出来迎接，结果被杀。这里作者用“提发而出”四个字，逼真地写出了叔武毫无戒备的赤诚忠心。

《左传》叙事大量采用了民谣、谚语，不仅民谣、谚语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其运用手法也灵活多样。民谣即民间歌谣，是民间舆论的表现形式，有讲究押韵、风趣幽默、适合传播的特点，由于它反映了比较普遍的民间社会意识，因此往往被看做社会生活的晴雨表。谚语也是歌谣的一种，有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容易记忆和传诵的特点，它来自社会实践，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具有良好的教育和劝诫功能。

《左传》大量采用民谣和谚语，极大地丰富和美化了语言艺术效果。如鲁襄公十三年记载，子产刚开始治理郑国的时候，没有得到人民的理解，人民就唱歌谣骂他，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意思是谁杀子产我也参与；三年后子产改革成功，人民看到了好处，就又唱出了赞颂拥护的歌谣，说“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意思是担心子产死后没有合适的人来继承他的事业。两句民谣简单一对比，就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对一个政治改革家的前后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写出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及其改革成功，可见当时民谣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舆论威力。《左传》中引用的民歌谚语，具有淳朴的天然之美，往往能以形象生动的比喻，将深奥的哲理深人浅出地表达出来。如鲁宣公十一年，楚大夫申叔批评楚王讨伐陈国杀死夏徵舒时，引用了“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的谚语，意思是有人牵牛践踏了他的田地，他就把人家的牛夺过来据为己有，引用这一谚语来作比喻，说明楚王对陈的杀伐行为是轻罪重罚，不合常理。有时，《左传》也引用一些具有哲理性的谚语和民谣来阐明某些深刻的道理。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了只有敢于实践才能求出真知的道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揭示出相关事物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这些谚语都闪烁着耐人寻味的思辨光芒。又如“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欲加之罪，其无辞乎”；“风马牛不相及”；“困兽犹斗”等等，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左传》语言艺术的另一突出特色是行人外交辞令之美。行人，即外交官员。春秋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列国兼并，号称“礼崩乐坏”，但周天子毕竟还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诸侯称霸时要打着“尊王”旗帜，攻伐小国也要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诸侯小国，也必须利用外交途径陈述大义，争取广泛的支持，保全自己的国家。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行人外交辞令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左传》的语言艺术提炼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外交辞令极富政治性，既是大国争霸的语言工具，也是小国抗衡的必需武器，往往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外交辞令作为大国争霸的工具，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制造舆论，争取主动，孤立对手，给自己的攻击行为披上合理外衣；而应战的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会在外交辞令上争取主动，力图将道义的优势争取到自己手里。于是，交战双方在战前战后都会在外交辞令上进行一番较量，争夺舆论的主动权。如鲁僖公四年的齐、楚召陵之盟，起因是蔡姬荡舟惹怒齐桓公，被桓公遣送回蔡国，但没有正式弃绝，蔡人却将其另嫁他人。于是桓公率八国之军伐蔡，并乘机南向逼楚，日的在于征服楚国承认齐的霸主地位。当时楚国势力很强，齐国并没有打败楚国的绝对胜算，便一面耀武扬威，一面也有谈判的准备。齐、楚双方都想在谈判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辩论。楚国使者首先批评齐的大兵压境，说齐在北海楚在南海，两国风马牛不相及，楚又没有招惹齐，不料齐竟前来打楚；齐则陈述齐国伐楚的合法性，指责楚不给周室进贡，以及当年周昭王南征不返曾经死在汉水等罪状。楚回答说：“不进贡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改正就是了；至于昭王南征不返，问不着我们，你应该去问汉水！”语言幽默，妙趣横生，尤其是楚的辞令，委婉有礼，柔中带剐，斩钉截铁地回击了齐国。双方又经多次唇枪舌战，互相妥协，最终达成和约。外交辞令作为小国向大国抗争的武器，主要用来反对压迫，保护自身利益，争取生存权利。春秋时代，小国或被大国兼并，或沦为大国附庸，政治上受其压迫，经济受其剥削。在当时大国争霸、战争连绵的环境中，小国既要依附大国寻求保护，又要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大国进行反抗。其中，外交斗争是最主要的反抗。齐孝公途径。如鲁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想继承桓公霸业，率兵伐鲁。鲁国积极备战的同时施展外交策略，派展喜前往齐师，声称奉鲁君之命慰劳齐军。齐孝公问鲁国面临大兵压境，是否害怕，展喜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大讲齐、鲁共辅周室，子孙世代互不相害的“先王之命”，说鲁国的君子坚信齐孝公继承桓公霸业，绝对不会违背桓公的传统真打鲁国，所以齐大兵压境，鲁国只有小人害怕，君子并不害怕。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意思：如果齐军攻鲁，齐孝公显然也就成了一个君子所不齿的失礼小人，而鲁国并不害怕对齐作战！这番话，竟把齐孝公说得哑口无言，下令退兵。

外交辞令产生的积极效果，最直接的是退兵解围。上述鲁国展喜的外交胜利，就是很明显的一例。外交辞令还可以瓦解敌人的联盟。战争中，对立的双方往往要拉拢各国结为联盟，外交行人则善于抓住对方联盟的薄弱环节，通过分析他们各自的不同利害得失而使对方的联盟瓦解，并向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郑国老臣烛之武就是通过分析晋、秦间的不同利害关系，而瓦解了秦、晋联盟。鲁僖公三十年秦军围郑，烛之武临危受命游说秦穆公，三言两语就为郑解围，成功地劝退了秦兵。利用外交辞令也可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如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想以武力胁迫鲁君，被孔子识破后，又用夷礼侮辱鲁国，孔子大义凛然进行斥责，保卫了鲁君的安全，维护了鲁国的尊严。此外，外交辞令还有缓和两国间的矛盾，为双方和解留下余地等政治作用。

外交辞令话题广泛，对象众多，目的明确。《左传》的外交活动内容以朝聘会盟、吊唁送葬为主，围绕这些内容，各国行人在外交活动中展开了众多的话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盟誓，即两国以上的使者就各自在盟约中的义务、地位、礼遇等问题进行谈判，并签定盟约；呈报，就是向自己的盟国禀报重要的国家大事，如新君即位、重要人物去世、天灾人祸、战争援助等；劝谏，即对他国不当的言论和行为进行劝说、批评或制止；胁迫，即大国或盟主通过对弱小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物质利诱，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辩解，一国使者针对别国的指责进行申辩，或对他国的无理要求加以拒绝；赏赐，周王室、诸侯大国盟主对他国下达命令或赐物、赐胙甚至赐死；言志，即两国以上的使者就礼制、道德、舞乐等问题陈述见解，或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总之，外交辞令的话题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参与外交辞说的交际对象也非常繁多，遍及周王朝及齐、晋、秦、楚等20多个诸侯国。就人物身份而言，除了专门从事外交活动的官员以外，还有国君、大臣、临时充任的外交史官，甚至连一些乐工、商人等都成为外交人员，可谓是数量众多，人物驳杂。

外交辞令的另一艺术特点是委婉含蓄。如鲁僖公十四年，秦、晋韩原之战后，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当秦军押着晋惠公凯旋而归的时候，晋国群臣大夫尾随其后哀戚不已。于是秦穆公就派人对晋国诸大夫说：“寡君从晋君而西也。”明明是自己押着晋惠公的囚车回秦，却说成是自己跟从晋惠公西归，辞令委婉，幽默含蓄，很有讽刺意味。鲁宣公三年春，楚庄王击败了陆浑之戎后，顺势向周王室示威，并向周使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暴露出称王天下的野心。王孙满直接用治理天下“在德不在鼎”来作答，然后从九鼎的产生、作用、转移等方面，说明拥有九鼎靠的是有德而不是武力，整个回答平静、从容、文雅、严密，突出了周王室受命于天，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鲁僖公三十二年晋襄公在其母亲的劝说下，释放了在战争中俘获的盂明等三位秦军将领，随后反悔，又派阳处父前往追赶。当时孟明等人已经乘舟离开河岸，阳处父声称来给他们送马，要他们把船划回来。孟明识破骗局，向阳处父喊话，表示感谢好意，“三年将拜君赐，，，意思是等三年后再来拜谢晋君的这份赏赐，听起来态度恭敬，语气柔和，实际上却暗含机芒，是宣布三年后必来报仇。

《左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学成就及艺术手法对后代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与《春秋》所处时代相同，都是我国古代最初的历史著作。《春秋》资料源自太史，内容简练，像个流水账簿，号称“断烂朝报”，虽具备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但只有筋骨没有肌肉，内容一点都不丰满，更说不上有什么明显的史学理论。而《左传》则不同。《左传》体例严谨，内容翔实，所交代的事情条理连贯，无微不至，不仅在宏观整体的史实叙述中贯穿作者的史学理论思想，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而且资料处理非常成功，还首创“史评”体例，即书内标识的“君子日”、“君子谓”等形式，作专门评论，并总结出历代史官记事规则的50条凡例，称“五十凡”，提出对史家书法凡例和文字要求的见解。因此，作为史学著作，《春秋》难与《左传》地位并列。

《左传》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史学名著《史记》的先驱，其史学价值表现在许多方面。

《左传》在编撰体例上以全国范围展开记事，将各诸侯各民族尽视为天子统治下的一体．从而奠定了中国史籍全面记叙中华各民族历史的史学传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友好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往是历史的主流，矛盾、冲突和战争也在所难免，但不占主要地位，各民族融合、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共同繁荣发展是历代的优良传统。中国历史上，虽然也经常出现分裂的动荡局面，但统一意识经久不灭，合而分，分而统，统一总是不可改变的主流趋势。这种趋势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相关，其观念来自历代传统史学著作的大力宣扬，而传统史学著作关于民族统一的观念意识，显然受了《春秋》和《左传》的深刻影响。西周时期，虽然中原地区还保存着许多部落小国，但周王朝无疑是天下共主；春秋时代战乱频繁，各诸侯大国连年争霸，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120多个国家的历史，作者以博大的胸怀，尽量地网罗各国的历史资料，并努力照顾到薄弱环节，成为记录春秋时代全中国范围史实的信史。《春秋》和《左传》记载当时全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极力张扬一统意识，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左传》不论是从编写范例上，还是从思想观念上，都在张扬统一意识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历代的传统史学。

另外，如前所述，《左传》在史学理论、修史态度、史书体裁、史料运用、史家笔法、史评体例等方面，也都对后代影响非浅。总之，《左传》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开创地位。

名篇赏析

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日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日“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日“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哐，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人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翳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日不然？”公徒之。公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赏析】

这篇文章是《左传》的开卷名篇，是隐公元年的历史记载。

本文写春秋时期郑庄公（郑伯）攻克其弟共叔段的历史故事及评价。这段故事发生在鲁国早期，讲的是鲁庄公的母亲和小儿子共叔段阴谋篡权的事。主要反映中国春秋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揭露了统治者内部为了争夺政权，不惜进行阴险毒辣的、无情的残杀，即使兄弟之间、母子之间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