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诗歌(10)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岂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日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日匪予，既作尔歌。”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综观史实，评价此诗，很有典型意义。周厉王贪而好利，任用荣夷公等小人，不恤人民疾苦，拒绝忠谏，导致周室危亡，这一史实，后世多引为鉴诫。芮良夫就当时’隋况，作为诗篇，希冀厉王及其用事诸臣能有所省悟，可谓苦心孤诣，可惜厉王不察，终至激成民变，被流放于彘。所以这首诗对当时有重大意义，对后世更有深远的影响，民犹水也，国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见得民心的世代，必然昌盛；失却民心，必然灭亡，千古一辙，读《桑柔》之诗，足以引起深思。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已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倬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借喻、暗喻、反诰、衬托、夸张、对比、反比、感叹等多种手法。章法完整，主题突出，主次分明，在古代诗歌中，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宏篇大作。
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赏析】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桑中
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盂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莳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盂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赏析】
这是一首情诗无疑。分歧只在于是暴露世族贵族男女淫乱成风之作，还是青年男女的相悦之词。
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莳”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复咏唱在“桑中”、“上官”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束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茉莒》中的“采之”、“有之”、“摄之”、“捋之”、“祜之”、“撷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本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因此本文不取此说。
本篇在今天看来虽然格调不那么高，但音韵谐和，读来圆美流转，琅琅上口。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盛，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桮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赏析】《北山》这篇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妙是妙在这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你正年龄相当，你的身体这么棒，真是前程不可限量，你多出几趟差，多做些贡献！”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无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赏析】
这是一首征人思亲之作，抒写行役之少子对父母和兄长的思念之情。
全诗重章叠唱，每章开首两句直接抒发思亲之情。常言：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可以当哭。人子行役，倘非思亲情急，不会登高望乡。此诗开篇，登高远望之旨便一意三复：登上山顶，远望父亲；登上山顶，远望母亲；登上山顶，远望兄长。言之不足而长言申意，思父思母又思念兄长。开首两句，便把远望当归之意、长歌当哭之情，抒发得痛切感人。
然而，诗的妙处和独创性，不在于开首的正面直写已之思亲之情，而在于接下来的从对面设想亲人之念己之心。抒情主人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幻境：在他登高思亲之时，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也正登高念已，并在他耳旁响起了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慎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和叮咛。当然，这并非诗人主观的刻意造作，而是情至深处的自然表现。在这一声声亲人念已的设想语中，包含了多少嗟叹，多少叮咛，多少希冀，多少盼望，多少爱怜，多少慰藉。真所谓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仍足以令羁旅之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
细心体味，这一从对面设想的幻境，在艺术创造上有两个特点。其一，幻境的创造，是想象与怀忆的融会。汉唐的郑笺孔疏把“父曰”、“母曰”和“兄日”，解释为征人望乡之时追忆当年临别时亲人的叮咛。此说初看可通，深究则不然；诗人造境不只是追忆，而是想象和怀忆的融合。从诗篇看，父亲的“犹来无止”，嘱咐他不要永远滞留他乡，这语气纯从儿子出发而不失父亲的旷达；母亲的“犹来无弃”，叮咛这位小儿子不要抛弃亲娘，这更多地从母亲这边出发，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以及“娘怜少子”的深情；兄长的“犹来无死”，直言祈愿他不要尸骨埋他乡，这脱口而出的“犹来无死”，强烈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了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在篇幅短小、语言简古的《诗经》中，写出人物的个性，极为不易，而能在从对面设想的幻境中，写出人物的特点，更为难能。这在后世同类抒情模式的思乡诗中，也并不多见。因此，从艺术创意看，把《陟岵》称为千古羁旅行役诗之祖，是极有见地的。
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日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日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赏析】
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读之不禁受到强烈的感染。
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敢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可以想象，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一句“岂日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象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
楚辞
如果我们把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史比作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那么，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三百篇就是它的上游，它们如同峭壁丛林间的山泉瀑布，千回百转，融会贯通，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能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思想文化的大解放，也带来散文的勃兴和先秦文学的大拓展。中国诗歌长河，也借助历史文化的重大机遇，冲出夔门，在开阔平坦的江汉大地上，凝聚了神奇秀丽的南方特色，显示出烟波浩淼、风姿灼灼的新气象。中国诗歌史的这一段雄伟壮丽的文学景观，因为出现在南方楚国的原野上，有着浓郁的南方楚国的地方色彩，故而名之曰：楚辞。
楚辞开汉赋之先河，从艺术形式的传统继承关系来说，屈原为辞赋家百世之祖，这是人所共知的不争的事实。
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绝对不是突然的、从天而降的。像屈原《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这样结构严谨、风格独特的鸿篇巨制，它们的产生，必然有其肥沃的土壤和深厚的渊源。
屈原在《橘颂》中写道：“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这个比喻性的说法，生动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只有辽阔广袤的楚国大地，才是楚辞作品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只有南方江、汉流域的独具特色的楚国历史、楚国文化、楚国民风民俗，才是孕育和产生楚辞作品的深厚渊源。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
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楚国与中原列国之间的历次战争，是一个备受凌辱而又日益壮大的南方民族，为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与异族之间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历史发展和艰苦斗争中，形成了楚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并逐步发展成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楚人充满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屈原毫无疑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诗文的重要源头，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诗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鲜明的政治观点，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格，奠定了我国诗歌的风骨，屈原不愧是我国诗歌之父。
屈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一生正值战国后期国内外斗争激烈复杂的时期。那个时代是历史变革的时期，新旧势力的矛盾不断激化。屈原“民本”的政治主张，触犯了代表旧势力贵族阶层的利益，所以不断地遭到谗害并被君王流放。
强烈的爱国主义胸怀，使屈原一生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被流逐江荒也不改忧国忧民的情操。反映在文学上，有什么德，便有什么样的文。屈原的诗，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是和他伟大的爱国情操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