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学之星(2)

除梅格雷系统的侦探小说以外，西默农更为看重的是他那些文学价值较大的犯罪心理分析小说，其代表作为《雪是脏的》（1948）。像他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也被改编成剧本（1950），并搬上银幕（1954）。故事发生的地点未加说明，一般认为是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主人公是个二十岁的青年弗兰克，他是个私生子，母亲开地下妓院。他在这个饥寒交迫的被占领的国家逐渐堕落，成为一个玩世不恭的流氓。为了搞到一枝手枪，他曾私下行刺一个占领军的下级军官。他平时胡作非为，周围的人都恨他，蔑视他，但又怕他，只有一个电车司机的女儿西西真心爱他。但弗兰克却领受不了这位少女纯洁的心灵，他想利用她的爱情把她拉下水。他让另一个垂涎她的流氓去玷污她。夜里，西西半裸着身子逃到大雪覆盖的旷野上，弗兰克踏着泥泞的雪浆要去追回她，没有成功。直到天亮，她父亲才找到这个冻得浑身哆嗦、发着高烧的姑娘。后来，弗兰克被占领当局误作抵抗运动的成员抓起来，判处死刑。那个在雪地上逃跑的少女的形象不断萦回在他脑际，使他深感内疚。这时西西来探监，不仅原谅了他，而且还保持着对他的爱情。她父亲也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做人是很难的，要拿出勇气来！”于是他决心像个真正的英雄似地接受死亡的考验。西默农的其他心理分析小说，有《关于贝贝·董热的真相》（1942，于1952年搬上银幕），写一个女人贝贝对丈夫下毒，但她丈夫回顾他们婚后十年的生活，检查到自己在这件事中有很大的责任，是他的所作所为把贝贝逼成这样的，于是他拒绝起诉，决心同妻子言归于好。然而医院证明他已中毒，惊动了警方，贝贝仍被判处五年徒刑。《给我法官的信》（1947，于1952年搬上银幕）写一个男人出于嫉妒扼死了他心爱的女人之后的忏悔心情，最后他在监狱的医务室中自杀了事。西默农说：“我要写的是普通人，大家都可能混淆的人。”他反映现实，却很少作出判断，经常用的是一种非戏剧化的、中性的语气。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悲怆的情调，他自喻为一块“海绵”，能“吸收小人物的痛苦”。

西默农用法文写作，作品很多，价值不一，瑞士洛桑的“相遇”出版社发行的《西默农全集》（1967～1973）共有七十二卷。1973年以后，西默农宣布停止创作小说，仅仅发表了几部回忆录式的作品：《给我母亲的倌》（1974）、《像别人一样的人》（1975）、《足迹》（1976）、《追寻赤裸裸的人》（1976）、《北方的风，南方的风》（1976）等。西默农的作品巳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各国报刊上发表，电台上广播，舞台上演出，绘成连环画，改编成电影和电视，流传极广。他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

小林多喜二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坚定领导者，杰出作家。他生于贫农家庭，少年时代即开始参加劳动。青年时期，在伯父资助下，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小樽市高等商业学校，1924年入北海道开发银行当职员。因他在长篇小说《在外地主》中，利用银行的资料揭露银行勾结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于1929年11月被开除。1930年2月迁到东京，成为职业革命家和作家。次年十月参加日本共产党。从那以后成为日本革命作家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4月被迫转入地下。次年二月二十二日，与同志秘密接头时不幸被捕，坚持斗争达三个多小时，牺牲于敌人的残酷刑讯。

小林多喜二从事创作的时期，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光辉照遍全球，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慢性经济危机愈益严重，人民生活日趋贫困，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日本反动政府对内推行所谓产业合理化政策，加重压迫和剥削广大工农，对外加紧准备侵华战争，以解决国内矛盾，实现扩张主义。一九二二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同地主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并使斗争向着打倒天皇制反动政府，反对发动侵华战争的方向发展。

小林多喜二的创作同日本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密切联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为习作和初期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人日本，广大工农群众面对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逐步觉醒，自发地走向反抗的道路。多喜二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泷子及其他》、《牢房》等，就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揭露这种双重压迫和剥削，描写劳动人民的这种自发反抗的。观点鲜明，感情浓烈，有较强的感染力；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在反抗中却尚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第二阶段，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为探索和逐步提高的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进一步蓬勃发展，工农群众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展开大规模有组织的斗争，迫使阶级敌人惊慌失措，开始进行更残酷的镇压。一九二八年元旦，多喜二在日记中宣称自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连续发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东俱知安行》、《蟹工船》和《在外地主》等小说，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氵朝中发出了最强音。

取材于日本反动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三·一五事件”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通过几个共产党员工会领导干部的被捕、受刑和判刑的全部过程，熔铸了几个革命家在严峻考验面前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一个人物就如一团烈火，光彩照人，炽热灼心。

长篇小说《蟹工船》，描写被用欺骗手段招雇到“蟹工船”上参加季节性捕蟹和生产蟹肉罐头劳动的工农群众——失业工人、贫苦农民和青少年失学学生等，在监工的残酷压迫下从事十分沉重而危险的劳动，处境极为悲惨。几次残酷迫害使他们发现：与其等着被折磨死，不如起来斗争。于是高喊“不愿被宰割的人联合起来”的口号，打翻监工，捣毁办公室，举行罢工，提出条件，限期回答。这场大搏斗尽管遭到工人们曾一度寄以幻想的日本海军的镇压归于失败，但使工人们认识到，工人不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进行，资本家就活不下去，侵华战争也就无从发动。因而，这次失败了，还要“再来一次”。笔力雄劲，语言生动，日本工人阶级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跃然纸上。工人认识的提高、思想的发展、行动的渐进，都是通过具有典型性的事件所促成，读来如身临其境，真切感人。不足的是作者这时期受到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描写集体”而不能刻画个别人物的片面观点的影响，致使作品中的人物群象失之于粗笔勾勒，个性不够鲜明。

作者在《蟹工船》之前完成的长篇小说《防雪林》，比较生动地镂刻了一个心地善良、生性粗鲁、行动勇敢的贫苦农民的形象；他跟农民一起同地主进行斗争，最后难以忍受迫害，而采取单独行动，放火烧了地主的住宅。但是，多喜二对自己的作品的思想性要求非常严格，可能是由于这篇小说表现了这个人物脱离群众的个人蛮干，而毅然没有发表，并继《蟹工船》之后，把它改写为《在外地主》。它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地主展开要求减免地租的斗争，逐步提高觉悟。后来在斗争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改《防雪林》那种个人报复行动为工农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斗争，而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这就克服了《防雪林》主人公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思想性大有提高。但是艺术性方面，诸如人物形象的细致完整和鲜明生动等，虽已开始改变《蟹工船》那种“描写集体”的写法，初步刻画出几个人物的个性，却仍然不如《防雪林》。这使多喜二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性，又不断地致力于艺术性的提高，力求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

第三阶段，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二年。这是日本反动政府从积极准备到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对内疯狂镇压革命运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阶段。多喜二的革命斗争和创作活动，也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坚持进行，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他胸怀远大理想和革命激情连续写出《工厂党支部》、《组织者》、《安子》、《转折时期的人们》、《沼尾村》、《地下党员》和《地区的人们》等作品。这些作品除前二篇外，都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

《地下党员》是小林多喜二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具有代表性的杰作。它是作者一九三二年四月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对内加紧法西斯镇压的关头，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敌人搜捕和叛徒告密等“交叉火力的进攻”下，挤时间于当年八月完成的。它饱蘸浓墨描绘了第一人称的“我”和战友须山、伊藤等三个共产党员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深刻地认识自己所应怀有的觉悟、所应坚持的态度、所应采取的行动，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彻底革命精神投入斗争的光辉形象。

这里是一个军需工厂。这个厂先是为了赶制防毒面具和飞机零件，除二百个正式工人外，雇用了六百个临时工人。后来，生产任务逐渐完成，又计议裁减临时工人。“我”领导另外两个同志潜入工厂发动工人，以反对无理裁员为当前斗争口号，宣传革命思想，击破社会法西斯分子美化侵华日军而发动工人开展慰问活动的阴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的反动本质。这个斗争迅速发展，日益尖锐，我们掌握了厂方要宣布裁员的情报，决定在其前一天组织工人举行大罢工，但又由于厂方先发制人，在举行大罢工前一天宣布解雇工人，致使斗争遭到失败。小说写出了这场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惊心动魄，写出了在失败中蕴育着胜利的结尾：没有被裁减的工人里“还留下两个同志，被解雇的工人就要分散去找新的工作。……只要以后跟他们保持联系，我们的斗争范围就反而会急速扩大开来。……他们认为，先下手就可以打乱我们的工作；可是却没料到，正是他们自己的手散播了我们培育的种籽。”如今，我们“正用更大的精力开展新的工作……”

这篇作品中，写我的思想解剖，写我与母亲的关系以及同母亲会面的场景，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又抒发了母子间的亲密感情。母亲十分爱儿子，对儿子的革命活动，从不十分理解到坚决给以支持。在这里表面上似乎突出了我的精神境界的崇高，对母亲说来处于教育者的地位；而母亲的坚毅刚强和对我的深厚理解，热烈爱护，实际上使我处于受教育、受鼓舞的地位。这就生动地写出了母子间的革命关系，从而也阐发了党员和群众之间的鱼水情谊，党员形象的高大来源于群众的觉悟和支持。作品中的这一段落是十分精彩的。日本著名作家广津和郎真挚地写道：“再没有这位作家之死震撼人心的了。翻着书页，不禁泛起一种肃然起敬之感。”他指出：“关于母亲的描写等等……这本身就是彻底的‘艺术’”。

多喜二一生常常在作品中、日记中解剖自己的思想和作品，读来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和强烈的感动。他认为自己无论在思想改造上、在革命和创作实践上，还都处在刻苦锻炼和认真探索的过程。可以看到，更迅速的成长、更巨大的成就，都在等待他去攫取。但是阶级敌人过早地夺取了他宝贵的生命。毫无疑问，这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运动的巨大损失！

多喜二的主要作品被译成不少国家的文字。1929年作者为《蟹工船》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给了骨肉相连的日本无产阶级以极大的鼓舞。”多喜二被虐杀后，鲁迅先生发出唁电，也说：“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兄弟。……我们坚决地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伏契克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文艺评论家和作家。

伏契克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深切地感受到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在伟大十月革命鼓舞下，他积极投入革命活动。他刚满十八岁，就加入了诞生不久的捷克共产党。1921年，他进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同时为维持生活，当短工和街头广告员。学习期间，他为党的报刊和其他进步刊物撰写文章。后来，他被党指派为文艺与政治评论刊物《创造》的总编辑和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他曾两次到过社会主义苏联，写了《在我们的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和《在亲爱的国家里》等书，满腔热情地歌颂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又积极参加了1932年春捷克北部矿工大罢工，并写了一些关于矿工斗争的报道。1936年以后，捷克的独立日益受到法西斯德国的严重威胁。“慕尼黑协定”出卖了他的祖国，伏契克以炽烈的爱国主义战斗热情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传单、宣言和告人民书，揭露国内外反动派的叛卖勾当和法西斯纳粹的狼子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捷克。在沦陷期间，伏契克除参加领导地下斗争外，还从事捷克十九世纪文学的研究。对在捷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如聂姆曹娃、扬·聂鲁达等，都著有专论。这些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评价文学作品，为捷克无产阶级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于叛徒出卖，伏契克于1942年4月不幸被捕。他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监禁了410天，备受残酷的折磨。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在那些惨无人道的刑讯日子里，在时刻有被拉上绞刑架的危险处境中，他得到狱中看守人的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长篇特写《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