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9月(3)
王尔德，奥斯卡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
王尔德（1854～1900）爱尔兰戏剧家。1854年10月16日诞生于都柏林，1900年11月30日逝世于巴黎。
他是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在小说和诗歌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王尔德出生在都柏林市一个有名的医生家里，母亲在写诗上小有名气。1874年，王尔德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得优异的成绩后又到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直至1878年，在美学思想上受到牛津教授瓦尔特·佩特与约翰·罗斯金的影响。1876年，他曾到意大利和希腊旅行，进一步接触了古代非基督教的耽乐主义的文化，这对他后来的艺术理论与实践有很大影响。从1878年起，他在伦敦定居。
王尔德在牛津学习期间即已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他因《拉凡纳》（1878）一诗得到大学的奖金。这首诗已开始体现王尔德的艺术观点：“诗歌应像一只水晶球，它应使生活显得更加美丽而不那么真实。”“所有的艺术都是颇为无用的。”
王尔德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移居伦敦，在她的沙龙里经常接待文艺界名流，王尔德也得以与他们交往，并向他们宣传自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王尔德主要的艺术观点是：不是艺术反映了现实，而是现实反映了艺术；现实社会是丑恶的，只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艺术家不应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也不应受道德标准的约束；艺术家的个性不应受到压抑，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出现真正的艺术自由。王尔德的艺术主张，散见于他的论集文《意图》（1891）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1891）等著作中。
在伦敦社交界、王尔德以惊世骇俗的文学主张，奇装异服与机智锋利的谈吐引起注意。肖伯纳说过：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一个善于谈话与讲述软事的人，王尔德的伟大是无与伦比的。
1880到1883年，王尔德出版了两个剧本，这些并不是他的代表作1882年，他到美国去旅行讲学，1883年又来到巴黎。这些活动使他在国外获得相当大的名声。
1888年与1891年，王尔德先后出版了有名的童话集《快乐王子集》与《石榴之家》。这些童话对自私、残暴的行为作了谴责，对受欺凌的弱者表示同情，而且歌颂了他们善良、纯朴的心灵。王尔德的童话雕凿痕迹较多，不像较早的欧洲童话创作那样富于泥土气息，但是它们文辞精美，音调铿锵，诗意浓郁，也属世界童话创作中的上乘之作。
在小说方面，王尔德著有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与短篇小说集《亚瑟·萨维力勋爵的罪行》，二书都出版于1891年。《道林·格雷的画像》一书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王尔德的哲学、美学思想。由于它的怪诞的情节与明显的寓意，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个长篇童话。书中的美少年道林·格雷相当于一般童话中的美丽的公主；引诱格雷走上堕落道路的亨利爵士，则是“邪恶的巫师”；替格雷画像保存了他的青春美貌的画家哈尔华德，有如“当教母的仙女”。道林·格雷在耽乐主义的引导下，纵情恣乐。他相信，人的幸福是不受道德原则约束的。哈尔华德是“美”的崇拜者，他倾注自己的全部热情与技艺，创作一幅道林·格雷的画像。格雷一天比一天堕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的外貌虽然毫无变化、他的画像却一天比一天衰老、丑陋。这件事年磨着格雷，使他终于向画像刺了一刀。当人们听到叫喊走进房内时，只见墙上的画像再度焕发出青春的光辉，可是地上却躺着一个死人。一把刀插在他的胸口，他的面孔皱纹遍布，憔悴不堪，作者的寓意大致是：耽乐主义固然不错，但至高无上的还是“艺术”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作者自己。书中所写的，或是作者自己正在实行的生活方式，或是准备实行的生活方式，或是他的信念。王尔德有一次写信给一个崇拜者说：“巴齐尔·哈尔华德是我心目中我自己的形象。亨利爵士是世人心目中我的形象；道林是我但愿自己能够成为的形象——只不过不要他那样的年龄。”
王尔德全部创作中最有成就的还是他的戏剧。有人认为他是促进19世纪末英国戏剧复兴的作家之一。他的剧本，大都在1892年1895年间写成。其中《莎乐美》（1893）是诗剧。
《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1892）是正剧，其它都是喜剧。
《莎乐美》是个独幕剧，用的是《圣经》中莎乐美诱引希律王杀死先知约翰的故事。该剧王尔德原用法语写成，由友人译成英语。少女莎乐荧为了要吻约翰。居然唆使希律砍下约翰的头。莎乐美吻了盛在银盾牌里的约翰的头以后，希律王又命令卫士打死莎乐美。这出戏反映了王尔德的艺术观：为了追求卒受与美，可以不顾一切，牺牲一切。
王尔德最有代表性的剧作都是反映上流社会的所谓“问题喜剧”。故事都发生在有钱人家的客厅里，一般都与婚姻、爱情有关，每出戏里总有一两个擅长说俏皮话、双关语的人物。这些戏都对上流社会有某种程度的揶揄、挖苦、有时也触及一些较尖锐的问题。但作者的出发点仅仅是卖弄聪明，显示自己玩世不恭、与众不同。所以，深刻是谈不上的。这些剧本是：《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丈夫》（1895）与《认真的重要》（1895）。最后一出戏，常被人认为是英语写成的喜剧杰作之一。故事环绕两女子都爱一个名叫欧纳斯特的男子这样一个基本情节展开。经历了种种误会之后，她们弄清所爱的不是同一个人。最后，有情人都成眷属。故事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但是王尔德笔下的人物经常讲出一些极其精彩的台词，使剧本闪耀出机智与诙谐的光辉。王尔德用得很出色的一个手法是：让他的人物一本正经地讲一些维多利亚时代上流人士常说的陈词滥调。但是在关键性地方，王尔德“偷梁换柱”，稍稍改动一两个词。其效果是使观众一愣，感到意外，然后领悟到社会，亡种种的假正经是多么的无聊可笑。这种语言的用法叫“似非而是”。
王尔德的文学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也以诗歌结束。他除了《拉凡纳》以外，还出版了诗集多种，如《诗集》（1884）、《里丁狱中之歌》（1898）。其中较著名的诗篇有阐述他的美学观的《希拉斯》，写人与神相恋死而复生的《夏密迪斯》，写诗人在梦中召唤女妖出现的《女妖》。这些诗都色彩绚丽，想象丰富。《里丁狱中之歌》是王尔德最后一部诗作。1895年，王尔德因被揭露犯同性恋罪入狱，服重劳役两年。出狱后他根据狱中所见所闻，写成这首有名的诗篇。诗中写的是与王尔德同狱的一个犯人的遭遇。这人因杀死自己心爱的女个而被处绞刑。诗人得出的哲理性结沦是：“所有的人都杀死他之所爱”。在诗中，王尔德还对资本主义法制中判罪、服刑、处决等方面不合人性的地方表示了自己的愤慨。王尔德晚年所写的一部忏悔录《从深处》（1905年死后出版），也是很有名的散文作品。
王尔德于1897年出狱后，穷愁潦倒，一直郁郁不得志地住在巴黎，最后病死在法国的一家小客栈里，死前不久加入了罗马天主教。
流行性传染病侵袭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
9月1日。据布雷迪州长拍发给华盛顿的电文获悉，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当中流行感冒迅速蔓延。这种流感有的并发麻疹，有的并发肺炎，有的两种并发症兼而有之。在有些地区，本地人有一半病死。
布雷迪在报告中说，在格雷林镇，在海边附近几乎每个帐篷里的本地人都患病了，并真且“处于十分令人悲叹的状况。一些人躺在地上，不住咳嗽，呻吟。令人痛心的是没有做任何工作来解除他们的痛苦，”州长已经向医疗供应部门发起了呼吁，要求拯救这些地方土著人。他警告说，如果不迅速采取急救措施，这些爱斯基摩人将会昏迷不醒，无药可医，终而卧以待毙。
风暴袭击墨西哥湾海岸
9月8日。今天，墨西哥湾沿岸城市遭到飓风和暴雨的袭击。
在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电报和电活线被刮断。连接这座海岛城市与大陆仅有的4座桥梁恐怕都被刮走了。好几个小时没有收到这座海岛城市发来的报道。但据传说，洪水已经淹没了好多房屋。
在休斯敦，仅有美联社的新闻线路仍在工作。落地的电线击伤了行人以后，电厂也就关闭了。强烈的狂风揭去几座房子的屋顶，但据报道没有造成伤亡。
新奥尔良的海滨地区受到袭击。狂风的时速为48英里。一名儿童站在阳台上，刚台被狂风刮掉，这个孩子丧生。对墨西哥湾某些海岛上的生命损失以及险恶的处境，现在没有准确的报道。
庚子惠州之役
1897年夏，孙中山离开英国，再次旅居日本。在将近三年中，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辞辛劳地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广泛结交日本“贤豪”，努力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支持；并多次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希望他们从保皇转向革命。同时，他用了很大精力，筹备发动新的反清武装起义。
为此，他于1899年派兴中会员毕永年偕日人平山周等先后两次赴两湖等地联络哥老会，并在香港设立联系三合会的机关。该年冬季，兴中会与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决定联合成立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但此后兴中会并未给予会党以有力的领导，加以长江会党首领闻保皇会资金充足，很快投向保皇会方面。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防范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由英国出面，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并劝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兴中会合作宣布两广“独立”；日本为了插手华南，对兴中会活动也伪表同情，“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
面对这一复杂局势，孙中山决心乘义和团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发动反清起义，又认为英国的举动“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为此，他于6月11日偕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自横滨乘船赴香港。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警惕之心，到港后只派宫崎代表他进省接洽，他本人则转到西贡等候消息。李鸿章一向对义和团主剿，对外国列强主和。7月间，清政府电召李鸿章北上，担任议和大臣；李决意北上，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破产。不久，孙中山从西贡再次到香港，在轮船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等赴惠州准备起义，邓荫南、史坚如等赴广州准备组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孙中山并已同菲律宾独立军代表谈妥借用其存贮日本的武器供惠州起义之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也答应予以协助，因此会后孙中山即转道日本赴台湾准备接应起义军。
9月，郑士良在惠州的三洲田（广东惠阳）集合会党群众600余人，准备发动起义。风声泄露，清署两广总督德寿迅即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镇隆，准备夹击三洲田的革命军。郑士良感到起义已不能再延，亲赴香港，电请孙中山火速接济武器。孙复电令起义军冲破清军拦阻，到距台湾最近的港口厦门接收武器。当郑士良赴香港之际，何长清已移驻沙湾，拟进横冈以取三洲田。
10月8日夜，起义军统领黄福亲率冲锋队80人袭击清军于沙湾，击毙清军40余人，夺得洋枪40余杆，子弹数箱，并拟乘胜取广州。此时郑土良带回孙中山的指示，全军遂改道东向，直趋厦门。15日起义军在镇隆再败清军，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得洋枪700余杆，子弹5万发。以后起义军又在永湖、崩岗墟连败清军。起义军所经之地，人民燃放爆竹迎送，踊跃投军参加。21日起义军抵达三多祝时，队伍已扩充到2万多人，准备直指厦门，迎接总部的给养援助。
这时孙中山才发现从日人手中取得的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全部是无法使用的废铁，同时已改组的日本内阁也严禁武器出口，不许孙中山从台湾进入内地。孙中山只得派人将情况通知郑士良。22日，日人山田良政等持孙中山手书赶到三多祝前线。孙中山手书指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只好将起义队伍解散，率少数人退往香港；山田良政在归途中因迷路为清军所擒，被害。
当起义军苦战惠州时，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因准备不及，未能如愿；遂决定孤注一掷，暗杀两广总督，以补未及起义之不足。10月28日，他引燃预埋在抚署衙门附近地下的炸药，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却只从床上震落地面，并未受伤。31日，史坚如在赴码头途中被清军逮捕，不久在广州壮烈牺牲，年仅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