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权欲映射下的国运——乾隆禅位和华盛顿卸任的区别(4)
1864年，徐继畬被罢职12年后复职，以三品京堂成为外交部（总署）官员，负责协办清廷外交事务。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官员的感激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畬。这幅画像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请人按照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的。赠送仪式在北京举行，气氛相当热烈隆重。在赠送华盛顿像的仪式上，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对徐继畬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在百感交集之余致答谢辞：
先生阁下：
我荣幸地答复昨天已细读的阁下的信函。在向我赠送贵国创始人华盛顿画像的场合，您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感其实难副。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彷佛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在这一简短的答辞众，我再次对阁下的函件表示我的谢忱。愿您万事如意。
徐继畬
在这篇刊载于1868年3月29日第十版《纽约时报》的答谢辞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徐继畬对华盛顿由衷的崇敬之情，足见即使在大清朝严酷的专制极权政治下，美国的民主体制依然对清代的高官产生了深刻影响。华盛顿不仅征服了西方世界，也征服了东方文明。
很可惜，梦想固然美好，现实却是严酷的。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华盛顿这样“尧舜之君”的梦想绵延不绝。可历史呼唤巨人，登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侏儒。乾隆对皇权的贪恋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有人曾说过，中国古代有一种职业，危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这个职业就是“皇帝”！皇帝往往死于非命，惨死的机率非常大。常见的“杀法”有：子杀、父杀、叔杀、母杀、妻杀、兄弟杀、祖母杀、外公杀、岳父杀、兵杀、近臣杀、宦官杀、俘杀、自杀等等。
中国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杀，占皇帝总数的15%，而且大多数直系皇族的最后命运都非常惨，如叛贼“圣武皇帝”安禄山称帝一年零四天，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刺杀于床上，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安庆绪眼皮都不眨，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这些惨遭不测的皇帝中满门抄斩的、断子绝孙的、隐姓埋名的、沦落为奴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当皇帝确确实实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过把瘾”的代价也不算低廉。
美国学者费正清评论：“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一旦当上皇帝，都要求臣民称自己为“万岁”，也就是希望活一万年。但实际上，皇帝们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穷苦百姓。从秦始皇算起，直到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其间2100多年共有皇帝326人，其平均寿命只有可怜的41岁。据有生卒年代记载的大致的统计一下，可以得出下一组数据：
20岁以下的是28人；
20岁——40岁的是84人；
40岁——60岁的是178人；
60岁以上的人是36人。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皇帝寿命超过60岁的不到13％，活不到40岁的高达60％。一个人野心勃勃，历尽千辛万苦夺得皇帝称号的同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最凶险的朝代要算是东汉，总共13位皇帝，只有刘秀活了63岁，汉献帝刘协活了54岁（禅位后受到大舅哥曹丕优待），其他的11人没一个活过40岁。
可即便如此，“皇帝”的吸引力依然如此巨大，多少人即使“过把皇帝瘾”就死也心甘情愿。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充斥荧屏的大辫子戏喋喋不休一遍遍山呼万岁，为腐朽发臭的皇权宝座呐喊招魂。
对此现象黑格尔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皇权并非中国所首创，也不是中国所独有。但世界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能够把皇权精神发挥到如我们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能够像我们这样对其有着侵入肌理的文化记忆。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中国的皇权为一种制度，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是一种单一制度整体，而是包含规则、规范、信念以及组织等诸制度要素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统。皇权制度的法理基础、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都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核心。有了这样恐怖深厚的文化制度基因，即使有再多华盛顿这样的榜样圣人，也都无济于事。
当乾隆禅位那一天，他坐在太和殿皇帝宝座上，看着眼前的皇帝玉玺，内心里肯定波澜起伏。一会儿功夫，这一切就不属于他了，六十年的时光如过眼云烟，他能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吗？事实上乾隆果然有失风度。根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部书记载，禅位仪式上乾隆举止失措，发起了小孩儿脾气，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说什么大事还是我在办，还是放在我这儿方便，现在给他也用不着。一会儿他又说《传位诏书》念一遍就得了，总之是一幅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这可急坏了主持仪式的几位大学士，因为这样一来，典礼就不圆满了。一旦传播天下，臣民怎么看乾隆？于是想方设法连哄带劝，直到乾隆答应交出玉玺为止。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不论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都是君权独控的垄断性统治工具。正如严复所说，在中国传统权力制度中，“天子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而皇权制度晚期发展到清代，“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专权原则更是成为被反复强调的天条铁律，统治者一再绞尽脑汁宣扬自己“家天下”独裁专制的先天合法性。乾隆把皇帝绝对和永远地垄断国家权力作为自己“家法”的核心要义，他对此深有心得并振振有辞：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三）
而反观同一时期，“法治”的原则已逐渐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越来越强调一个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立法与司法职责的严格独立，以防止因集权而出现以私枉法的情形。和华盛顿一起战斗的美国开国先驱们对此更有着清醒而坚定的认识：
“立法、行政和司法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第246页）
乾隆和华盛顿对于最高权力的不同态度，正取决于完全异质的制度文化背景。
秦汉以后的中国历代皇权，都承继了商周以来“天命神授”的权力法理，这和西方宪政法学的方向完全南辕北辙。在西方法律体系中，人类的法律来自上帝对其社会性的规定，因此每个人最基本的那些权利要求和义务都直接来自上帝的赋予，它们是任何世俗权势所无法剥夺和代替的。甚至在黑暗的中世纪，俗世的统治者也不能具有无限的法律权威。因为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宪政原则才能够不仅存在于成文法之中，而且更作为文化制度无处不在地浸润于整个国民生活之中。
而恰恰相反，如同理学宗师程颐所概括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中国皇权无所不在的威权与宪政制度下的“有限政府”的准则完全背道而驰。如果对比近代西方的宪政体制就会发现，宪制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依据法律的权威来有效地约束国王、贵族、行政官员甚至教会的权威。“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政要义。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权者，君之所独制”。所谓的“法”不过是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拥有的是毫无限制的权力。皇帝以言代法、法外生法甚至以特务政治取代正式法律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政治体制根本上是与西方法律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