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笔尖下的自由——从纪晓岚和狄德罗看中西知识分子差异(5)

易先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他的逻辑结果是，凡是不能附着在某一张皮上的知识分子，都注定了最终等于“没有意义”。他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楚什么才叫“意义”？以及怎样实现这个“意义”？要实现这个“意义”是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意义”的话是否就永远沉默不语？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年）说：“你可以不作一名诗人，但一定要作一名公民。”这里就有一个虽然保持沉默但却依然勇敢思考的作家。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从来不曾公开地，甚至在私底下也没有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整整一生，都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批判。题材不同，描述不同，而锋芒所向，都是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总结。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这专制独裁下冷漠严酷的判决词，不给她的尊严留一丁点空间。阿赫玛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狱。随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列宁格勒》杂志被责令停办，《星》杂志编委会被改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品不予刊登。早在1920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托娃曾被一度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她只好开始研究普希金，用来维持生计。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始翻译诗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而在主宰文艺的官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们：“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1759年，《百科全书》遭到总检察长的控告，罪名是发表渎神的言论和敌视宗教，法国的许多达官贵人、御用文人对《百科全书》视若洪水猛兽。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它破坏了社会道德和宗教，是“法兰西民族的耻辱”。政府随后宣布正式吊销《百科全书》的出版权，禁止已经出版的书继续发售，否则处以重刑。但就在《百科全书》第三卷前言中，狄德罗毫无顾忌地发出了自豪的宣言：

“我们用去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刻，含辛茹苦地编成了这部著作，也许，它会给我们的晚年带来欢乐，当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已离开人世时，让它成为一些人善良愿望和另一些人的不公正的永久见证吧！”

“颂圣文化”何时休

同为所处时代的大学问家，纪晓岚和狄德罗都博学强记，厚积薄发，对待自己从事的事业都执着热爱，富有牺牲精神。但纪晓岚只能在封建传统政治的框架内施展自己的才华，而不能在框子外去干自己的事业。他虽在《阅微草堂笔记》有一些对“腐儒”的讥讽，但这不能改变总的人生方向，最终仍不免“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身为一位才华横溢、博古通今的大文人，思想上却不能有任何建树。他终其一生都在卖力地为封建王朝歌功颂德，或者在皇帝耳朵边重调一下儒家“宽和仁爱”的治国老调，主张为政要“酌乎事势”等等，于国无益，于民无助，在感叹“人生识字忧患生”的同时，聪明如纪晓岚这样“大清第一才子”，内心深处其实何尝平静过啊！

也许对于象纪晓岚这样的人物，应该怀抱一份“历史的同情”。在整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重要手段就是希冀能“致君尧舜上”，让自己的著述思想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然而，封建体制的特征又决定了他们的学术明道之途不可能一帆风顺，既能明道，又不开罪当道，何其难哉！即使勇敢如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第一圈》被抄走时，想到随时可能被捕，压抑、痛苦也同样抓攫着他，这个顽强的汉子还曾一度想到自杀。幸而劳改营生活磨炼了他，使他终于从内心的黑暗中走了出来。

索尔仁尼琴反省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这一生我感受到自己是从下跪的状态渐渐直起腿来，我是由被迫缄默到逐步自由地说话的”。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获奖演说中，他说：“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他又在回忆录中坦承道：“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可以说，正是说真话，构成他的著作的全部重量。他的小说，几乎全离不开斯大林极权统治下的苏联社会，他以震撼人心的“劳改营文学”，全景式地敞开铁幕中的秘密，使残酷的内幕广为人知。无论面对苏联政府多少危险的恐吓，全面的封锁，也阻挡不了他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和尖锐的嘲讽。

专制政体是知识分子的天敌。汉代的班固才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读书人要有所建树，就必须“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不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具备这样“不计其功”的勇气，包括高尔基这么著名的作家。

《古拉格群岛》有一个情节，写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索洛维茨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在这里，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冻死、炸死、烧死是常有的事，还曾发生多起逃亡事件。逃犯在国外著书揭露岛上种种劣迹，当然这是有损于苏联形象的“诽谤”了。政府当局让刚刚回国的高尔基上岛考察，目的是利用他的证词，对那些攻击性言论进行驳斥。

海燕来了！岛上的所有犯人简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他们以为他可以坚持正义，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让他们肆虐的行为有所收敛，可是，怎样也意想不到高尔基会顺从克里姆林宫主人的意志，以至无视他们的存在。在儿童教养院，一个14岁的男孩子花了一个半钟，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听了，老泪纵横，一副悲愤的样子；等到他登船离岸，男孩子就被枪毙了。然而，这位文坛领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无需为这些负责的。他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然后发表文章，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林贤治：《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即使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写过《不合时宜的思想》，营救过不少作家和知识分子，然而如此的********，也是不可以原谅的。一个优秀的作家为什么会给斯大林唱起肉麻的颂歌来的呢？索尔仁尼琴用了最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进行解释。他认为，高尔基为了获得更大的声誉和金钱，就必须坐定全国作家协会的头一把交椅，接受一切附带条件，自愿充当斯大林的俘虏。

其实，高尔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向斯大林“缴械投降”的，而是充满了“内心挣扎”。斯大林对他这种“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的知识分子了如指掌。他只是耍了一点政治谋略家最简单的手腕，让高尔基靠近政权，给他的思想“套上绞索，然后轻轻地、但无情地拉紧它”。沾染权力的高尔基无力自拔，人格底线不断溃退，战斗精神日益瓦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他承认，如果你不向制度作出妥协，你就休想从它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这和易中天先生揭示的原理几乎一个样。于是这位一革命文学的“教父”，这位在十月革命发出“正义的怒吼”，并在列宁时代写过上百封信挽救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尔基，现在变成了“一只鼻孔上穿铁环的老熊”（罗曼.罗兰语），成为效忠斯大林的高级传声筒，以及“歌德文学”的有力鼓吹者（“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家喻户晓的恐怖语录，就是高尔基的杰作之一）。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红色文豪”高尔基崛起的经历，就可以解释大大小小的纪晓岚们的心路历程了。受朝廷“招安”自然有大鱼大肉，香车宝马，这样的致命诱惑对于任何一个凡夫俗子都是难于抵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