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

意大利文学

概述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在14世纪，富裕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银行家成为北部城邦里新兴的统治阶级。这个新兴阶级需要文学艺术丰富它的精神生活，反映它的生活理想，也需要科学技术增加它的财富。它培养出大量为它服务的人才：法律家、外交家、艺术家、诗人和学者。这些人重视现世生活，强调个人作用，蔑视否定现世的基督教；他们研究人和人的生活，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意大利的文学艺术有了高度的成就。

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对人文主义思想和诗人、艺术家的创作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思想家和诗人更重视罗马文化，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渴望意大利统一；作为古罗马的“后裔”，他们追本溯源，向往罗马古代的光荣。

在文学上，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号称人文主义先驱的彼特拉克和薄伽丘。

彼特拉克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年-1374年）生于佛罗伦萨。他父亲是当地一个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流放。彼特拉克本人早年旅居普罗旺斯多年，曾漫游法国、弗兰德斯和莱茵河流域。他喜欢搜集希腊、罗马吉籍抄本，研读罗马著名作家的著作，说西塞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1374年罗马市民群众起义，，反对贵族的暴虐统治，彼特拉克写信给起义首领科拉，底·里恩佐表示支持。彼特拉克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如他的叙事诗《阿非利加》（1342年）。诗中颂扬了古罗马西皮奥击败汉尼拔的英雄事迹，他希望这部作品能使他“永垂不朽”。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抒情诗集《歌集》。

《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也包括少量政治抒情诗，诗中赞颂祖国，号召和平与统一，揭露教会的腐化。《歌集》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热爱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誉，但不能和宗教传统及禁欲主义思想决裂；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而又脱离人民，轻视群众。这些矛盾正是从中古过渡到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他的抒情诗继承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克服了抽象性和隐晦的寓意，表现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使爱情诗接近生活。诗人在劳拉身上寄托他关于美和精神品质的理想，同时也对她的形体之美一再加以歌颂。彼特拉克对于自然之美也很敏感，有些诗把歌颂劳拉和描绘自然结合起来，《清、凉、甜蜜的水》这首诗就是显著的例子。彼特拉克善于叙述内心的变化和抒写爱情的经验，超过以前的诗人。这些诗都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念。他的《歌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创了道路。《歌集》中占大部分的十四行诗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重要诗体。

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1313年-1375年）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接触以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熟读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中，他拥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和勾结贵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但是轻视下层群众。他和彼特拉克交往，热心研究古代典籍，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

薄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和叙事诗。他的杰作是《十日谈》（1348年-1353年）。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也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赞美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薄伽丘热爱现世生活，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在思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一大步。他的创作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但是什日谈》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放纵的情欲描写过分，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

《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并进而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自然。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例如使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在第一日第九故事里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他创造了一些巧妙的讽刺手法。薄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十日谈》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结构完整，文笔精炼，善用对比，语言丰富、鲜明、生动，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16、17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生过很大影响，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此后一直到16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短篇小说家都继承薄伽丘的创作传统，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杂曲折的新故事。薄伽丘死后一直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家。l5世纪中叶以后，诗人、作家虽然众多，甚至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大艺术家也写出过不少优秀的抒情诗，但他们的意义不能同文艺复兴早期的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相比。这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主要在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方面，同时民间文学也得到提倡和发扬。

塔索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著名诗人是托夸多·塔索（1544年-1594年）。他生在一个廷臣和诗人的家庭，作过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由于神经失常被监禁七年之久。塔索是人文主义者，对于爱情、美和感官的快乐有热烈的要求。而这时天主教教会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有关宗教信仰的控制，引起他的内心矛盾，他怀疑自己的宗教思想是否正统，害怕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这部作品以歌颂的态度叙述第一次十字军将士在高弗莱多·底·布留尼的统帅下，经过种种挫折和残酷的战斗，最后取得对回教徒的胜利，攻下圣城耶路撒冷。这个主题在当时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土耳其断绝了意大利东方贸易的出路，威胁着意大利本土，作者要唤起英雄精神，抵抗土耳其的扩张。他又企图通过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和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来显示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这和当时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有联系，但是诗中异教因素往往战胜了基督教因素。许多故事描写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基督教信仰，如里那尔多由于迷恋魔女阿尔米达而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战士的责任。塔索所要表达的宗教思想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教会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它毫无打动人心的力量。基督教英雄史诗的创作源泉事实上早已枯竭，塔索塑造出来的基督教英雄高弗莱多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可是在一些表现非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形象和场面的描写上，这部长诗却显示出它的艺术威力，闪耀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的光芒。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他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为诗歌辩护，因为当时天主教会认为诗歌不能表现真理而且伤风败俗。在早期，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认为诗歌能用寓意表达真理，起到教育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研究亚里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风气盛极一时。但是形成两派：保守派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看成普遍永恒的“法则”；革新派则强调民族、时代和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完全走古希腊、罗马的老路，为一些新兴的文学体裁进行辩解。这两派的“古今之争”在17世纪的法国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德国文学

德国在l6世纪是封建统治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力量是分散的，但是资本主义因素在个别城市中有所发展。罗马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权和封建诸侯对人民进行重重剥削，使农民、城市平民直至部分小贵族都对现存制度感到不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冲击。宗教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16世纪20、30年代，路德派新教已传人北欧以及英、法、波兰等国。德国的民族感情在这一世纪的革命高氵朝中觉醒起来。德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延续数十年之久，他们“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但最后遭到诸侯们残酷的镇压。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人文主义者反教会、争取思想自由的作品，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中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和从中古时期发展来的民间文学。

在德国，人文主义思想多半在各大学的学者中间传布，它代表早期资产阶级想从中古的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要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赖希林（1455年-1522年）编纂了《蒙昧者书简》（1515年），这些书简在罗马讽刺诗人的影响下，借蒙昧的神学家的口吻，模拟他们拙劣的拉丁文，揭露经院学者和僧侣们的狭隘无知以及教会的道德败坏。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1466年-1536年）生于尼德兰的鹿特丹，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学识渊博，先后旅居法、英、德、意、瑞士各国，和莫尔友善。他的著名文学讽刺作品，用拉丁文写的《愚蠢颂》（1509年），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观点出发，通过“愚蠢”这个人物的自白，揭露僧侣的虚伪愚昧，批判诸侯争权夺利的战争，嘲讽迷信，肯定现世生活。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著作有积极意义，但他们用拉丁文写作，和人民有相当大的距离。最富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者是乌利希·封·胡登（1488年-l523年），他参加过济金根的骑士起义，是《蒙昧者书简》第二部（1517年）的主要撰稿人。《书简》第二部比第一部词锋更为锐利，给教会以毫不容情的抨击。他也用德语写诗，表达自己鲜明的战斗立场。他模仿琉善写作《对话录》，并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篇从拉丁文译成德语，有两篇通过作者和“热病”的对话表示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涉及当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重大问题。他以文学为武器，反对诸侯的分裂统治和罗马天主教会对德国人民的压迫，努力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

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他在1517年宣布宗教改革纲领，1520年写成《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反对教皇干涉王权，呼吁德意志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种种不合理的控制，并提出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主张，要求建立新教。从1517到1533年，他根据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采用人民语言，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译成德语。他的《圣经》译本使农民和平民能够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并对于促进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发生重大影响。他写过许多赞美诗、论争性散文和寓言，最流行的一首赞美诗是《我们的上帝是一府坚固的堡垒》（1525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但是路德逐渐和诸侯妥协，背叛了人民。把人民的宗教改革进行到底，彻底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1490年？-1525年）。闵采尔以牧师的身份，在宗教外衣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于1525年失败被杀害。他倡导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要求平均分配财富，在宗教问题上他已不局限于抨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是更进一步抨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接近于后来的泛神论和唯理主义。他的《对诸侯讲道》（1524年）号召萨克森的诸侯反对天主教，而他的《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则进一步抨击封建统治者。他在他的《沦据充分的辩护词》里把路德称为“维登堡的行尸走肉”，宣告与路德断然决裂。1525年他发布《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号召城市贫民与农民联合起来，举行起义。这些文件论证充足，热情充沛，是用火热、锋利的语言写成的，是德国最早的优秀的革命宣传文字。

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极为繁荣。因为新兴市民阶层需要文化生活，而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提供了满足这一需要的条件。中古晚期流行的小故事和“笑话”大大发展，不少“笑话”收集成册。民间故事书也风行一时，或取材于中古传说，或取材于东方和南方国家的故事，良莠不齐。其中意义较大．能反映时代生活的有《梯尔·厄伦史皮格尔》（1515年）。书中主人公厄伦史皮格尔是一个农民，作品通过他把许多民间故事和笑话串联在一起。有的故事写手工业行会师傅受到厄伦史皮格尔的愚弄；有的写厄伦史皮格尔以农民的机智战胜了统治阶级，或对教会进行批评。例如故事之一叙述厄伦史皮格尔被一个伯爵雇佣为守塔人，因为伯爵苛待他，使他常常挨饿，他便使出妙计，捉弄伯爵，伯爵责问他为什么这样作，他答道：“谁挨饿受罪，谁就会想出一些计谋来。”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民在革命前夕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宗教改革的要求。另一部民间故事书是《浮士德博士的生平》（1587年）。浮士德实有其人，出生于15世纪末的德国，传说他通晓天文地理，懂得魔术，死于1540年。故事书叙述浮土德和魔鬼订约，把肉体和灵魂卖给魔鬼，魔鬼答应为他服务24年，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他和魔鬼上天人地，纵论天文地理，并追求人生享乐。作者虽然站在宗教立场反对浮士德，但从浮土德的言行里也反映出文艺复兴时代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知识的冒险精神，因而引起人民广泛的兴趣。同时代英国作家马娄和后来歌德都以浮士德为题材，写出他们的名著。

这一时期来自社会下层的一个多产作家是汉斯·萨克斯（1494年-1576年）。他是个鞋匠，主要的成就是戏剧与诗歌。他提高了手工艺人的诗歌，把中古的宗教戏剧发展为反映人民生活的讽刺戏剧。这些戏剧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描写的对象有市民、农民、奴仆、骑士、流浪汉等。他的作品，形象生动，语言通俗幽默，内容和形式都为当时人民所喜爱。但是他反映的生活面狭窄，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满足，局限于投合市民阶层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