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19世纪中期文学(3)
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刊行问世的小说《简·爱》(1847年)的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她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遭到虐待,后来舅母把她送进慈善机关举办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精神上义感到屈辱。简·爱力图摆脱穷困。为了追求“独立”生活,她离开寄宿学校后,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财的上层社会妇女,以自己“清高”和“独立”的个性博取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和他结了婚,获得了“个人幸福”。当时,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和慈善学校的伪善。但书中的社会画面仍然显得狭小。女主人公虽然标榜“清高”,“不求于人”,最后还是依靠一笔意外的遗产才摆脱贫穷的境况,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年1818-1848年)和乔治·艾略特(1819年-1880年)。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年),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其他作家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她的父亲是一农场管事,她在农村度过童年,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要背景。1848年艾略特到伦敦,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至1853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撰稿,担任编辑。1854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未举行婚礼,和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不能办理离婚手续。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1859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年)、《织工马南》(1861年)和《米德尔马契》(1871年-1872年)等。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她的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所谓无私的“仁爱”。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即“邪恶”和“仁爱”,最后“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妹妹曼琪则天真善良。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遭到哥哥的阻挠,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为社会所不容,被汤姆赶出家门。最后镇上发洪水,磨房受到冲击,曼琪奋不顾身,抢救哥哥。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双方有归于好,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概念化,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塑造了很多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在《米德尔马契》中,她还揭露了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
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年-1892年)和勃朗宁(1812年-1889年)。
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年),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50、60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年-1861年)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年)。她的短《孩子们的哭声》(1844年)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年-1882年)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年-1909年)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概述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社会进入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同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48年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而反动统治集团对工人运动的阻挠和迫害也日益加剧。1851年l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宣布解散国会,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嚣张一时,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60年代后,工人运动又重新兴起,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暴露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无产阶级,使劳资冲突日益加深,而且也压迫中、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贫困破产,政治上受到排挤。
在文化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继续传播,人道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此外,孔德(1798年-1857年)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1809年-1882年)的进化论、克罗德,贝尔纳(1813年-1878年)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也开始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他们只把人作为生物来研究,认为人和生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但他们看不到人的阶级本质。
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想条件的改变,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法国击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群众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始终未能抛开幻想。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司汤达在政治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畴,梅里美晚年作了拿破仑三世宫廷的座上客,福楼拜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远甚于对他们的同情。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法国18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分不开的。狄德罗不论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方面,或在叙述手法方面,都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榜样。巴尔扎克对作为小说家的狄德罗推崇备至,从某些人物形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18世纪以前的拉伯雷、奠里哀和拉布吕耶尔等一直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喜爱的作家,他们从这些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严峻的讽刺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19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成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1850至1877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强,但在艺术风格上,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浪漫主义特色。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19世纪40、50年代还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现象,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从基督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嘲笑提倡社会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19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年-1842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20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年),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冢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