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19世纪中期文学(11)

《得堡故事》（1835年-1842年）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涅瓦大街》（1835年）中，作者描绘了这条五光十色的大街，它是彼得堡的缩影。在那里，鄙俗的贵族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却因看到现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狂人日记》（1835年）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禁闭起来，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他呼吁：“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都迫害他。”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是深切同情的。《外套》（1842年）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还写过一些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钦差大臣》（I836年）。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接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钦差大臣》的剧情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典型现象。市长老奸巨猾，自夸骗过三个省长；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能捞到的一切。他认为官吏贪污是理所当然，但贪污的多寡应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他对他治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巧立名目，勒索他们的钱财。他对上级阿谀奉承，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小城官场的丑类，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受贿的法官、胆小的督学、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都是鲜明生动的典型。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对象。他是彼得堡一个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随意撒谎。他被当作钦差，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惶失措，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这部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但果戈理是为了改善社会道德，幻想借助讽刺的力量使贵族观众改恶从善。剧本结尾安排了真情到来的场面，使喜剧达到最后的高氵朝。但也说明作者对沙皇政体抱有幻想，并没有否定整个官僚制度。这部作品没有正面人物，作者认为正面人物就是“笑”。喜剧的全部情节是由钦差大臣将要到来这一消息带动起来的，它从第一句台词起立即展开，步步深人，直达高氵朝。果戈理对沙皇政府垄断的剧院专门上演法国等外国通俗笑剧和传奇剧的情况感到不满，希望继承俄国民族戏剧的传统。他在《钦差大臣》中进一步确立了讽刺批判的倾向，对后来俄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反动文人竭力攻击它，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果戈理于1836年被迫离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1842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征收人头税。在两次登记之间，有些农奴死后，地主没有报请注销，这些死了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收买一批死农奴，作为抵押品，骗取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结果乞乞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最后因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通过有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

玛尼洛夫懒懒散散，从不过问家务．整天沉醉在不着边际的空想里。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感到满意，爱用甜言蜜语讨人欢心，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得很工整的死农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这是一个披着高雅绅士外衣的寄生虫。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个寡妇，善于经营，贪婪而吝啬，她像一个小钱柜，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她愚昧闭塞，生性多疑，在出卖死魂灵时生怕在价格上吃亏。诺兹德寥夫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他蛮横无理，嗅觉灵敏，哪里有赌博、斗殴或热闹场合，他必定赶去。他爱吹牛撒谎，造谣诽谤。索巴凯维奇粗壮笨重，喜欢大吃大喝，他善于经营庄园，把自己的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是贪婪顽固的地主富农典型。大地主普柳什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他衣着褴褛，家里像一个堆满破烂的旧货店，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硬得像石头一样，要用斧头来砍才行，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就成灰。他的庞大的庄园一片荒芜，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但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以上这些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朽，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但是作者惋惜地主个性的毁灭，因而没有充分写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本质特点。

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自幼受父亲的影响，认为金钱是生活的主宰，“朋友可以抛弃你，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从做小学生起一直到当官吏，他一贯善于投机赚钱，巴结师长和上司。在官场中，他虽屡遭失败，但执拗顽强，每次都从头做起，以达到发财的目的。后来他发现，死魂灵的交易可以使他捞到大批钱财。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既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擅长投机钻营的发财之道，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魂。大批农奴的死亡引起他的欢乐，这就暴露了新兴资产者的贪婪本性。在《死魂灵》的一些插曲中，作者对农奴表示同情，个别地方还写到他们的反抗。但总的说来，他笔下的农奴是愚昧无知的。作者在抒情插叙中把俄国比作一辆奔驶的三套马车，朦胧地相信俄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果戈理本人也不清楚。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的思想矛盾加剧。他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农奴制瓦解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不赞成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古代宗法制社会。1847年，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集》，宣扬从道德、宗教人手来改善社会，维护沙皇制度，因而受到进步知识界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官僚，但他自己也感到形象苍白无力，便在死前不久把原稿焚毁了。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农奴制社会，对俄国批评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别林斯基

维萨利昂‘格利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年-1848年）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组织过平民学生的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作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1839年起，他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转到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种杂志成为40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即病逝。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30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农奴制度。30年代末，曾一度接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农奴制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从而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40年代初，他在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颂扬法国革命。他在文学评论中通过分析作品来揭露农奴制俄国的愚昧、野蛮与落后。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预见到，俄国人民将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也转向了唯物主义。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也可分为两个阶段。30年代是他探索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时期。在《文学的遐想》（1834年）中，他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历程，指出18世纪文学尚未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还缺少民族特点。他要求文学具有民族独创性，并忠实地描绘俄国的生活画面。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年）中，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把诗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类，认为“现实的诗”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他热情地赞扬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暴露倾向，但又认为作家可以“不自觉地”、“无目的地”、但却是忠实地描写生活。40年代，随着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的逐渐形成，他的文学评论进入成熟时期。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别林斯基写了《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年）等文，指出《死魂灵》这类长篇小说并不像斯拉夫派所说的是古代叙事诗的再现，而是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死魂灵》也不像御用文人所说的是对俄国生活的诽谤，而是对它的黑暗面的有力批判。别林斯基在这些论文中开始强调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意义，指出思想内容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尺度。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年-1846年）是一部包括十一篇论文的专著，它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发挥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等观点。他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同时，从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出，他还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这是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今天有许多陈IH的东西的原因。”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年）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年），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色，并提出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的看法。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康捷米尔。18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发展是从模仿走向“靠近现实、靠近自然”，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过程。普希金汇集前人的文学成就，奠定了“现实的诗”的基础，但未完全摆脱西欧文学的影响。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真实描写，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40年代后半期，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形成，影响日益扩大，决定了俄国文学的方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首先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他反对反动文人把艺术当作撒谎和粉饰现实的工具，揭露他们害怕表现现实的真相。接着又说，“自然派”要求作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贵族文人所不屑描写的大众和普通人。他强调农民也是人，他们甚至“在智力、情操和性格万面”比贵族更高。他竭力为农民在文学中争取一席地位。别林斯基又指明，“自然派”还要求“表现社会问题”，批判和否定农奴制的黑暗现实。他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虚伪，说道：“剥夺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不是抬高艺术，而是贬低艺术，因为这意味着夺去了它的生命——思想。”

《给果戈理的信》（1847年）体现了别林斯基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这封信里，他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集》中的错误。他认为，俄国社会的进步决不能依靠果戈理晚年所宣扬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要促进文明和教化，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湮没了的“人类尊严感”。别林斯基还批判了果戈理对俄国人民的看法，指出俄国人民并不虔信宗教，拥护政体。相反，“他们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因此他们是有伟大的历史前途的。别林斯基强调，俄国社会的形势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愿望，表达进步的思想，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读者“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拙劣的书，但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这封信概括了别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它表现了“农奴的情绪”。这封信在当时虽然未能发表，却在进步读者中流传很广。

别林斯基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农奴制度进行顽强的战斗，这个战斗传统对50至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和发扬。

赫尔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