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文学(11)

保加利亚文学

保加利亚在70至80年代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氵朝，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斗争，而且把它当作文学的主题。这个时期出现了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伐佐夫。伊凡·伐佐夫（1850年一1921年）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后来投身革命。他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的战斗诗篇鼓舞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在1876年4月起义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伐佐夫一度流寓罗马尼亚。他先后出版过《旗与琴》（1876年）、《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年）、《拯救》（1878年）等诗集和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1893年），反映了土耳其奴役下的保加利亚人民渴望解放和自由的情绪。伐佐夫还写过很多讴歌人民的英勇斗争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而他最成功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轭下》（1887年-1889年）。本书取材予四月起义，作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一群革命者的形象，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轭下》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与伐佐夫同时从事写作的，还有诗人派约·雅沃罗夫（1877年-1914年）和小说家埃林·彼林（1878年-1949年），他们的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斗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学也开始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且出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和诗人。塞尔维亚有诗人约凡·约凡诺维奇·兹玛伊（1833年-1904年）、小说家米洛凡·格利希奇（1847年-1908年）和剧作家布朗尼斯拉夫·努希奇（1864年-1938年）；克罗地亚有小说家奥古斯特·谢诺阿（1838年-1881年）、克萨威尔·迪雅尔斯基（1854年-1935年）；斯洛文尼亚有诗人安东·阿什凯尔茨（1856年-1932年）和小说家伊凡·参卡尔（1876年-1918年）等人。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对异族侵略与奴役，特别是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憎恨。他们又描写了广大农民所受的封建地主压迫（如谢诺阿的长篇小说《农民起义》和参卡尔的中短篇小说），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如努希奇的剧本《部长太太》）。

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斗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更为高涨。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复兴”时期，纳伊姆·弗拉舍里和安东·萨科·恰佑比就是这个时期两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年-1900年）把一生献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启蒙运动。他的著名长诗《畜群和大地》（1886年）描写祖国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民的辛勤劳动，唤起人民的爱国心，他深信祖国终会获得解放。他在长诗《斯坎德培史》（1890年-1895年）中，歌颂向土耳其人作了二十五年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辉事迹。安东·萨科·恰佑比（1866年-1930年）曾长期侨居埃及。他的著名诗集《父亲托莫里》（1902年；托莫里是阿尔巴尼亚一座高山，人民称之为“父亲托莫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土耳其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表达了他们渴望自由解放的心情。稍后的诗人恩德烈·米耶达（1866年-1937年），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作品。

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

概述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依靠破产农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迅速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在俄国依然存在，地主照旧盘剥农民，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破产和贫困的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断欣起起义的怒潮。农村的情况引起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注意，70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但是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这一事实，企图在半封建的农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错误理论的指导和不了解农村实际，他们在农村的宣传活动遭到失败。80年代，民粹派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害。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的富农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义，阻碍着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70、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经济斗争。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从此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仍是主流，并取得了进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感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复杂，在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反抗情绪的影响下，对贵族地主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势力提出更强烈的批判，更注意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苦难。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长篇小说继续繁荣，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反映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思想分野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上。谢德林继承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主办《祖国纪事》（1884年被查封），他的讽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托尔斯泰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他一方面无情抨击土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宗教的博爱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暴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同情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但是他渲染城市下层人物的消极颓丧的一面，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攻击革命运动。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主要表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

这一时期民粹派中间也出现一批作家如格列勃·乌斯宾斯基（1843年-1902年）、纳乌莫夫（1838年-1901年）等。他们的小说和特写描述农村的贫困，揭露富农的剥削，但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看作偶然现象，美化农民公社制度下的宗法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881年）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1843年他从彼得堡工程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40年代他参加了反对农奴制的进步小组，曾在小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因此于1849年4月被捕。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年-1859年），他的反动的“土壤”派理论逐渐形成。他认为俄国的“土壤”不适于宣传革命斗争，因为人民是笃信宗教和顺从、忍耐的，只要贵族阶级也接受人民的道德与宗教观点，就可以使两个对立的阶级和解，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1859年他回彼得堡后，在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他的作品反映了被封建资本主义势力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落贵族、城市贫民和潦倒的知识分子等）的挣扎、彷徨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虽然具有强烈批判的成分，但也包含着许多消极和反动的思想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穷人》（1846年）采用书信体裁，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同情被地主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他为了帮助她，自己搬到贫民窟，省吃俭用，由于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杰符什金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这部作品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之后，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小人物”，绘出了彼得堡穷人的悲惨的生活画面。作者着力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精神高尚，却又把他们描写为神经质的、病态的人，对生活悲观绝望。小说具有悲剧性抒情风格，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调，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顺从、忍耐等反动观点的萌芽。

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部长篇小说描写贵族资产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和一些受他欺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公爵在青年时期为了夺取某工厂的财产，诱骗并遗弃了厂主的女儿，使她流落在彼得堡贫民窟。作者着重写了公爵和厂主女儿的私生女涅莉的悲惨命运和病态心理。此外，公爵为了使自己的儿子阿辽沙和富翁的女儿结婚，破坏了阿辽沙和管家的女儿娜塔沙的爱情，欺侮了管家一家人。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被欺凌与被侮辱者寄予同情，但充满阴暗、悲惨、呻吟的调子，宣扬对富人的罪恶也要加以宽恕，以及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受苦受难之中的反动观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1866年）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深刻矛盾。小说叙述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起初他觉得“杀死这百无一用、像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后来受到“良心”谴责，陷于半疯狂的痛苦中。他遇到醉汉马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得知她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竞走上街头卖淫。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感动了拉斯柯尼科夫。于是他去官府自首，并走向“新生”。这部小说描述了彼得堡社会中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其中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动机的分析。作者指出，主人公受到“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影响。但作者的批判是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而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难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写成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实质上是宣扬同黑暗现实妥协、甘受奴役这一反动思想。作者还企图以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这是毫无根据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有《白痴》（1869年）、《群魔》（1871）、《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年）等。《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处境。另一方面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传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和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群魔》集中地攻击和诽谤革命者，虽然它也讽刺了自由派。《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作者最后一部作品，它刻画贵族地主卡拉玛佐夫一家贪财好色的卑劣性格，鼓吹只有基督教的宽恕和仁爱才能解除人类苦难，洗涤人间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有很大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他的作品中的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显得更加突出。但也必须注意到，虽然他为读者设计了一条错误的屈从的道路，但他那些反映现实的篇章仍可以使人看到俄国的黑暗面，激起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萨尔蒂科夫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1826年-1889年），笔名谢德林，生于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钻研过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和别林斯基的著作，后来他作了政府官员，1848年发表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中篇小说《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遭到流放。七年流放使他熟悉了俄国外省官场的内幕，接触到在官僚制度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1856年，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谢德林回到彼得堡，曾先后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副省长，惩办贪官污吏，保护农民。1863年一1864年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现代人》杂志。1868年辞去官职，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祖国纪事》，专门致力于文学工作。《祖国纪事》在70、80年代始终捍卫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谢德林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小说、寓言性的童话。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谢德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又用童话的形式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

《外省散记》（1856年）是谢德林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一部特写集。他用幽默讽刺笔法勾画了许多外省官吏的肖像，暴露他们掠夺人民的种种无耻行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评（外省散记）》一文，对它评价很高。

农奴制改革后，谢德林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他写了许多讽刺特写和小说。短篇小说集《宠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夫人》（1863年-1874年）揭露自由主义政客在维护祖国利益、发展文化的幌子下掠夺人民，成为政权的帮凶。《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年-1870年）是一部用县志形式写成的讽刺作品，以夸张和幻想的艺术手法概括了俄国统治者的典型特征。长篇小说《戈洛夫寥夫老爷们》（1880年）是谢德林的代表作。他通过一个地主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展示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和必然走向灭亡的前途。女地主阿林娜·戈洛夫廖娃掌握大权，是全家唯一精明能干的人物，她的生活目的就是掠夺土地，扩充家业。农奴制改革后，她不能适应新的经营方式，当权力被次子犹杜什卡骗取后，她感到精神空虚，不久死去。长子斯捷潘是个无赖，幼子帕维尔是阴郁的厌世者，他们放荡酗酒，先后凋亡。犹杜什卡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在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他逼死了家庭的不少成员，整天盘算着吸吮农民的血汗，是一个“话匣子、撒谎者和流氓”，“彻头彻尾的俄国式的伪君子。”列宁常用这个形象批判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第三代的地主子女更加无能和堕落，相继夭折。全家只剩F犹杜什卡一人，他的家业衰落了，他的精神也趋于崩溃，最后暴死。

这部作品写于改革以后，和屠格涅夫写贵族之家时所用的柔和笔调不同，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彻底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性，辛辣而深刻地描述了其心理状态和精神特点。小说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死亡：书中对庄园风景的凄凉暗淡的描绘，以及笼罩着全书的阴郁紧张的气氛，都烘托出地主统治必然崩溃的主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