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雍正（2）
还有，胤禛因早年中过暑，故而特别怕热，德妃死后，虽天气酷热非常，但为免落他人（？）以口实，他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身体不支，在他给心腹年羹尧的密折中就有这样的话——“朕安，你实在为朕放心，实力不能撑，也顾不得丢丑了。况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只得以身荷之重，着实惜养，不必为朕过虑。”一种负气、愤懑的情绪，一看便明，母子之间关系若此，实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
兴文字狱
1.年羹尧案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雍正忍无可忍，终动杀机。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年也上表，但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雍正以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自抚远大将军而杭州将军，即而被令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着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雍正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以捧年的臭脚。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的重臣，没有他二人，雍正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因传遗诏而使雍正得登大宝，功不可没。但隆日渐辜恩，使雍正日益不满。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终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着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着《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3.曾静、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着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岳钟琪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4.屈大均案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着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着《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着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继位之迷
雍正有关雍正（胤禛）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最大谜案之一。北京科技报报道，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专业期刊《史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着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之前，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禛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禛。而胤禛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着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
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禛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禛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对待同胞兄弟和近臣
贝子胤禟像（塞思黑）雍正皇帝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明处一套暗里一套、外朝一套内廷一套。胤禛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兄弟聪明，而是因为他性格的两面性。胤禛在做皇子的时候，能够“掩短显长”：其长，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勉敬业；其短，残忍苛刻、猜忌多疑、虚伪急躁——虚伪造作将“残忍苛刻、猜忌多疑”的性格掩盖，特别是把自己贪禄天位的想法隐藏起来。所以在角逐皇位时，诸兄弟失败，而胤禛独胜。雍正的两面性格是他取得皇位的秘诀，也是他巩固皇位的法宝。他在做皇帝时，极力表现出节俭、爱民，隐藏其奢靡、残忍。近年以来，关于雍正皇帝的学术论着与艺术形象，只突出、显现其节俭的一面，而忽视、隐藏其奢靡的另一面，这就给读者、观众以误导。
当然，雍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们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不应是其性情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获得是否正当。皇位争夺问题是满洲宗室内部雍正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结果，我们不能站在雍正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等的立场，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对雍正的评价，关键要看他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事情。
雍正死因
雍正帝手提玉如意胤禛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据《清世宗实录》和《张廷玉年谱》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胤禛偶感违和，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二十一日，病情加重，照常理政。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二十二日，病情恶化，太医抢救。二十三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前后三天，可算急症。胤禛突然而死，官书不载原因。于是，胤禛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
第一种说法
被吕四娘刺杀的。此说到今天仍颇为风行。1981年，考古工作者曾发掘雍正地宫，未打开即作罢。可是社会上传说棺材已经被打开，雍正有尸身而无头。
那么，吕四娘的来历究竟如何？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有的说是吕留良之子进士吕葆中的女儿，在吕留良案中，她携母及一仆逃出，为替父祖报仇，习学武艺，后来潜入宫中，杀掉了雍正。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的师父是一僧人，原为雍正剑客，后不乐为其所用，离去，培养了这位女徒。
金恒源先生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雍正处置吕家，戮尸、斩首之外，吕留良孙辈均被发配边远地方为奴。乾隆时，吕家的后代有开面铺、药铺的，有行医的，还有人成为捐纳监生，被清政府发觉后，改发配黑龙江为奴，后住齐齐哈尔。吕氏后裔俱在，不过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替祖上报仇了。
吕四娘主仆三人的逃出是不可能的，当时办理此事的浙江总督李卫以擅长缉捕盗贼而着称，他奉命兼管江苏盗案，若吕留良后人果有逃出的，他自然有能力搜捕到案。再说他曾为吕家题过匾，吕案发生后雍正没有责备他，他心怀畏惧，下死劲处理有关人员，完全不会让主犯的子孙逃脱。
第二种说法
被宫女、太监在其熟睡时用绳缢之说，是民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
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
金恒源先生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明朝倒发生过类似的事。明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世宗被宫婢杨金英等缢而未死，用太医许绅之药而康复。雍正和嘉靖都庙号“世宗”，民间传说，把明世宗事安到清世宗身上，也是难免的。
没有资料表明雍正被谋刺过，倒是雍正的孙子嘉庆真被人谋刺过。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进神武门，至顺贞门，突有旗人陈德向他行刺，未及近前，已被拿获。这个发生在宫禁的行刺案件，也可能成为后人附会刺客杀害雍正的版本。
第三种说法
雍正对道家的长生成仙非常痴迷，丹药中毒的猜测是否可信？
清末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当代学者杨乃济先生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等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金恒源先生认为，杨乃济先生的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雍正年轻时即好佛、崇道。做了皇帝后，他求仙访道、企求长生，更是为此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把道士请进宫内，待以上宾为他炼丹、服用，还希望自己住的皇宫能像有名望的佛寺、得道仙观，包括周边环境制成模型以利仿建，可见他对道家的长生成仙说已经到了几乎痴迷的地步。
有一份史料上说，雍正宾天时“七孔流血”。七孔流血是严重中毒的反映，雍正长期服用道士所炼之丹及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丹药中汞、铅、朱砂等矿石含量较高，又都是高温烧煅而成，热性很大。十三阿哥允祥去世后，为渴求长生不老，雍正加大剂量服用丹药终致中毒，是情理中事。
乾隆还未正式登基前，已急急传谕驱逐宫中道士，可见雍正之死同道士有密切关系，因为乾隆深知丹毒之害，才会把驱逐宫中道士放在诸多国事之上立马行之。
第四种说法
长期贪图女色，乃至乱服**可能是导致雍正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之一。
金恒源先生认为，雍正称帝执政13年，基本上处在众判亲离、孤家寡人之态势。他在生命垂危时请同胞兄弟出山辅助又遭坚辞，其情其状其心态之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雍正的身体状况，在雍正七年后，由于政敌被杀的杀、关的关，基本上也都摆平了，相对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病也就随之暴露了出来。
朝鲜史料有一条说法，“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朝鲜使者在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没有必要去故意捏造、肆意攻击雍正，这条史料当可作为雍正晚年身体亏损的一条辅证。
概括起来，雍正之死同他多年勤政之累的体力透支有很大关系；同他心神长期不得安宁、夜不能寝、精神不能贯注、惧怕报应有很大关系；更同他长期以来不断服用丹药、体力大量积毒有关；他晚年为求长生加大剂量服用丹药，乃至乱服**更是导致他最终猝死的直接原因。将雍正之死单一归结为纯被工作“累死”未必全面。民间所传吕四娘复仇、斩雍正之头云云纯系民间想象之说，没有可靠证据，不是历史事实。
第五种说法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胤禛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卒谥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葬河北易县清西陵“泰陵”。
人物评价
一个敢于改革、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雍正镇压和惩处了塞思黑、阿其那集团和隆科多、年羹尧集团，继之又严厉整饬以李绂、雍正即位，立志振数百年颓风，为此，针对康熙末年的种种积弊，从恢复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入手，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稳定，然后着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一方面，他以高压政策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着意于反对朋党的斗争，消除康熙末年夺嫡之争造成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为此杨名时为代表的科甲朋比现象。与此同时，不放过一切机会，对社会上关于他矫诏篡立的怀疑和攻讦进行反复辩解和打击。雍正六年，抓住曾静投书谋反案，雍正出奇料理，颁布宜讲《大义觉迷录》，兴起了一场清算吕留良“华夷之辨”的文字大狱。综观雍正一朝的文字狱，真正因文字获罪者少，而多数是同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案件，如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案即是如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吕留良之狱开始，清朝文字狱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统治者整治民心风俗，钳制人民思想，进行文化专制的工具。从此，文字狱与封建专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庙堂之上蔓延到了陋巷细民之间。此外，雍正在思想领域，大搞“神道设教”，推崇迷信，用愚昧来维护统治。
一个典型的政治家
有人说，雍正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尤物。他能忍，时时告诫自己戒急用忍，处乱不惊。他曾说：“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他深谙“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在重大事务中，以坚忍的毅力锻炼耐性。因此，在康熙末年两废两立太子及众阿哥夺嫡纷争的激流漩涡里，他动心忍性，韬光养晦，很好地掩饰、保护、排解自己的政治欲望，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灵敏的政治噢觉。对于政治形势、政治气候及其走向，能明察秋毫，审时度势。他可以不为名声所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自信果决、雷厉风行；他也阴险、残忍，心狠手辣，富有统治权术。
死因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