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减碳，中国正道(1)
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也可以从古人中庸的智慧里汲取力量，过分地强调低碳，并不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减碳，才是中国正道”。只有战略判断和定位准确以后，才可能有后面的战术安排。在实施减碳战略过程之中，本书提到了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十大战术，同时还提出中国按照国际的标准来实行低碳社会的建设，应该选择部分城市大刀阔斧地展开碳试点，由点到面，逐渐推进。在国际博弈上，中国应该坚持“不抛弃，不激进”的原则。
减碳是核心战略
通过前面的第八、第九两章，读者已经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建设低碳社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如同两股相对的力量，把中国夹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在是中国必须直面低碳发展该何去何从的现实的时候，首先要对中国低碳发展的核心战略予以定位，没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再完美的战术都将功亏一篑，于事无补。那么中国需要怎样的低碳发展战略呢？
制定战略之前，首先要对目标有一定清晰的认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在全球低碳博弈中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什么是低碳？目前对低碳的内涵，有三种解读。第一是绝对低碳，即零碳或无碳。能源供给来源于碳中型的生物燃料和无碳的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在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零碳或无碳的目标显然是理想的，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第二是满足一定目标的低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即可视为低碳。如果我们在2020年相对于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就是低碳的。第三是相对低碳。如果某企业单位增加值的碳排放低于同行业世界先进水平或平均水平，那么这个企业可以称为是低碳的。
以上三种内涵对于我们的启示就是，所谓的“低碳”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性的概念。那么据此可知，我们选择低碳发展的道路就是一个选择在多大限度上来降低碳排放量的道路。
这个度的把握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有位西方哲学家说过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在中国，度是一个简单而玄妙的概念。
度是中国人思维和生活哲学中，最模糊的一种计量概念，能否把握度，是人在某一个方面是否成人的标志。国家和社会能否把握度，是国家和社会是否和谐的一种标准。而思维能否把握度，也是思想是否成熟健康的一种标杆。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去追求“面子工程”。这里就包含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神，发展低碳，中国究竟该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度”的问题。对度的把握，中国人通常运用的都是几千年长盛不衰的中庸之道。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的这句座右铭应该能给解决低碳困境以启示。
中庸并非像数学的中项恰恰是精确可计的两端的平均数；它随着环境中左右各种情况的变更而变更，并且只对成熟而有灵活性的理性才显露自身，是一种不走极端，适度的智慧。从某个角度讲，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度。适度是中庸的一种动平衡的状态。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说必须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向极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去治理百姓。
中庸绝不是平凡、平庸的意思，它是一种高超精妙而不可言说的哲学。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庸，即尊重现实，合情合理。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发展也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关键是要找出矛盾的平衡点，这才是一种稳健的思想。偏袒某一方，就会激化矛盾，事物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人不好把握的。
一切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故办理任何事情都必须掌握分寸。只有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做到适当的程度，才能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这个最适当的程度就叫做“中”。如果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适度，就叫做“执中”；当把“执中”的方法从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时，就叫做“中道”。尧、舜、禹都把“允执厥中”作为世代相传的治国方法，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坚持用“中道”来治理国家。
在面对“高碳”与“低碳”这两股强大力量的互相对抗的时候，中国可以采取中庸之道来解决问题。那就是在综合平衡中寻求发展，一方面要参与世界低碳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低碳也不能激进。这种思路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既不偏激地完全和世界潮流背离，不参与到新的游戏规则中，也不过于理想化地认为低碳是一天就可以建成的，过早地脱离了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
如果说中国发展低碳，走极端，把高碳或者把中等程度的碳排放量都消灭掉，一步到位，直接进入到低碳社会，这对中国而言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如果因为对未来蓝图的过度美化而诞生“速胜论”，那只能说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必须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有深刻的认识，因为这会影响到中国转变经济方式的最终效果，甚至还可能出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退。
低碳发展必然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要摆脱“高碳”走向“低碳”，显然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发展低碳经济尤其要注意“低碳”和“发展”的关系。中国低碳经济具有中国特色，处于工业化阶段以及城镇化建设阶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低碳经济要“低碳”、“发展”两不误。
中国在低碳的发展战略中要独立思考，建立自己的低碳理念。因为低碳一方面需要解决目标和现实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国国际形象和国内现状的问题。不能头脑发热跟着所谓的时髦走，一味地讲低碳容易出现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情况，而宣传“减碳”的理念，就能实现既有面子又有理性的政治智慧。
中国从战略层面上是要“高歌”，但在战术层面上却不能“猛进”，只有像熬中药一样慢慢来，才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逐渐让中国达到预期目标。
于是，中国应该提出一个新词汇--减碳，即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碳是一种量化的指标，而减碳是一个动态的指标。减碳意味着“高碳”可以变成“中碳”，“中碳”又可以造就“中下碳”，“中下碳”又进一步推动至“低碳”。从而造就从减碳到低碳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低碳是一个远期目标，减碳是一个近期目标，一味地追求低碳脱离了中国当下的国情，而减碳则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只有减碳才能达到低碳。
中国需要淡化低碳的概念，而力推减碳，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减碳的大国。有了减碳的概念，对于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能耗降低40%～45%的战略目标，就有了很好的理论注解。
十大低碳战术
减碳是中国务实的战略选择，也是可以达到目标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选择。只有战略判断和定位准确以后，才可能有之后的战术安排。在实施减碳战略过程之中，政府扮演的肯定是主导性的角色。即使在一些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比如美、英、法、德等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所以中国低碳的十大战术，更多要发挥政府“有形的手”，再配套以市场化“无形的手”。
中国政府需要借鉴这些国家的对策，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减碳的战略。中国政府或许可以从以下十个方面展开减碳的战术安排。
第一，出台更有力的法律政策。
目前世界各国都有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的立法工作，影响最大的是2009年6月奥巴马上台以后推动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尽管这个法案目前还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但是这表明世界各国都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积极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
那么中国也必须加强对减碳法制的建设，尽管中国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但这部法律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在资金筹集方面要求得并不详细，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法律的强制性有待加强。
如果有法律力量来推动，那么围绕新能源、低碳、减碳经济的各种产业便有了法制的基础。通过国内的一些产业规划，大力加强低碳产业的推广，淘汰落后的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同时通过国家的一些行业指导，社会优惠等各种方法鼓励低能耗产业发展、限制高能耗产业发展。
除了需要有政策法规的支持外，同时还需要制定能耗标准。在这方面，中国也必须通过技术手段、行业标准，对高耗能的产业，比如建筑、交通、发电等方面实行能耗标准，从而达到减碳的目的。
第二，要加大重点低碳技术的研发。
提升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水平是当务之急。中国的科技实力目前落后于发达国家20年，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要想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实现整体性的科技突破难度非常大，要在科学研发中间加大投入的同时，实行重点突破的战略。
中国将科技精英集中在“两弹一星”上，成功地在航空、航天、核武器技术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那么在减碳时代，中国同样也需要加强科技规划，采取集中火力、重点突破的战略布局。
既然不能够全盘整体超越的话，那么就应该更加务实点，将这些科技战略的重点放在新能源技术上，而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也要抓住几个核心环节来予以突破。
煤炭是中国化石能源的主体，据预测，即使到2050年，中国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还会一直保持在50%。既然中国要降低能耗，那么首要功课就应该是攻克煤炭的能耗降低技术，因为在中国，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超过石油和天然气，天然气只有煤炭排放量的40%，所以必须要实现煤炭合理高效清洁利用。要在广泛应用先进煤炭资源勘探、煤矿开采、安全生产技术和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的基础上，着力发展超临界、超超临界等大容量、高效率、低污染的煤炭直接燃烧技术，中远期要把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作为战略选择。
同时要推进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风电应制定实施进入大电的技术标准和容量配额标准，太阳能光伏发电应集中突破电池组件技术及大规模储能和输电技术，生物质能应重点发展沼气综合循环利用和生物燃料技术。要加快研发和应用先进核能技术，应在继续做好AP1000三代核电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同时，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机型，推进以提高核电站安全性、经济性、核废物最少化为主要目标的第四代核技术自主研发。
第三，加强财政补贴，拓展融资渠道。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2009年占中国能源使用量的9.9%，中国计划在2020年提升至15%，要想可再生能源提升到更高的比重，就需要中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实行一定的财政补贴政策。
因为目前风电、太阳能发电的价格比以煤炭为主的火电的价格高很多，要想大力推广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就必须使二者之间的价格差距缩小，才有可推广的市场空间。
所以短期内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扶持可再生能源，随着它们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就有可能大幅度降低它们发电的成本，也才有可能对火电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价格比较优势，便于它们被市场所接受从而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推广可再生能源一方面需要采取财政补贴，降低与火电之间的价格差距，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煤炭为主的火电发展企业征收环境税，从而抬升煤炭发电的成本。从两个方面共同拉近可再生能源电与火电之间的价格差距，便于最终市场空间的形成。
斯特恩早就提出全世界需要拿出1%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投入，来避免未来5%～10%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如果按照这个公式，以中国2009年33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来计算的话，每年中国要拿出3 300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到减碳经济中来。3 300亿元对中国来说应该不算很大的数目，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资金渠道来实现。
第一种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国的财政收入2009年已经达到了7万亿元，从中拿出1 000多亿元的资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对减碳列出足够的财政开支计划。
第二种资金来自于企业和社会。许多企业为了达到环保的要求，需要对自己的产业技术进行改造，因此企业需要投入资金，这是减碳行动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第三种资金来自于社会，比如捐献的资金、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进来的资金，但是这一部分资金是不可能成为主角的。
要发展低碳，就必须让低碳产业可以赚钱。这些年这么多中国企业之所以愿意投资到房地产领域，还不是因为房地产业可以赚大钱。如果能够在低碳产业中赚钱，而且是赚大钱，那么低碳产业的发展必然会蓬勃起来。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掏出真金白银。
欧盟、美国的新能源低碳项目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地运行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它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建一个太阳能电站，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补贴，以保证企业有较好的回报。建设太阳能电站在德国年投资回报率接近10%，东欧的一些国家年投资回报率能达到15%左右，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带动了很多机构去建设太阳能电站。所以只有政府的政策，包括政府的补贴，能够真正明确了之后，才能够带动低碳经济发展。
总体来说，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有一个建设减碳经济的资金账目来源，例如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要有明确的资金来源。
第四，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实行升值。
之所以中国发展低碳或者减碳经济这么难，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出口经济，出口经济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驾马车，而出口经济之中很多是家庭贸易，换句话说就是有很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碳转移、碳排放的产业。截至2010年初，估计中国每年有1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源于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耗能产业。
中国要想逐渐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中国的出口经济更多地表现在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