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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跨海到东北 带伤不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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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村的战斗结束后,上级来了通知,要求各连统计老弱病残和不能坚持长途行军的人员名单,迅速上报,部队中于是流传着许多小道消息。山东部队的基层指战员此时还不知道党中央已经提出并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央决定,赵兴元所在的山东八路军开始实行北上东北的战略转移。

赵兴元已经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了,平时十分关注山东和全国的作战形势,他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猜测到了部队的去向应该是渡海北上,便在心中做好了思想准备。后来连级干部知道了转移的确切地点,赵兴元一下子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他即将面临新的情况和选择。

孟家村战斗中一连打得很艰苦,老兵伤亡很大,正副连长都负伤住院了,连级干部中只剩下他一个人,排干部中只剩下一个排长。连里一次补充进来的80多个新兵,一时适应不了部队生活,想家,思想不稳定,新提起来的骨干又缺乏管理和带兵经验,特别是连日长途行军,各种小道消息乱传,不断影响新兵情绪,连有的老兵也产生动摇。另一方面,赵兴元的右手伤口开始化脓,黄豆大小的伤口已经烂成一个洞,露出了骨头,直到此时,他仍然不知道手中有颗子弹,还以为是被枪托的木刺扎伤的,战斗激烈时忘了疼痛,行军途中疼痛难忍。由于无医缺药,他的伤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以至于半个膀子难以动弹。为减轻一点疼痛,每到一处休息地,他就用棉球蘸着酒精把伤口撬开,涂擦伤口,放一放脓血,轻松一下。就这样,20多天的行军他咬牙坚持着,边行军边做战士的思想工作。部队到达龙口,临上船前,他又被伤痛折磨得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睡一点觉,白天忙工作,晚上抱着手臂在院子里转圈子。

团长和营长多次到一连来做赵兴元的思想工作,动员他离队住院治疗,赵兴元说:“你们不要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连里伤亡这么大,连干部只剩下我一个,我走了,对连队影响太大了。这个关键时候部队不能乱,连队需要我,我不能丢开大家,离开部队。”

在我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关键时刻,他凭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政治指导员的高度责任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部队先向胶济路进军,继而接到通知,赶往龙口,说是去领取新式武器。到龙口港的前一天,向东北进军的口号才正式喊出来了,宣传画上,战士的手指指向东北,上面写着:“到那里去!到那里去!”

这段时间,赵兴元的精神高度紧张,工作废寝忘食,毕竟要暂时放弃经过多年奋战的广大解放区,毕竟是背井离乡闯关东,战士们有许多顾虑。赵兴元首先在连队恢复和健全党组织,抓紧培养骨干,开展老兵带新兵活动。他天天查岗查哨,深入到班排和战士并肩行军,随时掌握部队动态,解决问题。他始终把“巩固部队”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认为多巩固一个人就多增加一份革命力量,现在多带一个人到东北,将来就多一个干部骨干。

一天早晨,部队集合准备出发,一查人数,八班长不见了,赵兴元赶紧四处查找,在村后小山上找到了。一见到赵兴元,八班长就哭了,说对不起赵兴元,对不起全连战士。原来,进军东北的消息传开后,八班长听说东北太冷,冬天能冻掉鼻子,又听说闯关东的人十有**回不了老家,就想开小差。赵兴元严肃地批评了他,又耐心地说服了他,两人当场商定,赵兴元为八班长的行为保密,不对全连公布,八班长保证戴罪立功,把八班全部带到目的地。一路上,赵兴元稳妥地处理了几个这样的突发事件。

赵兴元的工作很见效,在龙口港,一连战士唱着歌儿,精神饱满地登上北去的帆船。为了应付国民党军舰的巡逻,以防万一,赵兴元换上便衣,带着假证件,扮成买卖人坐在船板上,战士们都藏身在船舱里。海上刮起了30年未遇的大风,人人晕船,折腾了三天三夜才在辽南皮口登陆。

没想到部队到了东北,又面临新的困难。东北百姓尚有正统观念,对国军存有幻想,对渡海而来的山东八路军一开始并不十分亲近。部队住学校,在砖地上睡凉席子,喝酸菜汤,吃霉高粱米,有时还要向百姓打借条赊饭吃,冻饿交加。因为军纪严明,天再冷也不准折树上的枯枝点火取暖,与前一天来介绍情况的人说得完全不一样,又加上人生地不熟,很不适应,不少人又萌生想家、开小差念头,战士的思想出现反复。有一次连里召集班长以上的干部开连务会,仅一个小时功夫,就跑了8个新兵。有人编出顺口溜发牢骚说:“东北好,东北好,高粱酸菜吃不了;山东孬,山东孬,一个礼拜两顿饺。”在东北第一站辽阳城里,赵兴元感到巩固部队的压力很大,担子很重。

赵兴元着急上火,白天夜里不敢有一点松懈,忙于统一思想,巩固连队。他把工作做到班里,对每个班长言传身教,每天找“哭鼻子”的战士谈心,连里哪个战士情绪出现波动,他都是第一个知道,第一个去做工作。晚上他用能动弹的左手去给战士盖被,坐在被窝里跟战士谈心,白天一有时间就和战士在一起,既讲解放大东北、解放全中国的大道理,也嘘寒问暖唠家常,使战士受到阶级教育,得到感化。孟家村战斗后,赵兴元一直兼任连长,后来,他协助上级在连队里配备了连长、副指导员,配齐了连排干部,一连又逐渐焕发出生机,恢复了战斗力,直到这时,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赵兴元也想老母亲,人心都是肉长的,怎么能不想呢?但他强迫自己不去想,更不能在战士面前流露出想家的样子。自从他和算命先生一道骗过母亲,当上八路军,8年不敢给家中去信,怕敌特发现后家人受害。鬼子投降了,要离开山东了,临上船前,他才给老家的母亲去封信,报个平安,谎称自己在沂水的一个油坊里给人家扛活,叫母亲知道他还活在世上就行了。

赵兴元手上的伤口溃烂得更厉害了。在龙口,营教导员李树桢见他疼得几天吃不下东西,就用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到市上买来猪肝和瓜子,心痛地对他说:“猪肝是营养食品,你就当药吃吧。手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嗑几个瓜子分散分散精力,也会减轻一些。”

可猪肝毕竟不是消炎药,瓜子也不能止疼,赵兴元内心感激教导员,外表上在大家面前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李教导员知道赵兴元的伤势恶化,如果再不治疗,不但疼痛遭罪,一只胳膊恐怕也保不住。部队到海城后,他便领着赵兴元到处找医院,接连找了六七处,对方都客客气气地说:“八路军同志,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医疗技术差,这位同志的伤我们从来没见过,请到别处找找看。”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才找到兄弟单位的卫生科,在李教导员的再三请求下,科长亲自给赵兴元做手术,手术时间很长,刀口开得很大,流血很多,麻药又少,没等手术做完赵兴元就昏了过去,折腾了半天,子弹也未取出来。赵兴元苏醒过来,简单包扎一下,又回连队继续组织部队行军到目的地。

部队走到辽阳后,李教导员经上级批准,带着赵兴元来到东大营日本医院,经X光透视,才发现整天化脓作怪的是一颗七九式步枪子弹。日本大夫在开刀前问赵兴元:“你怕不怕?”“不怕!”赵兴元坦然地回答。大夫又说:“你最好是躺下。”“不用,我能挺得住,坐着就行。”手术经过两个多小时,赵兴元又一次昏倒了。后来他才知道,这颗子弹是从左前方打来,打到枪管上,蹿到右手里,子弹头本来朝前,受阻后改变方向,弹头朝外,由于受伤时间太长,新长出的肉丝包住弹丸,夹子夹不住,肉丝拉不断,所以连开刀的日本大夫也连声称奇。

在辽阳,赵兴元第一次见到照像馆,很好奇,他和几个人一商量,走进去照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因为手上有伤,包扎得难看,不愿意被照上,特意站在后排,让前排人把伤手挡住。

在后来的战斗中,赵兴元又多次负伤,还从身上取出过两块弹片,他都没当回事儿,唯独把这粒子弹头一直带在身上,耿耿于怀,因为这粒子弹跟随他从山东来到东北,折磨他的时间最长,也险些让他在大转移的关键时刻离开部队。不过,也许多亏了这颗子弹打到枪管上,蹿到右手里,不然的话,正好打进胸膛里,那就不是痛不痛的问题了。

对于山东战场,赵兴元是感情很深、恋恋不舍的,他在那里参加八路军,走上革命路,抗日打鬼子,加入共产党,由一名普通战士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我军一支主力部队的连指导员。在山东战场,他负过伤、流过血、立过功,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他是团“模范青年班长”、“模范党员”、山东军区“模范朱德青年队长”、山东军区“战斗模范”。当他告别山东战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一心只想当战斗兵的小战士了,经过抗日战争的硝烟洗礼,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更有全局观念,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能文能武,既能带兵冲锋陷阵,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受到战士们的拥戴,也被上级领导所看重。和历代闯关东的山东人不同,更和他哥哥当年闯关东的状况和心情不同,他是满怀革命理想和战斗豪情踏上东北大地的,解放战争的历史舞台正是为赵兴元这样的优秀指战员大显身手、建功立业而准备的。在东北战场,赵兴元即将写下他军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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