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四章 她的烦乱和恐怖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真是至理名言。在张兰以为自己的苦已经熬到头了，什么都走向日程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怎么也想不到的灾难，让她的生活和工作完全改观，最终走向了奔溃。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想来真让人发狂。

一九九五年初夏，天气闷热而阴雨连绵。张兰已经适应了这样连日不见晴空的天气。可是平平却不是这样的。自从去年初接他到上海，也许是水土不服等原因，他一直小病不断，低烧、咳嗽。

张兰心里着急，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清明，向他讨主意。清明回信建议她把孩子送回老家去。一来平平的身体在老家会好一些。二来清波已经上大学，清亮和清漪住校，爸爸常年在外打工难得回家。家里就妈妈一个人，她心里孤寂，平平送回去也是个伴儿。平平是她带大的，祖孙俩感情很深的。

张兰不愿意，回信说农村条件太差，妈妈一个女人在家，连个帮手也没有，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怎么能看好平平？再说，家里的大学生一个接着一个，清亮明年又要高考了，也需要钱。妈妈既要给家里的苹果树剪枝打药，又要种菜种瓜，还要去卖掉换钱。把平平送回去，她能忙得过来吗？平平越来越大了，男孩子调皮，爬高就低的，他的安全能保证？妈妈老了，能陪下来？

几次三番，几次三番，清明拗不过她，只好依旧让张兰带着孩子，心想你自己争刚强，看你怎么忙得过来？教书带孩子，够你受的。

张兰这里年龄大了，实在爱孩子，打破牙向嘴里吞，只好要紧牙关熬着。

去年，由于一个女教师请产假，张兰带了届六年级毕业班，会考成绩为全级七个班中的第三。后半年开学，学校又安排她带毕业班，接替的是一个成绩老是全级最后一名的语文老师的班级。

这位老师被下到了一年级当班主任，心里很不爽，觉得学校不给她面子，让她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可是她的失落都被忽视了。在竞争力加剧的当今社会，个人的失落已经不被大家重视了，有的只是冷漠。

兔死狐悲，张兰看到这个老师的失落，也感到事态炎凉，越害怕自己被淘汰了。因此她平时工作很认真，每天早早地把平平送到幼儿园等在教室门口，她自己就到学校跟班。幼儿园阿姨为此抱怨张兰，批评她同为教育人员，怎么不理解她们的辛苦？孩子送来得这么早，早到一个多小时，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

为此，张兰只有抱歉地笑笑，为人家阿姨买些礼物感谢，人家阿姨才不说什么了。而张兰自己，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感到身心疲惫。身体累倒是其次，关键是心累，都累得不像活了，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一歇，过一过与世无争，的安静日子。

在她工作的学校，竞争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把手刘校长制定了所有的制度，其核心是“一票否决制”。这个“一票否决制”涵盖的层面是多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和教学成绩。教学成绩是一项重量级的硬指标，只要哪个班学生的考试成绩上去，其他的问题都好说。

张兰的搭档崔老师就是前年评课中打算和张兰切磋的那位男教师，经常对张兰发牢骚：“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是在搞教育吗？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培养垃圾呢？我们的学生除了做习题，什么活儿也不会干。我的侄女已经上大学了，学习成绩不错，可是不会洗衣服和袜子。她每周都要把脏衣服臭袜子装一袋子带回家，让我的嫂嫂洗干净晾干，周一再带到学校去，真正的废物一个！我的嫂嫂和老哥还为他们的女儿自豪呢。

我们学校的状况还不是一样？前几天我叫两个高个子男生帮我抬一张桌子到办公室。一个学生说，他没有抬过桌子，不会抬，不知手握哪里的好。看我瞪他，他振振有词地说：老师，我妈妈说“劳心者食于人’，说我学习成绩好了，将来会有人给我打下手的。

啧啧，你听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学生和新时代的家长。瞧他们的素质和水准。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为社会做贡献，十万言话顶不住家长的一句话。你说，这样的接班人能担当胜任吗？屁，标准的饭桶一个，不过是群好吃懒做的考试能手和写字机器罢了。”他言辞尖锐，愤世嫉俗。

张兰默默地听着，没有吭声。她能说什么呢？心里五味杂陈，无奈又彷徨，心里第一次对死抓学生的考试成绩这种手段有了质疑。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学校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压力已经对学生的考试成绩答成共识，你不抓也得抓。不但要抓，而且要抓彻底。尤其在刘校长手下工作，成绩的提升简直到了极端的地步。他治校森严而专制，一切都是他说了算。除过了一些趋炎附势的亲党之外，别的领导是一个字也不敢说话的。

全国教育形势要求教师教书从“特色”上入手，刘校长在自己的心目中立马制定了“特色”计划。最明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一票否决制”。你考试成绩抓不上去，“一票否决”，你所有的工作成绩就算抹杀了。你考试成绩上去了，安全工作出了问题，“一票否决”，你别的工作又没戏了。

如果你的教学成绩和安全问题还好，大课间活动没有搞上去， “一票否决制”，你的劳累又泡汤了。最后，你的各项工作都好，但是你不顺毛，和领导顶撞了几句，和同事拌了几句嘴，哪怕是轻轻几句，传到刘校长的耳朵里，对不起，“一票否决制”，你所有的贡献全完了，被一竿子打到了地狱。

由此，在这样的高压下，大家工作都提心吊胆的。后来实行工作实效和工资挂钩，大家更是生活在如履薄冰的恐怖中，害怕一个不慎，那点儿糊口的工资也没有了。试问，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哪来的工作激情？更不要说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了。大家都机械人一般地生活着，唯恐哪一天祸事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个“组织处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如果你在大会上被点名，强迫作检讨，会后回到办公室，都感觉空气冷飕飕的，好像若干年前的右派一样，日子非常难熬。

大家被“一票否决制”整怕了，平时情绪都非常低落，在办公室很少说笑的。“莫谈国事”更是成了口头禅，甚至半路遇见也“道路以目”，不敢多言，害怕是非上身。在这种氛围下，区上年年六年级会考，这个学校都是倒数第一。

教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人能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却非常高，高到超出她们的承受力。学校有个屁大的事情，家长就告到了教育局或法院，而且一告就告倒了。对张兰这样的弱势中的弱势女教师来说，更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天生是任人宰割的命。

如此这般，教育局还是觉得对教师的要求不够严格，下达了“城乡置换交流”的政策。要求把年终排名在最后的教师下放到边远山区锻炼一年。如果锻炼效果没有显著进步，就永远留在乡下了。

这样，全校教师更是人人自危，惊恐万分，只有死命地抓成绩，抓安全，看领导眼色行事，唯恐被“一票否决制”招呼到，从而被下放到乡下，这样家庭工作两不顾，还有什么活头？

这样的政策，这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青年还好说，可把张兰这样的女教师吓坏了。她已经到了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那么重，没有了当年的精力和豪气来折腾了。想想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她就头皮发麻。她到了那里，平平谁照料呢？再说，还锻炼什么呢？她当年在穷山沟已经奉献了十年青春，该经历的也已经经历了，现在怎么着也得喘口气吧？

可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是这么奇妙。在大家的料想中，下乡锻炼的人员也许真的是那种口碑不好、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的同行。但是恰恰相反，这样的人往往在逍遥自在地继续在原单位上班，而当头棒喝的往往是张兰这样的“老实蛋蛋”。

城乡置换交流的政策下发不久，张兰就听说一个学校非常激进，为了响应上面号召，把排在末尾的三名刚满产假的女教师发配到了边远山区。她们当初为了贡献社会，晚婚晚育，没想到落下个这样的结果。三十多岁生了个孩子，因为产假被排在了末尾。大家在教育局哭泣，有什么办法？劳工法不是每个人都能依靠的。她们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哭泣着下乡去了毕竟这个饭碗来之不易，十年寒窗不能白读啊。

两个月后，张兰听说一个女教师由于所处的山区边远，无法照料孩子，托人照看，最后患急性病夭折了。这位教师自己由于患有子宫疾病，也不能再生育了，成了失独家庭。

鉴于以上所见所感，张兰越发心惊肉跳了。

但是刘校长不这样想，他阴沉沉地觉得这个政策不错，是体现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了。他在教师的各项考核指标上圈圈点点，让他们恐怖到极点，暗中潜规则得越厉害了。不是么？刘校长刀子利，这在全校是有名的。

张兰没有清明的参谋指示，她一个女人家，不敢轻举妄动，就没有拜访过人家，一次也没有，就为她后来的祸患种下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