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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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京大学礼堂演讲完毕，宋骁飞站起来鼓掌，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我看是中国读书人里，最硬的。这也是我选他当教育部副部长的原因。”

鲁迅说：“感谢大总统的夸赞。我只是觉得，作为读书人，一定要有骨气，否则就只是当权者的奴才或一条狗而已。重视气节，本来是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南宋之后，却很罕见了。确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宋骁飞点点头，对鲁迅说：“你说得对。有些读书人，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以为会获得当权者的尊重，实际上，你如果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一条狗，当权者也就更把你当哈巴狗看了。对了，最近社会上对你主编的中华历史争议很大。政府部门一些官员也有争议，连梁启超总长也觉得，有些地方过激了。借此机会，你给大伙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鲁迅说，那我就再说几句。所谓“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是泡沫史，根据我的考证，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有人说从地下挖出几万年前的陶罐或者在哪个山洞发现野人痕迹，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有些洞里，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两个要素：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文化——人类心灵的寄托和对美的诠释；私产——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在哲学、文化、私产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

这时，梁启超站起来打断了鲁迅的话，“周部长这观点很新鲜，我第一次听说。能否详细跟我们讲讲。”

鲁迅说，梁总长，你听我慢慢讲。中华文明的源头，最早是封建主义。也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集权制：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直到大总统建立共和国，所以，我们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专制，一旦集权专制，人民就成了奴隶，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这就是我说的三千余年古国古。人民确是在做奴隶和做奴隶不得的年代生存，所以，集权专制制度下，王朝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

梁启超问：“那你说私产是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这个怎么说？”

鲁迅说，私产是个体尊严的基础。太史公也早说过，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没有衣服穿的人，是不会觉得光屁股是羞耻的。有了私产，人才是为自己活着。财产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任何名义上“公有”，比如“井田制”，土地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那就是封建的复辟和社会倒退。所以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曾经大声疾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宋骁飞说：“说得对，人民的自由谋生和自由迁徙，是基本权利。我也曾说过，对权力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开明专制更不如。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理论就是反文明。”

梁启超问鲁迅：“周部长，听说你还赞同划分阶级？这跟布尔什维克那一套有什么区别？”

鲁迅说：“任何社会，人事分三六九等的，当然有阶级之分。不过布尔什维克错在用‘贫富’标准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自由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无门，只能靠劳动谋生的，是无产阶级。不然，依靠贫富来划分阶级，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现实是相反的。 ”

宋骁飞笑着说：“我同意按‘牟利手段’划分阶级属性。”

鲁迅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讲完了，望诸位三思。最后，我提醒大总统几句，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的国家，也多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是暴力却和文明背道而驰，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我重新编写《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当权者看了会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同行看了会妒骂，老百姓看了会咒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国的历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听到这这句话，冯国璋愤怒地站了起来：“好你个周某人，你一个小小的教育部副部长，竟敢否定大总统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狂妄至极！”

鲁迅回答说：“我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

这时宋骁飞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问鲁迅：“那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人民民主还是专制吗？”

现场的人间宋骁飞和冯国璋脸色都很严肃，都不禁为鲁迅捏了一把汗，鲁迅面不改色，道：“大总统想听实话还是阿谀奉承的假话？”

宋骁飞说：“当然是真话。”

鲁迅说：“现在只能算是开明专制。因为民众虽然有了财产权，有了经济活动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受到强权的威胁。比如大总统虽然开放了报禁，但是，宣教部门和文化部门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依然存在。”

听到鲁迅说出“专制”两字，北京大学的礼堂里。数千听众屏住呼吸，鸦雀无声，有人额头已经直冒冷汗，都把目光投向宋骁飞，等着他表态。

过了半响，宋骁飞哈哈大笑，说：“我承认，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开明专制！”

这话如一个晴天霹雳，现场的人发出阵阵惊呼。议论纷纷，宋骁飞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大声说，“我看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把民主这东西神圣化了。也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民众就自由了，文明了，富裕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给国家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过去十五年，我们的共和国，就是走的这一开明专制的道路。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经济发展了，民众的利益多元化了，不可能一直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行了，要给他们基本的权利，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财产权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文明社会里，都是适用的基本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梁启超和鲁迅听完这话，带头鼓起掌来，学生们也纷纷起立鼓起掌来，如狂风骤雨一般。

宋骁飞说：“我们国家的改革，到了深水区，需要全民的参与。‘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建立一个国家并不困难，难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凝聚起来，并让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伟大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为政者大包大揽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一个文明的国家，绝对不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没有缺点吗？人民怎么会闭起眼睛来 完全拥护呢？我知道，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到，当今的大学生，与校长一起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提意见指出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伟大的国家，绝不是一群毫无主见的奴隶能建立的，好的制度，需要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民去完成。如果当政者不顾及人民的利益，改革就很难成功，历史上东汉王莽的改革，北宋王安石的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因为脱离了人民，才注定不成功。而实行宪政，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会场上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宋骁飞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很多官员目瞪口呆：“我们依照宪法规定男女平等的原则，首先将讨论改革全社会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因为在场的人中，很多人都是三妻四妾的，现场一片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