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当害新法 打压政敌用手段

王安石的新法颁布之后，一些人投其所好，奉承王安石，赞扬新法好，王安石需要这样一批人来捧场，于是乎，这样一些人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地位与利益。Du00.coM这儿举出两个人物来说明之。

第一个人是被王安石称为“护法善神”的吕惠卿。吕惠卿是宋仁宗时期的进士，文章写得好，王安石与吕惠卿认识后，二人在一起谈论经义，谈得很投机，王安石认为吕惠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吕惠卿大力吹捧王安石，说：“我读经后，知道了孔子学说的高明；读佛经后，知道了佛祖讲的道理多么高明；接触了宰相王安石，明白了王安石才是我的老师”。?

大臣司马光对王安石说：“吕惠卿虽然有学问，但是，心术不正，表面上对王安石百依百顺，阿谀奉承，但是，他实质上是个小人”。?王安石不信任司马光，不肯相信司马光说的话。

大学问家苏辙评价吕惠卿说：“吕惠卿的心胸十分狡诈，诡计多端。大兴冤狱，诬陷公卿，假如不是因为皇帝圣明，不知道该有多少人难以生存”。?

吕惠卿这样的人做助手，王安石的新法该遇到更多的阻力了。

还有一个叫做邓绾的人，靠着奉承王安石而升官发财，邓绾对宋神宗上奏说：“我到地方上查看形势，看到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从这儿来看，天下的形势都是一片大好”。?

王安石也是个凡人，他听到了邓绾的奉承话，十分高兴，他太需要天下人对自己新法的肯定了，于是，邓绾得到王安石的推荐提拔，邓绾呢，毫不客气地对他人说：“不管这个好职位是怎么来的，我只管坐上就是了”。?邓绾算是个缺少廉耻的家伙。

那些有道德但是缺少治理能力的人，却是反对变法的家伙，比如司马光、苏轼等人，虽然是道德模范，却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王安石不能指望这些人，只能将就着用吕惠卿这种人。

用了不该用的小人，结果造成好法没有发挥好作用，比如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在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官府的钱粮借贷给百姓，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百姓不用借高利贷，官府也可以保住国家的税源，还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在实际应用中，有些地方的官员借着实施新法，强迫百姓借贷，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这给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以口实，国家围绕变法的事情，闹成一锅粥，官员分成两大党派，直接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大量消耗。

朝中百官，因为政见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党派，不过，中国人的劣根性，勇于私斗，怯于公斗，经常是因为个人利益而拉帮结派，往死里整治那些与自己不睦的人。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与反对，很多反对者的个人才华与品德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们的政治见识却不一定与自己的品行、人格相一致，比如宋朝的苏轼、司马光等人。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的父亲苏洵是个文学家，受优良家风的影响，苏轼少年时就显示出过人的才识，宋仁宗时期，苏轼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第二名，从此，苏轼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

王安石变法之后，苏轼在朝中担任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内容之中，有些不妥之处，王安石是个很执拗的人，他容不得苏轼对自己指手画脚的，于是，苏轼开始倒霉了，他被贬到杭州担任通判之职（相当于杭州市副市长）。

苏轼恃才傲物，得罪了很多人，他倒霉之后，很多人借机落井下石，从苏轼的诗作中挑出很多毛病，御史台的那些御史们制造了宋朝的一出文字狱。

苏轼的诗句中有两句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御史们说：“苏轼的诗中有讽刺宋神宗昏庸无能的意思”。还有两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在讥讽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另外还有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应有蛰龙知”，御史们说宋神宗是真龙天子，应该飞在九天之上，不应该躲在九泉之下。

中国文字，本身是隐晦难懂的，可以解释为很多意思，御史们牵强附会，说苏轼的诗中有反对变法，反对皇帝的意思，宋神宗很生气，派人到地方将苏轼抓进京城，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之中，由于御史台的监狱常有乌鸦停留在院子里的树木上，因此，此处的监狱常被称为乌台，苏轼的案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

据说，苏轼知道朝廷派人来抓自己，害怕的几次要自杀，都被朋友劝阻，到了乌台监狱，苏轼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确实写过讽刺青苗法、盐法的诗句，其他的，苏轼一概不承认。

御史台专门以鸡蛋中挑刺，整人为职业，这次抓到了大名鼎鼎的苏轼，可以好好出一口气了，于是，御史们大动脑筋，从苏轼的作品及其往来书信中找出不少内容，似乎都是反对变法的意思，御史们向宋神宗上奏说，苏轼的罪行应该被判处死刑。

宋神宗毕竟是个明君，他不忍心把苏轼弄死，于是，苏轼被朝廷贬到黄州做了个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一个县付武装部长，苏轼是个文人，做个武职，倒是符合宋朝以文驭武的国策）。

苏轼到了黄州，整天无事可做（应了宋朝多冗官的弊政），就喝喝酒，散散心，吃吃美食，有时，还带着家人开垦一些荒地，毕竟俸禄有限，干的也不是什么肥缺。

好在苏轼的性格十分旷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苏轼对人生的滋味有更多的体验，因此，苏轼写出了更多的美妙文章，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思。

苏轼其实根本不是王安石新法的坚决反对派，等到王安石失势后，司马光当政，要废黜王安石颁布的所有新法，苏轼认为不妥，因为王安石的有些新法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苏轼是个君子，敢于说实话，他反对将新法全部废黜的意见引起司马光等顽固守旧派的恼怒，苏轼再次被贬职，这次是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当时的海南，可是个很不宜居的地方，很多人到了那儿，因为不适应那儿的环境而受尽折磨，苏轼在海南的日子虽然艰辛，但是，苏轼却写出了不少欢喜的诗作，比如大家熟悉的这首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不是大政治家，缺少王安石那样的政治视野与能力，但是，苏轼做人的境界还是很高的，让我们一起吟诵一些他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