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论十六（诸家之终）
解说：
在诸子百家中，还有杂家和农家比较成系统，今天还是先介绍这两家的情况：
第一、杂家：
杂家是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du00.com
杂家的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战国时期商鞅的门客尸佼、秦相吕不韦和汉朝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作，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可以说“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们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而赵蕤先生在《反经》中，对杂家有较为系统的描绘和总结。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说到杂家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而今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本：
首先是《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治理思想，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认为它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
然后是《淮南子》：
又称《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编著的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又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只流传内二十一篇。《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儒、法、阴阳五行等多家思想，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道”“气”等的学说和观点，同时还包含和保留了许多自然科学史的材料。
《尸子》：
相传尸子二十二篇，但遗憾今天已不可得，后人考察后认为其主要思想为发展的宇宙观。在先秦老子、墨子后学、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观内容，论述也十分精辟。如老子提出“道”与“域”，《墨经》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国哲学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发展。但只有尸佼赋予“宇宙”以精切而简明的界定，他说：“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说明整个空间就是宇，整个时间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时空属性的运动着的客观世界。个人认为，光是这一个观点，足够将以尸氏为代表的杂家列为诸家之一了。
第二、农家：
农家，指农户、田家，即从事农业的人家；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其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又称“农家流。”出处五代时颜仁郁作《农家》诗：“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宋时陆游的《岳池农家》诗：“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
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约公元前390-前315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其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其主张。从孟子骂他是“南蛮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来，他应该是楚国人。
其著作方面，《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当是许行的著作，可惜亦早已失传；关于农家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和《爱类》等篇，以及《淮南子·齐俗训》。
农家在战国时地出现不是偶然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以至于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学说，在当时也能有存在的条件，墨子、杨朱和许行都可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阶层各不一样，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异。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由稷下学者们集体编撰的《管子》一书包含各家的思想学说，一般认为，其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农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1、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认为，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2、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防灾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3、农本商末：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农家其他著作还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上应天时
“天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生态条件，它为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了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条件。农业生产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节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个基本的环节，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所以人们只有把握“天时”，才可能把握住“农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吕氏春秋》的作者就认为，一年中的“天时”和“农时”是稍纵即逝的，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人们生活的节律也要服从于农业的季节节律。
诸子百家，今天还能找到著作和学说的已经不是太多，但经过了从第一章“大体第一”开始的十六个大章节的分析和描述，老男人慢慢开始有了一丝明悟，不妨说出来大家评价下：
第一、历史中确实蕴含着无数的智慧结晶，善加用之，于今日也好、明日也罢；能够帮助我们少犯错误应该是没错的；
第二、尽管咱们把许多人称为“圣者先贤”，实际上他们也都是一点点累积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积跬步最终成大器。知识和技能这个东西，只要舍得花功夫，还真是会从量变到质变。抛开那些天纵英才之辈，你我俗人，还是只能老老实实一步一脚印地来。
第三、不论多么高深的观点，还是要因时因地制宜，从政也好、经商也罢，顺应时代变化的大规律，灵活调整自身应对策略，立于不败方可图远也！！
第一部后记：
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反经》第一部分的诠释，说老实话确实是才能有限，老男人自己都不太满意；但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的，所以也就羞答答地决定开始第二部分的写作了。
【感谢关注，欲知后事如何，静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