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章 谈“史”论“今”

历史对于今天尚在呼吸的人来说究竟有何意义？

提出上面问题后，说不清是脑子里还是胸口中着实一热，凭着此热乎劲，原本以为自己即刻侃侃而谈，进而讲出一整套，针对此问题的肯定性话语出来。但那热乎劲，确乎太短暂了，如同身为医生的自己尚无法解释那暖流来自何处一样，等再把上面问题默读过二遍后，即刻哑口无言，不知如何作答了。

中学时为考试需要，业已知道何谓“四书”、“五经”。单说那“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我上学的那会儿，当作课文并经老师亲授的，只有“诗三百”里《硕鼠》和《伐檀》两篇。除此以外，至于“五经”篇章内容还有什么？，也只是大学和工作以后，通过陆续自学，才得知其大概。

关于中国为“礼仪之邦”的说法，以及这说法的内涵意思，我自己虽说没有像常挂在嘴上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话语一样，不仅振臂高呼过，而且至今经常出现在季度总结或年终汇报中。但就这两句话所包含的各自既定的概念和意义，在我脑子里的轻重分量上，大致算是等量齐观吧。不过，对于“中国为什么被称为‘礼仪之邦’？”而没被说成其它什么“邦”或“国”的疑问。确切地讲，我只是在认真读过“五经”原文后，才深信不疑的。

近年来，间或还在温习和翻阅一些介绍“五经”的书籍。一个是《春秋》，即公羊春秋，或说鲁国记载的姬周春秋阶段的史事（总觉得还应有其他诸侯国的春秋纪录）；再者，就是《尚书》；另外一个，也就是歪脖斜眼，在仰观天象、俯察地貌、揣测人心后，极力想找出明日复明日的之所以然或所以然来时，赶紧要去翻阅的《周易》。至于那“诗”、“礼”二经，读前者已没有了浪漫幻想的勇气，而想读后者，却因至今也没拥有一本内容完整且价格合理的本子，唯有一声叹息了。

“五经皆史”世间早有此说。若说《春秋》、《尚书》为史书或史料，大凡有点文史知识者，容易啧啧称道。但说《诗经》、《礼记》、《易经》本身为史料，这自然也不难赞同，若说它们内容是以纪实为第一要素的史书，仅就我个人而言，即使再费几多脑细胞和口舌后，也不一定能被说服。

在我认同且诵读“五经”的二史（《春秋》、《尚书》）中，叙述上所以把《春秋》放在前头，并非因字词上“春秋”既有历史意蕴缘故，也并非暗表《春秋》比《尚书》更富历史价值，仅是我认为前者读懂的内容相对更多些而已。不过，就在尚能读懂的文字内容里，面对连篇累牍的，所谓禅让、会盟、征战、灭国、弑君、纵欲、通奸等与当今世界小异而大同的景象。原书作者和后世诠释者，所给予褒贬的依据，或说判断对错的基线，即所谓“微言大义”的标准，不过就是“礼”而已。那么，其依仗的“礼”具体为何呢？或曰：“君臣父子、老幼师徒；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五行相克、阴阳平衡、君权神授、天人合一……”

仅以《春秋》、《尚书》内容看，它们无疑是客观历史的主观再现。所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主观再现”。一方面它是带有执笔人个性特色的文字纪录，这其中包括历代传抄者的主观臆断和倾向性说辞。第二它是在当时统治者“监控和高压”下的产物。第三它只是从一个视角上，对刚发生或发生不久的实事，给予讲述、描绘或说明。

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的年表或史志中，也存上述三方面特征或说缺陷。甚至可说一切文字化表现和传达方式，都难免由于记录字句因其在形意、传达、理解等诸环节上问题，造成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或必然会存有差异性的缺憾。那么，这是否就表明了，以往笔录历史，是无法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呢？

尽管现实生活诸多事例，不难反驳上述确乎有些理由的顾虑。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以及这种了解后的思想传播，即便仍在主要依赖语言文字传达、分析或研究历史的事实面前，更多人们（尤其好事者）却在不断探求和寻找，那种可以透过语言文字的面纱后，能够直视事物或事件发生起因、过程和结果的办法或说捷径。

总之，对上古、中古和现代的文字记载，尽管区分其是否为艺术渲染或历史纪实大有必要，但终其一点足以能够宽慰人心的，还是那句俗话“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即使在智能已经极大发展的今天，任凭强权者或奇才异能的大家们，无论发挥何种想象力去虚构事物，但人类从未脱离开过客观现的现实的世界。”

（2005年秋笔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