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探讨文化艺术的目的和方...
每当独处时，想象博骛旁及、思绪纷繁，不时地远眺和思问着：“社会是否已经进步的没有了苦闷和压抑？或者说，已有的苦闷和压抑是否就是自寻烦恼、杞人忧天或庸人自扰呢？”
读报和聆听广播时，这种怀疑和困惑会感觉更甚！而泛泛读书中，有时却能得到几分缓施和慰籍。每当有亲朋好友从国外回来，都在极力地赞许外面生活的自由、爽朗和无拘无束，仿佛那儿社会生活的富裕和华丽，已不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了。的确，我们的生活，决非像媒体宣扬的那样轻松自然、皆大欢喜，且民生大众和各色人等，都自由自在地安居乐业着。其实，在人们头上，还会时不常地生出些有形和无形的“紧箍咒”，总是在这里或那儿提醒着他们，不得不去回顾、牵挂和沉思，曾经有过的打击、轻蔑和迫害。
最近书读得很繁杂，主要是过去已经读过的东西，如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茅盾的《夜读偶记》以及《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的相关一些作者自述或名人评说的文章等等。当下，虽也已不时地有名家、名作问世，但其作者及其作品，对于国人的影响力和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尚无法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建国初诸多名家名作相比肩的。因为，那一时期的人或人们，从个性、气质到思想上，均有较明显的相对独立个性，尤其起点、境界较高；他们所论说的话题，尚且敢于切中时代、社会生活和民族特性的痛处；其话题的外延仿佛不受局限，而内涵则是性情、才智和想象力的自由奔放。而今，各种现代化的手段以及社会现实的真实性进步，应当是使生活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样地都丰富多彩并繁荣昌盛起来。然而事实上，现今影响、佐佑或讲统治着我们头脑里的思维逻辑、看事物的方法以及指导我们前行的政策和策略，却依旧是上世纪初一些伟人、创将们的语录和词语!
政治、经济、艺术能否成为彼此相对独立、地位均等的社会舞台？能否让人们各尽所能地去寻找到能，够满足自我的展示**和大众所需要的角色位置？能否让人性的创造力，可以适时放量地去充分发挥？而前面这一切可否保证得了新的创造性产品，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生活现实中来呢？这样一些貌似问题，其实正是思路所在认识和质疑，不应该再被视为幼稚的幻想或不合实际的抄袭或虚构了，而应该在达成共知、共识的基础上，极力营造付诸行动和实践的社会氛围，并应有具体的对社会环境和生活现实的客观设计和自然要求。在正常社会情况下，艺术应走在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前头，它应凭借其创新个性，来构画和想象着未来，挑剔和抨击着现在，总结和反省着过去。而不能是让艺术演义成了附庸，或是势力的装饰物，或者干脆就是媚俗，干起了那不名誉的活儿。
话题到此，禁不住要问：文化艺术的社会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
近来于电视上看到一位作家，在相关民俗话题栏目中，讲解和描述着各地风俗和相关文化背景上知识。这令我禁不住沉思起“作家”的岗位职责和其应肩负的社会责任问题。
中国社会是否尚存在这样的陋习和弊端，如：人为性内耗，盲信盲从、“一窝蜂”习惯；首鼠两端、谦卑固缩的个性，以及媚上压下、精于心计和乐于盘算的品行。而粗略地去分析其“德行”成型的原因：
一是缘于人口众多，竞争上压力大，适者生存使然。
二是封建**时间长，一个人在皇权至上的压抑下，个性均于骨子里铸就了“即是主子又是奴才”的两面性。
三是文化教育和宣传偏执，易造成极端态势，使整个社会趋于滞后和保守，改革和创新较难赢得响应和功效。例如：古代的仁义道德和现今的马列主义，在现实问题面前，显然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威慑力，但文化主流仍在信誓旦旦、迷恋不舍地高举其招牌，来鼓噪、喧嚣着！如此事实之下，如果仅有广大民众谙于“德才学识”的不足，唯有沉默寡言也就罢了，问题就在于所谓学者名流、研究员、专家们也在装聋作哑，甚至于成为陪衬和帮闲！
第四者，也就是“圣贤”治国论，毒害民生太久。一般“黔首”或“百姓”们，所谓当家作主的要求，不过就是渴望和幻想着“杀富济贫”、“吃大户”或“同吃、同住、同享福”，或就是盲信盲从地寄希望于那些实际是靠装潢和吹嘘，而变得似鬼似神的学说或人物身上。
曾看电视中采访冯小刚，其直言对“名和利”上追求，的确是对过去媒体宣传的反叛。名利的追求其实自古而然，社会主义教育则要求人人舍其名利，而自觉地为人民丰献，并且还要高呼着“无私丰献”。这样一种关于人格觉悟程度上的内容要求，在六、七十年代生长及受教育者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这也佐佑着他们的人生规迹和判断。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言：“十九世纪欧州小说把‘独立思考，个人主义和神圣的**权’传播开来了……”那么，中国今天的文化艺术，如果要传播什么思想的话，应该是宣传和认识“独立、个性和自由的社会价值”。**理想，在其规定的物质材料尚未达到所要求的富裕程度时，就过早地降落世间，而且又用其终极社会的最高哲学标准和人格觉悟，来要求尚处于社会初级阶段的人们。因此，在这些人的高喊口号和随声附合之中，究竟会有多少真情实感？在这些人们的生活间，又能有多少真实的自由和自在哪？当然，至今也有许多人，在回忆和怀恋六、七十年代含辛茹苦，但质朴单纯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现象。其实，那种辛苦和简单，今天也尚有存处，不仅有，而且也不妨说是“司空见惯”吧。这样的说法，如果是指穷乡僻壤、偏远山区、封闭地理环境使然者，也不足为怪了。问题是，这种状况就在大、中、小城市的近邻远郊，也不乏所在。其原因又何在？因此，人们应多去反思，这种貌似“安贫乐道”的生活模式是否有深层的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哪？应该就是对所谓“传统、理想、道德；国家、政党、个人；平等、自由、博爱；人生和社会价值和意义“等等概念之性质和定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澄清和确立。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或大家／显家，除了帝王将相外，也就是说经论道、诗词杂说的贤达志士。就在他们中间，真正因系统地阐述个性尊严、民主思想和“识保守、倡创新”的精神产品，并依此赢得时代和历史盛名的，近乎鲜矣！其中如若仅仅是以音乐和绘画的精神力量，来启迪和唤醒民众之觉醒者，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缺失，究竟是智商问题还是民族文化出了岔子呢？
综上所述，全球科技和商贸通讯的一体化，必将使我们生活内容，日益趋同于“中西合璧”及“优势互补”性的社会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最终将以何种方法和途径来完成，“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都必然是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