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对《关于鲁迅》一文的...

我一直很受冷落，尤其在诗歌和小说写作尝试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但我不讳言这种冷落的苦恼和无奈，更乐意探究其中原因和可能后果。

上网以来，对于网上我的文字，常有支言片语的支持和理解。不过，我自己也清楚，真诚关心汉文化事业的人，特别现今内行和专家们，对于“克谐/kexie”其人其文是不容易认同的。

其实，针对我个人认同与否，原本无关大局。但是，如果一种评头论足，是针对影响我世界观成型的思想、学说和理论，或是针对我自己已有所了解并深受其影响的人物。而这种评论或杂说，如若公开地立足在一种非学术理论、非精研雕琢、非强权名望金条压榨性立场上，且摒弃了帮派禁锢之偏执和世俗泄私愤之狭隘，确有以“求同存异”胸襟，执着每遇见“违心拗情别扭事”便要“口诛笔伐”的勇气。无论这样交流、争执、思辨或评说，是否加上“七嘴八舌”、“闲言碎语”、“杂咀稗说”的名头，亦不管使用散文、杂文、随笔、漫谈、白话、戏剧、诗歌、小说等何样题材文字。首先我在此声明，会自愿去读、去看、去想象、去“思”和“问”。

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花城出版社印发了一套包装精美的“人生文丛”小品文集。它让我满足了多年来，急于想读到一些“人物”原创文字的渴望。

在既往学习鲁迅先生文章时，明确知道，先生的许多言论不是来自凭空想象，而是有所针对性的。无论对人或对事，在鲁迅先生或讽刺挖苦、或断臂棒喝、或剖心沥胆模样，由此及彼，或殚精竭虑地从古至今……言谈话语和字里行间，既不乏常人的固执偏见，亦不乏文人大家的严肃和慈爱。其中，不但可见到“秀才举人状元朗”或“学士硕士博士”型学者们的钻研精神、思想高度和业绩成就，亦能领略地区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坛闯将或旗手们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

鲁迅先生给予我的最大精神力量，就在于他指出了“名字就叫中国”的地方总能涌现出一群堪称“脊梁’”的人，他们才是这一区域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希望所在，他们也是社会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

人世间“成王败寇”现象，有诸多层次原因的，是客观性存在。目前，谁敢坚持说，此现象就是彻底的错误，或讲完全的正确。然后，若让世界，任何按照单一观念走走看看，世界将变成何种景象？虽不敢乱讲，但失败的结局是一定的，存在时间上也一定不会太长。所以这么讲，因为不管何种大德贤能，任何一种简单化一、纯粹洁净的认知事物能力，也就和一个傻瓜相差不多了。当然，如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那儿“自欺欺人、愚人私己”者，另当别论。

即便最进步的学说和思想，也不总是时时事事占据上风。尤其在实践中，夜不一定都会立竿见影，或讲即刻就形成某种与其预见和猜想的完全符合性局面，呈现出既定的客观物质性东西壮观。例如：圣西门和傅利叶曾做过的社会主义/**模式化社会生活实践。他们即使拿到在今天再实施，一样会引起不解和嘲笑。但是，其一时一事的失败，却为马恩列斯毛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那么，圣、傅之失败，从这层意义上，应是成功的实践。

回头再讲鲁迅先生，还要说到新中国成立的问题。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大陆生涯，国破家亡是首要悲惨的事，妻离子散在民族存亡的生死抉择关头应属其次的情调。当然，自甘当“奴才”、“卖国贼”者除外，而与此种境况之下一心只牵挂“党国”或“君国”或“自我”之厉害者，也另当别论吧。鲁迅先生能够在当时传媒上一片“义正辞严”痛斥“红区”土匪和暴徒之时，从中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不管这种说法是“嫁接”的，还是实事求是的。我想从鲁迅先生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和它周围学生和朋友为人处事上来看，也应该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国泰民欢景象，甚至“文革”前的人文精神，尽管其中也有不平静、矛盾重重。可能就因为没有处理好其矛盾，才有更可悲的未来。但是，应该说凡从那一时段经历过来的人，至今回想起来，依旧自然而然地生发“昂扬之情”，并会溢于言表。仅这样一点实事，起码就是令人振奋，并引人向往的事。

如果，今日大陆、台湾、甚至港澳，从政治、经济、科学和（尤其是）艺术方面都“美的已经不能再美了”，我想鲁迅先生所定义的“脊梁”者，除非不识时务或就是变态似“捣蛋”和“逗着自己或别人玩”外，否则她/他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利人而又利己”的任何行当和事业中去，甚至就应是死在“利人而不利己”的真正无私奉献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既然，长了人脑子的人，尚且知道华夏民族还没有美到这份上，脸上还有癖瑕急需整容和“倒持倒持”，甚至就是脸上最美地方长了黑痣和“雀斑”，你（就是那自认为“民族”、“国家”都是他自己家里的也无所谓）认为这正是你的“最爱”。没关系了！我的审美观有点别样，看着那个模样，就“反酸、嗳气、恶心、呕吐”。为此，我就以患者身份，给专家或大家们说一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症状原因应该可以吧？

关于梁实秋先生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一、我怀疑是否是“假借”品。二、我对这篇文字的看法，在上面基本也算说清楚了。三、我还有一点问题在下面想要说出来。

鲁迅先生身材不高，略喜爱新中国文学的人是应晓得的。肖伯纳先生个子高矮是否通过读他的作品就能读出来？我没读过，也不敢妄言。但看到过梁先生提到的那张照片，“哇赛！的确好高哎！”。如果肖伯纳先生能够知道身高和自己一生中作为，尤其与艺术作为，有内在因果而又是成正比例的话，他一定要“喝增高茶”、“吃增高药”、“穿增高鞋垫”的！不单他想，俺都想哩！

这种无聊之说是否出自“文学大师”之口，我不想再谈了！下面，想说一说民国时期的一位诗人徐志摩先生。

很是偶然1980年左右就读到徐先生的诗，他的诗是否美也不谈了！谈印度诗人泰戈尔造访中国。我至今最多是对我妻子说过：通过徐志摩先生使我知道了一件事，至今惊叹不已！那就是志摩先生在经过一夜同泰戈尔先生促膝交谈后，对泰戈尔才华的评语。大意是说，他自己也未曾想到一个人知识文化境界能够修炼到如此地步，甚至张口吐出的每一个字，就象是一颗晶莹明亮的珍珠。

无论徐志摩先生的评语是偏颇或是失实，但这话语对于一位伟大诗人的颂扬不为过；这惊叹是对于一位为民族和世界文化，而莘莘耕耘不辍文艺大家的钦佩，过了也于事于人无害；这种大呼小喊，是对一个人能够“格物致知”可将艺术才华和个性魅力造诣到何等程度的判断，即便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敢于“盲信盲从”这种错误的人，我认为依旧值得称赞和尊崇。

如果根本就是孤陋寡闻、附庸风雅、“稀里糊涂地跟着混”的网络文人，我早就想提醒一下：与其在这里面“使劲”，真不如“一边凉快着的好”。至于其它可以选择的生活方法或方式，可以这样讲，眼下生活中的自由和自在，确乎已经是“前无古人”的“开明盛世”了。所以这样说，因为就在眼下，只要想好了就去做的，一般也都能够达到“有求必应”的地界，这绝不是故弄玄虚；而想不好的就去做，真的就有“死的不明不白”的，这也不是耸人听闻；另外，还有想不明白的，他们就都应该“上网”，这话好像也没有什么错误，但即便在网络上要发表言论和加入批评行列，尤其有含沙射影和指桑骂槐样子的，还是要读懂了和多读几遍原创东西之后再说，这样才好！

不过，对任何如同“多读几遍”的要求与吆喝，我自己就不会这样去做。通常，大致地翻阅读看之后，“不即不离”、“大概所以然”地就嚷嚷开了。为什么哪？克谐就是这个样子，请诸位多多包涵！

（2003年5月24日晨）

附注1：昨晚在《霍普论坛》循着别人君引导，来到《中间思想文化论坛》。一进门，就看到《关于鲁迅》一文，读了一遍就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想发火！于是注册了。于是注册了，也就是“于是注册”了。因为根本进不去，也就是说“新注册用户”无法发言。我即刻联想到《启蒙论坛》/也就是现在《霍普论坛》的事，可能患同一个病症，也就不去管它了。但是，话总还是要说的。所以，未经别人君和皮介行君的同意，就将文字搬到这里来，作为我有感而发的依据。有违规处，请诸位指出！

附注2：从《中间思想文化论坛》复制的皮介行君的贴文《关于鲁迅》，略加排版。

《关于鲁迅》

＊（皮介行）原注：这是梁实秋的一篇旧文，我看网上有人讨论鲁迅，也不妨把此文贴上，以供参考。

作者：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登出，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物件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物件。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的物件，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著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物件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物件，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沈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