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蒋、汪之争

《重光堂协议》签订后，汪精卫受到日本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的诱惑，认为这是和谈的好机会。日本的条件可以接受。遂反复劝蒋同意议和。但遭蒋严词拒绝。于是两人再次发生关于战和的激烈争论。

蒋、汪第二次重大争论：时间，1938年12月9日，就是汪出逃云南之前9天。

这次争论，汪更加悲观失望，认为日本在攻占我武汉和广州之后，已经将我肥沃富饶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占领，我只踞有西部落后贫瘠之地，况且中日两国各方面的力量都过于悬殊，数十年来，中**事、经济，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认为“战则必亡”、不如“保存实力”，如果“对日和谈”或可偏安一方，最终实现“曲线救国”。

而蒋介石则认为，虽然日本在攻占我武汉和广州之后，的确已经将我肥沃富饶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占领，但也导致其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经武汉会战后，其军队伤亡很大，已经不能在战略上对我发动全面进攻了，而日本一小岛之国，资源有限，战争持久对其不利，所以日本这时才会急于和我讲和。现在中日双方已经进入了战争相持阶段，只要我们能再坚持3---5年，则日久美英法尤其是苏联断不会坐视日本灭亡中国，必然出面干涉。如果日本征服中国，则美英法在中国以及亚洲的所有利益都会全部失去，苏联更是会在东西两面同时面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无比强大的敌人。所以自我们抗战以来，美英法尤其是苏联一直对我方施与援助，这次武汉会战，苏联并出动空军战机与我并肩作战。

蒋：“因此，只要我们能再坚持3---5年，则国际形势必生变化。最后，我们一定能够打败日本。”

汪：“问题是以我们现有的国力，根本坚持不了3---5年”。

蒋：“抗站之初，所有人都认为倭寇必能够三月亡我，但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抗战一年半之久了吗？”

汪激动道：“这一年半的抗战是如何得来的，是焦土抗战：南京惨案、江阴沉船、花园口决提、长沙放火、、、、、是置我千万人民于死亡、苦难和毁灭之中换来的！”

蒋：“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些牺牲是必要的。”

汪：“难道我们真就无法避免我人民的苦难牺牲吗？以目前形势，这些也都是无谓的牺牲----战必亡国！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现在日本已经对我提出和谈要求，并许诺一旦讲和后即从我国撤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日讲和，以保存实力，待我国力强大时，再将日人驱逐出去，达到曲线救国之目的。”

蒋激动道：“兆铭糊涂！现在和日本讲和不是谈判、不是议和，是投降！如果我们现在对日讲和，那么满洲国、华北伪临时政府、上海伪维新政府就是我们的前身和榜样。我们必为傀儡，人民必和亡国奴无异！”

汪：“中正，你是害怕对日议和后会失去你现在的一切，失去你的领袖地位吧。你不能以自己的一己之私，陷我四万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厉声道：“兆铭！值此恶寇压境、民族危亡之际，你怎么能发出此种荒谬分离之言论！”

最后，蒋怒目而视，汪则拂袖而走。

我当时就感觉我中国不久后必将有大事件发生。果然9天之后即1938年12月18日，汪经云南逃往越南河内。

汪、蒋之后关于抗战前途的谈论还有一次。是在1938年12月16日，就是汪出逃云南之前2天。

这天，蒋介石感冒生病没有上班，汪到蒋的住处探视蒋。汪希望对蒋作最后争取。

他对蒋说：“前次和兄之交谈，弟情绪激动，对兄有言语冲撞之处，还望兄海涵。但这几日，弟又再三反复思考我今时对日关系之策略，仍然认为不能关闭对日和谈之大门。”

蒋回答说：“兆铭，非我不愿意同日议和，实因我中国和日本之间当前已仅剩你死我活之争，而别无他路。试问---那有一国占着另一国之半壁国土而两国还能够无和平共处之理。”

之后，不管汪如何劝说，蒋仍然心如铁石始终不为所动。

最后的争取仍然不成功，汪遂决定外逃。

汪精卫最初是希望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而蒋也绝无转变的可能，汪就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当天在和蒋告别时，汪对蒋说：“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但当时蒋并没有听出汪的弦外之音。

汪从重庆出走后，先欲在云南另外组建国民政府，但未得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遂逃往越南河内。随后在河内发表“艳电”，呼应日本政府第三次近卫声明。

比较汪、蒋对于中国战和的态度，汪对抗战绝望，把讲和当目的，而蒋的抗战意志坚如磐石，只把讲和当作争取时间的一种手段。

其实，一开始，日本最重要的诱降对象不是汪，而是蒋，只是因为蒋的抗战态度自始至终坚定不移，日本才把诱降的重点转到了汪。日本人把对汪的诱降活动称为“梅工作”，把对蒋的诱降活动称为“桐工作”。

后来的结果是“梅工作”成功诱降了汪精卫，“桐工作”却一败涂地。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做的是“梅工作”；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做的是“桐工作”。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也在香港同时进行，但却遭到蒋的严词拒绝，表示自己一定会抗战到底。

其实在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也曾考虑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日本的根本目的是要征服、奴役我中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别无他路。

但之后中国抗战的形势发展和情况果然如蒋所料。在时间和历史面前，汪输得一无所有，沦为千古罪人。

我认为，汪精卫的确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的“战略远见”，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汪在战略远见、军事能力、意志品质等全方面落后于蒋介石。职业军人蒋介石在抗战中所显示出来的坚韧个性和持久、顽强的耐力，愈发衬托出一介书生汪精卫的脆弱、动摇与无奈，使得汪光辉尽失、相形见绌。

但我当时还是认为汪的曲线救国理念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在当时我军队节节败退，我山河大片沦陷的险恶形势之下，能够有蒋介石那样战略远见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