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最后的挽救

到了河内，汪也仍然没有放弃对蒋与日议和的争取，1938年12月23日汪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

28日，在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后，他从河内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所提的三项议和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虽然这时汪精卫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组建新政府对日议和的希望落空。但在河内，汪仍然对是否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摇摆、犹豫不定。

这时，是军统的河内暗杀行动最终让汪下了出走南京组建新政府对抗重庆政府的决心。

1938年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遂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并转越南河内的消息，蒋大吃一惊，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

汪的出走，让蒋焦急万分。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

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

同日即2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

汪精卫于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

最初，蒋介石的确希望能够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毕竟汪当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考虑能否“以至诚感动之”。

汪精卫的《艳电》于1938年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

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

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汪，因蒋介石反对而罢。

此时，蒋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

1939年1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

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

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

谷对汪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回答说：“如果政府转变立场，出面议和，我可以退隐山林不问国事，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我只能出面来主和了。”

----汪仍然不愿放弃他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