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初见东北王（上）

这样一个思想不解放的中国，谁愿意站出来，谁就是傻子！——傻子张晓磊

卡车的速度倒让他们的行动迅捷，出了关，张晓磊就到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了。

只是和他预想不同的是想象之中的重重阻截并未发生，看来东北地区还真是纷乱的地方，俄国人，日本人，各山头的土匪，清军，其他各国势力，在这里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眼线和力量。

这使得这里虽然危险重重，但同样这里的任何一方的势力在这里都不能一手遮天，这样的情况下，让张晓磊这个新来的非常的开心。势力本来就众多，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对于外来的新鲜势力，有人去打压就会有人去拉拢。所以危险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机遇。

而机遇，恰是张晓磊最善把握的一种东西，他只要看准了机会，哪怕只有五成的机会成功，他也会冒险一试，因为他一直相信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有付出虽然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没有付出就一定没有回报！

张晓磊这一路所见所闻，让他暗叹当今中国，还停留在落后的农耕社会，思维落后，不论是思想意识还是社会现状，都是用的老一套，历史发展证明工业时代必然强于农耕时代，同时农耕时代的的思想思维也必然强于农耕时代的思想思维。

当时中国人根本不会去睁眼看世界！只是停留在书籍上，或老祖宗说过的国外的情况，只认为那是“蛮夷之地”。

就说中日两国之对比。

距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七年之久，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就已经向天皇提交《征讨清国策案》，对清国内部弊病及战力实情，有相当详细的调查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清国不堪一战，无资格做日本的“唇齿相依之国”；现今“乃豺狼世界”，不能“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相反，应赶在列强之前，“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

意思就是趁着清朝人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将他狠狠的打趴下。

再看清廷高层对日本国力与战力的了解，其中真的有不可言说的痛苦。那个时候清廷最高决策层，可大致分为三个梯次：最顶端者，就是垂帘已久之慈禧太后与亲政日浅之光绪皇帝；次者，则是帝党、清流魁首翁同龢与北洋领袖李鸿章；再次者，则是举足轻重之地方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

当然，要说对日本情状了解最深的，莫过于李鸿章。早在1864年任江苏巡抚时，李鸿章即注意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曾致信恭亲王等人：日本正派遣宗室、大臣子弟出洋考察西学，已渐见成效，该国“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意思就是当中国强大的时候，日本就依附中国，当中国衰弱的时候，日本就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

鉴于日本正“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艺”，李鸿章甚至一度主张联络日本共拒西方列强，故曾于1870年建议朝廷与日本订立平等通商条约，说明不可以传统天朝观念看待日本，“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但李鸿章的建议，既被清廷守旧派所阻挠。1870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订约通商，意思是按西方列强与中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模式，求取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及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权利——李鸿章虽欲平等待之，但日本人却以此种平等待遇为耻。这次风波之后，李鸿章就已经开始注意日本的一举一动了。不过最嘲讽的还是，日本以与中国平等为耻！

当时的情况，人人都和中国有不平等条约，谁愿意例外呢？

但李鸿章对日本并无可靠情报来源，往往过度依赖驻日官员的观察汇报。这些人缺乏情报搜集能力，甚至胡乱编造，甚至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也不例外。李经方于1891年担任驻日公使，同年北洋舰队访日，李经方给总理衙门的反馈是：中国水师“兵威之盛，雄视东方”，故日人“特有意修好”，“同洲之国情谊可恃”。

而事实是：日本政府深受刺激，随后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北洋舰队的军备扩张措施。但大致上，李鸿章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认知，还算靠谱。甲午前夕，其奏折称：“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大致还算符合事实。

总体而言，甲午前夕李鸿章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并不是在于他对日军之战力有多少切实了解，而在于他对北洋海军之实情了解最深，就像他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翁同龢身为光绪帝师又是清流领袖，对日本从来没有任何研究，但是他身边的很多大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在对日宣战问题上均保持着不可理喻的自信。

比如，余联沅奏折称：中日之战，上策乃直取东京，可见他心中的狂妄自大。再比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奏称，“倭人所恃铁甲战舰，仅有大小二艘”；翰林院编修曾广钧奏折称，“彼国只有铁甲一艘，名曰扶桑，……(速度)并不算快。此舰尚不足畏，其余各舰悉系同治年间所造木质旧船，更不足数，……若以交战大洋，直同儿戏”；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奏称，“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这些人在未经任何调查和考证的情况下就胡说八道。

而这些人，乃是清廷为数不多的“清官”，他们尚且如此认定日军的不堪一击，更别说别人了。

素有老成谋国之誉的疆臣像刘坤一、张之洞，更是没有两样。刘坤一身为湘军领袖，起初将甲午之战看作李鸿章淮军自己的事情，在一旁袖手旁观，认定日本绝非中国对手，所以他虽然身为两江总督，江苏沿海一带防务却迟迟未作任何规划。张之洞则素来认为，日本是海权国家，而中国是陆权国家，彼此之间无利害冲突，不妨结盟对付俄国……

战事爆发后，张之洞的心中也极为乐观，认为只要中国闭关绝市，就能让日本人屈服，他对日军战略及战力，可以说是毫无了解。诸多封疆大吏中，刘坤一乃老臣典范，张之洞乃新锐楷模，二人尚且如此，其他的更不用说。

至于“最高领袖”光绪与慈禧，前者见识浅陋，并且深受他的老师翁同龢影响，还想着借助对日战争巩固自身地位；后者虽然秉政已久，但对日本素无认知，一方面正急于于操办自己的六十大寿，认为兵凶之事乃不详之兆，另一方面，她不愿看着光绪因战事胜利而崛起，也不愿意战事失败而波及国家和他个人的寿典，所以立场始终模棱两可。

所以说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便是因为中国无一人睁眼看世界！

而张晓磊，这个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年轻人，绝对是这个时代将世界看的最清楚的一个。所以他没有去找光绪皇帝，没有去找李鸿章，张之洞。而是选择最为弱小的张作霖，便是因为，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他眼睛雪亮，知道洋人的厉害，知道日寇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