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青年时代

我们回东光后，家安在机械厂给的一间宿舍里，好些夫妇工友都住这里，于金柱、王鹤芬，张景春、周淑萍，邢培交、刘金枝，纪希贤、张玉娥，马秀文、许耀珍等这些人都是一间对面平房，都由父亲或母亲给看孩子。每家有个小炉子，夏天在过道里，冬天在屋里烧，吃饭住宿在一间屋子里。有一年冬季我没在家，炉子没封好，出了煤气，家属、孩子和母亲都中了煤气，我母亲爬出来叫醒邢大婶，妻子和女儿闹的头晕恶心吐但没出现大的问题，现在想来太危险了，从那时起一到冬天点炉子，我就十分在意，总留透风的地方，为此妻子和我争论不休。王干清书记虽然调到别处当领导，但仍然住在那里，他是二间房。我在拖拉机站工作，也有一间办公室，一张床一床被和队长副队长住在一起，有时晚上在那里住，有时回来。好景不长，大概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越闹越厉害，领导干部靠边站，群众分两派，号称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斗争都很激烈，贴大字报，搞辩论，有时还打架。整个县城出现了两大派的斗争，一个是叫联委，一个叫红色。这时全县到了工作生产半瘫痪和瘫痪状态，机械厂也不例外。两派斗争的也很厉害，一个是打杨文保，一个是保杨文保。当然我家属是站在保杨文保的一边，我过去在工厂时和杨厂长因工作关系很好，造反派认为我也是保杨文保的，为此借家属生孩子休产假，以生男孩娇惯为名，没到产假期和合同期就解雇了合同，此事引起纠纷。我找到机械厂崔书记，他是转业军人，是反杨文保的头，所以他什么理由也不说，就是不给恢复工作，好话说了几次，仍不解决。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找到县工业局朱振起和县武装部马参谋，朱振起原工业局统计员和我很熟，时任造反派头头，开始说的很好，说给解决上班问题，为此马参谋也到过机械厂。几经周折，始终没得到解决，把事推到群众身上，实际上没有什么群众的事，就是工厂以崔书记为首的造反派和工业局朱振起及县武装部是一派，认为我和杨厂长好，我一看没办法，就又找到了武装部朱兆林部长反映情况，当时他答应的也不错，后来他坚持了马参谋朱振起的意见，不给解决，我仍然耐心的和朱部长申诉理由，我越诉他越不听，后来他有些发火，说的很不中听，我也急了向他拍了桌子，当面说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员。一连串的机械厂、工业局、武装部成了一丘之貉，我的性格也很犟，我一边在拖拉机站工作，一边写信给行署、省、中央。因没回音，我就直奔沧州行署、省会保定和中央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接待站。到了联合****站，是一个军队干部袁同志接待的，我如实向他做了汇报，他听了后好像看了看我，很同情也很支持，立即给县武装部写了信，内容是：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我拿到信后真是有说不出的喜悦，心想到底找到了真正的党，找到了说理的地方。回来后，机械厂的大部分有同情心的人也为之高兴。我将信直接交给了县武装部，一直没有回音。十几天后，武装部马参谋说我的信不管用，并说他们去了北京。我有点不信，我又立即返回北京，找到原来的接待我的那位袁同志，见面后，他的态度有些难为情和冷淡，他说县武装部和工厂已来人，不同意妻子恢复工作和补发工资。他也没办法，真实情况又不了解，他们都是代表组织来的。当时我有点接受不了，心里很委屈，顶天的事都会变，心灰意冷了，但始终没有和接待的人着急。总感觉这**的天下迟早会找出真理的，所以我没让家属离厂就一直住在那间房里，工厂理亏拿我也没办法。我在拖拉机站，仍然勤奋认真的工作，机耕作业、抽水、推磨、收费各项工作完成的都很好。这时站上领导都已靠边站和挨批挨斗，但工作没什么大的影响。我的工作都是自觉的，完成的好都是站上的总统计和总会计每月报表说的，比其他队好及时准确。当时站上也分两大派，一派是打站长梁耀林的，一派是保书记张连生的。张连生没文化是大老粗干部，但职位高十七级县委委员，对工作不太懂也不认真。有人说他一百个不知道：不知站上多少职工，不知站上多少党团员等等，所以他不得罪人。梁耀林工作积极肯干，有脾气，他在位时，生产抓的特紧，他也经常下去检查各队的工作。当时人们有一种做法：只要一回站进了大门，车子骑快点步行走快点，不然叫他看到他就批评你工作不积极没干劲。这样的人当然要得罪一些思想落后工作消极的人，所以他成了打倒对象。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不满意的说‘出头的檐子先烂’这句富有哲理的古话。听说造反派还抓住了他一点历史问题：一九五几年闹运动时他割过生殖器。我工作积极也同情工作积极的，所以我站在了保他的一边。造反派对他严管，把他关在我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宿舍里，自己打饭打水。冬天烧小炉子还规定就给他三百斤煤饼子不够不管，他要面子，经常不愿意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