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生死一线
宋代手工业总论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一、造船业的发达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这种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
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杨么起义军与官府对抗，双方都用大力制造车船。车船用翼轮激水行驶，每一双翼轮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轴上设踏板，供人踩踏。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二、矿冶业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都已大量开采石炭（煤）。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石炭。江西丰城、萍乡山间的煤矿也已被开采。今河南鹤壁市发现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矿遗址，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还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繁昌遗址的冶铁炉呈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熔剂，但更多的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强，冶炼快，铁的质量高，对改进农具作用极大。徐州利国监（今属江苏）、兖州莱芜监(今属山东)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宋仁宗皇祐(1049～1053)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宋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器，犀利异常。冶铁炉的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
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科学地预见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宋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宋仁宗皇祐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宋英宗时，金减少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仁宗皇□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宋仁宗皇祐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宋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两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这样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南宋矿冶业在产品数量上较北宋逊色，但在技术上又有一些提高。
三、纺织业
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胜过北方，其他书友正在看:。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宋仁宗时，梓州已有几千家机户，从事丝织业生产。成都府、汉州（今四川广源）、青州(今山东益都)、济州(今山东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许多机户或绫户。开封府设有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号称“衣被天下”。
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锦就有数十种名目，号称“天下第一”。亳州（今安徽亳州）轻纱，抚州（今属江西）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红边贡罗和东阳（今属浙江）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寺绫，邵州邵阳（今属湖南）隔织，定州(今河北定县)刻丝(即隔织)等，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
李觏描述当时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麻织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广西广泛种植苎麻，农村妇女都善长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区的麻织品极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
南宋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继续增长，随着植棉区的扩大，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四、织锦缂丝刺绣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
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水纹、古钱等，穿插龙、凤、朱雀、“三友”、“四季”、“八仙”，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
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案逼真。
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发现宋庆历(1041～1048)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
五、漆业
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通常再涂上几十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
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首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六、染色业
宋代印染技术比唐代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开封有官营染坊，也有象“余家染店”的民营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
七、造纸业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前增加很多。
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
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其他书友正在看:。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著名纸：四川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徽州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藤纸。闻名于世。
八、制瓷业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
北方的定州（今河北定县）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
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
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县）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
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
南方的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
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
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耀县）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
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九、制盐业
宋代制盐有晒、煮两种方法。
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解县（今运城西南）境的盐池是池盐的主要产地。
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等路沿海地区，煮海水为盐。
河东、陕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括取咸土煎煮为盐，称为土盐，以并州的永利监(今山西太原南)为最多。
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凿井取卤煎煮，称为井盐。宋仁宗时，蜀中民间首创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与唧筒都用竹为之，采用了机械提卤的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功效。
十、手工业作坊
宋代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官营和少数私营的作坊。
官营作坊为皇室和官府制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一人，专门制造各种军用物资。官营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时也和雇一些民匠，并役使有手艺的军匠、罪犯等。
私营作坊采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寿）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雇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每井约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隐名改姓逃避户籍和刑法的农民或罪犯，向豪民领取“工直”。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处铁冶，每冶工匠至少数十人，多雇佣逃亡农民。这些工匠脱离了农业，对雇主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