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7两议分化

京城士林三大清议之地为国子监、太学、凤凰书院,论消息灵通,这三地都不遑多让。国子监和太学的学官不消说，都有京朝官员的交际网,而三学的学子也各有背景，出身官宦家庭的子弟不少，三品以上高官衙内也多在其中,消息自然灵通，而授学于凤凰书院的夫子们虽然不是学官,却有很多官身,包括在朝官员、致仕官员和有虚衔官身的大学者,各有各的消息门路。是以，卫希颜丁忧的奏章很快就在国子监、太学和凤凰书院中传开了。

那些消息最灵通的,在十五日宰执们放衙后就有了听闻。有人得到的消息甚至是从宫中漏出来的，据说天子大怒，要准了卫轲的奏章。

“这要准了卫国师丁忧三年，岂不是以媳礼服丧？”

“太荒唐了，一国国师，岂可为内媳？”

“若以外婿服礼，为岳父守制三年，那就是婿与媳同礼了，岂不是没了男女之别？”

“嘁，卫国师既是媳又是婿，还分甚男女？”

“既乱男女混淆阴阳，又乱内外之制，嗟夫哀哉，！”

当十六日清晨的《西湖时报》出来后，苏澹那篇抨击丧礼的文章在这些消息灵通的士人眼里就赫然刺目起来——明显是与卫希颜的丁忧奏章相呼应。

至是日下午，卫希颜奏请丁忧的消息差不多已传遍了京城士林，相应的，苏澹的文章也被越来越多的士人与卫希颜的丁忧奏请联系起来。

苏澹说儒家大道在乎“仁”，无论世间礼法不是宗法都不得违背“仁”这个本源，而“仁”之核心为“爱人”，故丧服之礼建于“亲亲”上，即先爱亲人。

苏澹在文中进一步阐述说，父母的生命是与子女的生命最先联系的生命，而子女的生命也是第一个与父母的生命相感通，因而对于父母自然而然地出于孝道，这是子女同世间一切生命相感通的起始，是一切仁心体行的源泉与根本——仁心可体行，故可老吾老，幼吾幼，善惠他人，而君子广行天下仁政。而仁心体行之初始，必自一人始：此必为吾之父母，次之为同父母之出。故曰：孝为行仁之本。

苏澹的意思是，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世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正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先自“亲亲”始，至后才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以行孝自然应当是先从育吾养吾的父母始。

苏澹针对性批判《仪礼》中的子女对生母服丧轻于对生父之礼、出嫁女对夫之父母服丧重于对生身父母之礼。他说“此为悖‘仁爱’之道也，宗法亦不可凌于道”，应当回归仁之本源，去伪礼而存圣人真意。

苏澹的文章在士林中掀起了波浪。

相比卫希颜对朝廷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苏澹在士林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

苏澹是以易学名世，与谯定、邵伯温、朱震三人并称四易家。在南渡之前，从宋初到真宗朝，公认的易学大家有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四人，称为“前四家”；从仁宗朝至哲宗朝知名易学大儒有周敦颐、邵雍、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程颢、程颐、张载九人，而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为最，被称为“中五家”。这些精研易学成名的大家，被士林尊之为“大儒”而无人有异议——盖因儒学之原，为易。

上古先皇伏羲创八卦立易，但《易》之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却出自周文王和周公，后世称为《周易》。孔子从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文王、周公为圣，删述《周易》作诠释，儒门称为《易经》。孔子认为从《周易》的损益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的精义，故最推重易学。经历先秦儒家内部各传承的纷争后，从汉代起，《易经》成为儒家六经之首。至后，易学大家在儒林中的地位很高，开立先天学、洛学、关学的邵雍、二程、张载，都有易著名传于世。所以，身为易学大儒的苏澹对士林的影响绝非卫希颜可比。

苏澹的文章一出，便在士林掀起了如潮的争论。

在京中的国子监、太学、凤凰书院和其他书院中，都聚集了无数的小团体，在课休时争论着苏澹对丧礼的观点。又因明年是制科的科举之年，数以千计的考生陆续从天下各州云集临安京城之中，寓居的客栈和寺庙道观、聚会的茶楼酒肆都成了他们清议的地方，甚至还有几起因为争吵过于激烈而打起来的，当然没有人报官。

在朝堂上是另一番光景，门下省谏议院继续弹劾卫希颜，御史台也打破了前几日的缄默，开始弹劾卫希颜，但双方弹劾的重点却不一样。谏议院仍是弹劾卫希颜“违逆人伦，败坏礼法”，御史台只有两三本奏章弹劾卫希颜结侣不合礼法，颇有些不痛不痒的意味，而重点是弹劾卫希颜的丁忧奏请不合礼制。

这种区别细细一想就不令人诧异了：谏议院求的是名，无论弹劾成与不成，只要敢于谏诤天子、弹劾重臣就体现了他们的风骨；御史虽然也求名，但相比终身制的谏议官员们来说，御史弹劾大臣还得承担贬职外放的风险，比起光膀子的谏议院，御史们多一些顾忌——大凡脑子不愚蠢的御史，都知道卫、名结侣已经是既成事实，以大道和性命结契的婚约怎么可能分开？弹劾得再厉害也没用，最终结果要么是逼得卫希颜请辞而去，要么是御史自个下台，但即使是前种结果，弹劾成功的御史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

再者，台、谏的职责本就有交叠，而御史台不愿意跟在谏院的屁.股后面弹劾同一件事。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建炎朝的台谏制度与以前大不一样。

御史台和谏院最初各有分工，“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但到了宋代，台谏的区分已经不十分明显，分定台谏职责为：“谏官职在拾遗补阙，凡朝政阙失，悉许论奏，则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任非其人，事有失当，皆得课正。台官职在绳愆纠缪，凡官司稽违，悉许弹纠，则自宰臣至百官、自三省至百司，不循法守，有罪当劾，皆得纠正。”两者的职能多有交叠。但从根本而言，都是天子的耳目，掌纠百官，使宰辅不能蒙蔽圣聪。

而朝廷在官制上对御史也颇为优荣，任职御史是晋身宰执的终南捷径，若能弹劾得一名宰辅黯然而退，当即便能名扬天下，而有了名声，就是日后入两府的根基；故而得选进入御史台，在官场中是人人称羡的际遇，也是御史们傲视同侪、敢于直面宰辅重臣的底气所在。但是，因为“异论相搅”的祖宗法度，以及任免权都掌于天子之手而不经两府，这使御史台包括谏院在内都不可避免地成了派系斗争中捅向政敌的刀子，如神宗、哲宗两朝时的新旧两党相争，道宗朝时的蔡京、王黼、童贯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台谏渐渐失去了“绳愆纠谬”的本意。

建炎立朝，御史台由赵鼎掌宪后，遵照名可秀之意正本清源，回到设立御史的“纠绳不法”的意义上来，并将职责重心转移到对京城和地方官员的肃贪和检法上，着重纠察官员贪污、枉法之事，以及对地方刑狱的督察，而且不提倡风闻奏事，要求纠弹必有实证，以业绩定功，而不以弹劾大臣的名声定功。又在三省改制时，重新划分台谏职能，分定为：谏议院以谏诤天子过失和谏议朝政阙失为主，御史台则以监察官员为主，双方各有侧重，当然也有交叠的地方——从法纪监察这个职能而言，重叠也是必要的。

由于台谏职能的各有侧重以及对台谏官员任职和考课的不同规定，导致了两者行事的差别：谏官重名，御史重绩。所以，谏官纠弹重过程而不重结果，但御史则更重视纠弹的成功率。

对御史台的御史们来说，与其弹劾卫希颜和名可秀结侣乱礼法纲纪，还不如针对其丁忧奏章，此谓之对事不对人，既尽了御史纠弹的职责，又不虑后果。御史台自中丞向子諲而下，都盘算得精明。

而赵构的意志对台谏的影响已经不如以前的大宋天子。因为建炎朝确立了严谨的台谏罢免制度和程序：谏议院的谏官是终身制，除非个人有重大违纪事项，否则不因谏诤而去职，不以天子憎恶而去职；御史虽然不是终身制，但对御史的罢免事由列了详细的条款，并须由学士知制诰起诏、门下省审议通过，若天子提出的理由不合罢免条款，学士知制诰有权拒绝起诏，门下省也有封驳权。

这种任免制度使得台谏们并不以天子意志为行事准绳，因为天子的喜欢不能代替谏官的名声，也不能成为御史的业绩；天子的厌恶也无法让谏官和御史去职——当然会有影响，但还不足以成为台谏们行事的宗旨。

御史台的这种表现当然让赵构很恼怒，他期望的是御史和谏官合力弹劾卫希颜与名可秀结侣败坏礼法纲纪，而不是让御史们去纠弹卫希颜奏请的丁忧三年不合制——这让赵构气得要吐血，如果“不合制”，他怎么借机拿回兵权？但御史们眼明心亮，不打算掺合到皇帝和国师枢密使的权利争斗中，这是两府宰辅们操心的事，御史掺合做甚？

这种景况下朝臣们也闹哄哄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争吵着谏官的弹劾，一派争吵着丁忧及丧礼之制。

而在士林清议和京城百姓的热论中，关于苏澹文章的争论，以及卫希颜该服哪种丧礼的争论，已经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了。

作者有话要说：在引导舆论上，也要用到兵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