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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蒋家父子曾派密使到大陆试探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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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南怀瑾,这些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他们为两岸之间的和谈穿针引线,传达心声,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许念婉(李次白夫人):胡伟克是他的同期同学,到饭店来找次白,说国家有难,你是黄埔六期的,应该出来担当一点。你跟陈毅是姻亲,你到大陆去。

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共产党已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会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局势,也不愿卷入中国的内战,美国不会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捐助或顾问。这一声明被看做是美国对台湾的“袖手旁观”政策。国民党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蒋介石会在此时兴起与中共求和的念头吗?

1994年,也就是李次白去世七年后,一本由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时任全国人大 常委副委员长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在大陆出版。厚厚的三大本、两千多页,其中有一页记载了李次白的经历。

胡伟克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目前党国处境非常困难,经国主任既北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文谷(李次白二儿子):当时由胡伟克出面,还有蒋经国到胡伟克家,我妈妈陪着我爸爸一起到胡伟克家里。当然,三个人谈细节的时候,妈妈是没有在旁边听,整个过程都是在私下进行。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又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李次白听了心中有些犯堵:蒋经国既要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不过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还未出发,蒋经国已是要推托责任。李次白此番密使之行不但大陆上吉凶难料,回来台湾怕也是会被扣上“通敌”的罪名。1950年6月1日,他还是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并于几天后抵达上海。对于这次决定,李次白在1982年的一封家信中说过这样几句话:

多年来同学胡伟克、蒋经国害我,叫我把陈搞过来,许我以财政部。官迷心窍,冒险前往,到而今我落得妻离子散。

李文吉(李次白小儿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去找胡伟克要钱,后面还拖了四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坐黄包车去,可能后来没钱了,就开始走路去。

与陈毅的会面改变了李次白的一生,但其过程却十分简单,当时陪同的还有李次白的妹夫,也就是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对于国共和谈,陈毅说了这样一番话:

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孟熙兄和次白是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

虽然和谈的计划碰了一鼻子灰,但密使任务至此本应功成身退。只是历史戏剧性的转折却将李次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借助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的梦想似乎又指日可待。胡伟克连忙向李次白发出急信,指示他“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并让他留守上海见机行事。

此时距李次白离台尚不足一个月。这一月之差致使李家三十多年来分隔天涯。

李文驹(李次白长子):我以为父亲是在大陆被害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被共产党在青海劳改了。

1987年,李次白在香港去世,终其一生都未能回到台湾。

左派文人曹聚仁成为国共两岸沟通密使

曹聚仁本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抗战时因报道台儿庄大捷和皖南事变一举成名。1941年,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力邀曹聚仁改版《新赣南报》,并担任总编辑。尽管与蒋经国有着知遇之交,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曹聚仁还是留在了上海。事实上,曹聚仁与共产党也颇有交情,抗战时他经常往来新四军驻地,不仅采访过周恩来、陈毅,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皖南事变的记者。

曹雷(曹聚仁长女):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的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沟通两岸的开端。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来、陈毅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一个月后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语》。

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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