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托马斯斯当东：战争不可避免
在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托马斯?斯当东。
小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应该是英国最早的中国通。
1792—1793年，其父老斯当东作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副使出使中国，小斯当东随行；来华途中，小斯当东跟随使团雇佣的华人翻译学习中文，进步很快，随后在使团谒见乾隆皇帝时用官话和乾隆皇帝直接交谈，一举成名。
1798年他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服务，任文书，1804年出任货物管理人，1808年任中文翻译。1810年，《大清律例》由他翻译在英国出版，这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译为英文的书。
1816年，升任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派委员会主 席（即中方所称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同年，作为副使随同阿美士德出使北京。
1818年，参加选举进入英国议会，此后长期担任下院议员（1826年未得连任，1830年重新当选，1836年和1837年连续两届大选失利，1838年又通过补选重新进入议会，1852年退休。）在议会中，一直属于以坎宁为领袖的政治派别，这一派别在1830年之前被称为“自由派保守党”，之后脱离保守党与自由党合并。
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时刻，1840年4月7日，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漫长的辩论过程中，一位叫小斯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在他发言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异常认真。小斯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认为，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此时全场肃静，所有人都在倾听他的讲话。几分钟后，他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随即，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小斯当东的发言对议员们的选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发言结束后，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说，如果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
原来，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马戛尔尼访华时，13岁的他被作为“见习侍童”带到中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提斗篷的后沿，也得以见到天颜。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小斯当东闲来无事，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在觐见的时候，和珅向皇帝介绍，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
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乾隆皇帝微笑着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乾隆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予该童”。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却是了不得的恩典。“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小斯当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尽管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形象的急剧恶化，但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却对这个怀柔远人的国家抱有善意，他津津乐道于乾隆皇帝对自己的接见，还与大学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于是在1800年，小斯当东决定重返中国。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
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父亲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
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 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十几年的中国经验，给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1811年，小斯当东与“好朋友”松筠在广州再度碰面。新任两广总督的松筠，为小斯当东深入了解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勤奋的小斯当东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
就在这本著作问世的时候，小斯当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
回到英国后，小托马斯?斯当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5年后，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长驻广州，几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