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敢相信的历史真相（一）
三国历史细节大披露：相关……关羽好色 诸葛亮并非奇才
世人热捧的三国故事，主要来自演义。文学史家都认为，演义成于众手，一代代说书人、唱戏人反复宣讲、吟唱，集中了民间方方面面的智慧，罗贯中是一个最重要的整理者。将其作者确定为罗贯中则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此后，乾隆年间的毛宗岗又做了系统整理校订。
演义虽说与正史颇多不符，但它已成为中华民族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融汇了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的理想与向往。鲁迅曾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诚如此言，那确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
不过，历史剧的创作究竟要在多大的尺度上遵从史实，成为近些年来争议最大的难题。这问题其实不复杂，一部历史剧，对确凿的史实不宜作大改动，而史料中没有记载或语焉不详的则可以进行艺术加工。那些认为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不够精彩需要重新编排的说法不值一哂。
喜爱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影视剧编撰出来的情节远没有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关键是导演和编剧能否把它表现出来。
某些历史影视剧为了迎合市场和票房，借古人的躯壳将现代人对权力、金钱、美女的欲求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不惜胡编乱造、戏说连篇。这种“古为今用”，往往会误导观众，以为历史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当成真实的历史接受下来。
国人对三国史的认识因有了“演义”而更为复杂。不错，我们在演义里看到了义薄云天的胆色与忠勇，看到了匡扶正义的光辉和希望，看到了扭转乾坤的努力和奋斗，看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和悲壮，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三国真实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品味。
本文尽力溯本清源，呈现一个个丰富而细腻的史实，让三国的魅力更加清晰、真切。古今多少事，都付细谈中。
三国之事件篇
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冷兵器时代一场脍炙人口的战争。因为它几乎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这场被后人认定为意义重大的战争，是否真如人们传统认识的那样传奇多姿？是否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历史上的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的？
双方兵力悬殊不大
赤壁之战，曹操究竟有多少兵力？没有现成的数据，只能根据史料推敲分析。曹操自己说八十万，那是虚数。古今史学界无一认同此数。
曹操南征荆州时，从十五六万北方军人中抽调出步兵八万人、骑兵一万余人，但调集来南征的军队没有全部都参战。旱路运输限制了出战的兵力。在一条线上，上限兵力只能是五六万，超过此数，后勤无法保障。不仅道路拥塞，夫役本身也要消耗粮食及其他物资，牲畜也要消耗粮草。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将所统大约三万五千兵力没有从征至赤壁。南进到达江汉间的北兵数量应当是不满六万人。
至于荆州兵，总数或许可达七八万，但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南四郡仅仅被抚定，曹军从来没到过那里，所能动用的就是集结在襄阳等地的二万余人。这样，江汉间的曹操水、步、骑诸军，包括北兵和新附的荆州兵在内，共约八万人。
随后，曹操又留徐晃驻扎樊城，令曹仁镇守江陵。襄、樊新附，留徐晃驻此是绝对必要的。江陵南连长沙等郡，西与刘璋为邻，派曹仁坐镇是不可或缺的部署。如此算来，东征进抵赤壁的曹军总兵力约七万人。由于长江水运仰仗舟楫之便，更兼江陵军需储备丰富，后勤没问题，所以曹军东进兵力不受限制。
对于孙权方面，基本一致按照《三国志》的明确记载，是孙权给了周瑜三万人马参战，这个没有争议。而对于刘备方面，则多数以诸葛亮自己说刘备一万加刘琦一万合计二万为准。大致上均认为是孙刘联军五万人参战。
以五万抵抗七万兵力，人们普遍认为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属实，但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
赤壁之战应为“赤壁—乌林之战”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表次子刘琮送来的水军（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曹操的水军分为两路，沿江两边顺流而下，陆军也分成两路，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进，逼近赤壁。
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的一天，沿着长江南岸行进的曹军，与周瑜指挥的前锋部队刚一接触，便受到挫折。这个接触地，叫做“赤壁”，不叫“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则在南岸，两地隔水相对。
南路的曹军，在赤壁吃了亏。曹操立即下令，南岸的陆军全部上船，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上岸扎营。
曹军退过长江后，全军龟缩在北岸，固守陆口上游斜对岸的乌林，安顿伤病员。从赤壁到乌林，单就战场形势而言，曹操由进攻转为防御，周瑜由防御转为进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第一仗比第二仗更具决定意义。
这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称为“赤壁—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曹军的船与军营是在北岸，黄盖的大火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
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两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土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
“草船借箭”是借来的故事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联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平定关中，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孙权领兵迎战，两军战于长江水入巢湖的濡须口。曹操受挫，坚守营垒以待战机。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营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起初他没料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使得船要倾覆，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 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
自从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多数人只知道有《三国演义》，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周瑜打黄盖”子虚乌有
人们通常认为，曹军将战船用铁链相连，使得黄盖的火攻奏效，实际上，曹军的战船之间并没有用铁链相连，只是首尾相连、衔接紧密，看上去好像连成一串。实际上，曹军的船舰是用木板两两钉在一起，这样船身晃动幅度大大减小，北方兵在船上可保持战斗力。同时，两大船一体，可以即时进行接舷战的步兵数量增多，特别令江东军头疼。江东水军历来以接舷战制胜，如今接舷战的难度变大，就不得不为此发愁了。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武锋校尉黄盖向周瑜建议：“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在孙刘联军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黄盖提出的火攻的确是上佳的方案。
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用苦肉计，但诈降确有其事。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寨，便向曹操投书诈降。《江表传》记载了黄盖的诈降书，他在诈降书里认为以江东地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在《三国演义》中，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多。黄盖这样的人之所以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没有存太多怀疑之心。再说，黄盖降了之后，落入自己的手心，想处置随时即可，因此，曹操接受黄盖投降。
没有东风，火攻依然可实施
一直以来人们均认定，黄盖要火攻曹军沿江停靠的船队，必须借助东南风。如果没有东南风，则黄盖火攻绝不能成功，得出这个结论是很片面的。
黄盖在建议长途火攻突袭时，并没有提及风向问题，而只提到曹军船只首尾相连，就可以进行火攻。根据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席龙飞的《中国造船史》一书分析，中国风帆技术出现在战国时期，而到汉代则已经很成熟了。其中以三国东吴万震所撰写的《南州异物志》中对帆船技术的记载最为宝贵（《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这里面就详细记载了可利用侧向风力的用卢头木叶制成的帆，这种帆可以“其四帆不正前向”。因此，当时东吴水军战船装备有可利用侧风的帆是可以确定的。所以，黄盖的火攻船，并不是必须正好沿风向开进，而可以利用侧向风。加之周瑜、黄盖多次在长江流域进行水战，周瑜方面已经确认这个季节的风向均可以进行火攻。
退一步说，没有风力的作用，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完全可以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倚仗水力，而不是风力。
蔡瑁、张允没有卷入“反间计”
历史中的蒋干确系周瑜的同郡，也确实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后，并且只有蒋干劝降，没有中周瑜的反间计。
蒋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纵然是这样灵巧的辩士却无法撼动周瑜的意志，归来见曹操时蒋干还赞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这一段情节旨在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胸怀作佐证，但却成为小说家为赤壁之战添油加醋的作料。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传递了伪造的降书，使得曹操对水军都督蔡瑁、张允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处死了二人，从而为周瑜去掉了一个大隐患，成为赤壁之战周瑜取胜的关键。
事实上，史书上的蔡瑁、张允并没有被卷入“反间计”之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谈及蔡瑁、张允的时候，只论及二人是刘表的次子刘琮的党羽，在刘表临终时阻止刘表长子刘琦进见，而极力扶持刘琮上台。随即曹操南征大军将至，第一个跳出来劝刘琮投降的却不是蔡、张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韩嵩等一班刘表旧臣。这几个人共同的特征都是躲避战乱、客居荆州的中原人士，相比起蔡瑁、张允等荆州本土人来说，荆州的利益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更有好感，更愿意纳土归降以求得一官半爵。因此曹操在得荆州后也大施恩惠，给蒯越等十五人封了侯。但点名的名单里并未出现蔡瑁、张允，可见二人虽然也位列归降众臣中，也得到了封赏，却实属才智平平，未能得到重用。
至于曹操的水军都督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曹操用人的习惯而言，不可能用外人指挥这支庞大的水师。而曹操早在年初就在邺城掘玄武湖操练水师，相信都督水师的人选在那时就已经选定。后来的文学作品出于塑造周瑜角色的需要，虚构了蔡瑁、张允统领水师又被冤杀的情节，也使曹操水军一击即溃在理论上趋于合理化。
从读史的角度看，有关赤壁之战的诸多细节与人们的传统认识大有不同。当今学者对1800多年前战争真相的探寻能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就算是更为客观纪实的《三国志》所谈及的赤壁之战，可能也与真实战役过程大相径庭。今天留在人们印象中的赤壁之战，更多的只是扬刘贬曹后一个失真的历史故事。
《隆中对》“三分天下”并非诸葛亮原创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无尺寸之功、亦无可托之地的刘备三访诸葛亮于襄阳，后者纵论天下大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谋中原，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它就是被广为称颂的《隆中对》。这一对策，开启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辅政生涯，更开启了三分天下的割据时代。
后世对《隆中对》评价很高，因为它成功预测了天下三分，并成就了刘备以一个政治基础极弱的割据政权，最终实现与曹魏、孙吴分庭抗礼的建国神话。滚滚历史长河之中不乏以数言定天下，影响时代走向的政治家，《隆中对》也由此成为诸葛亮智慧的代名词。但若以三分天下的故事都出自于诸葛亮的“奇策泉诵，智谋纵横”，这显然只是小说家的思路。事实上，《隆中对》所论诸方略，远近都有所本，谈不上诸葛亮的“原创”。
据蜀早有先鉴
——萧何、韩信版“隆中对”
早在秦末乱时，萧何、韩信就向刘邦建言过“隆中对”。项羽与刘邦鸿门相会后，分封诸侯，立刘邦为汉王。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十分恼怒，欲与项羽一决胜负。周勃、灌婴、樊哙一般武将也极力赞成刘邦起兵与项羽决战。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萧何，清楚地了解楚汉力量相差甚为悬殊，所以极力反对立即决战，主张刘邦先经营巴蜀，待力量强大之后，再夺回关中，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汉书?萧何传》：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再看《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也曾向刘邦指出：项羽所封的三秦王章邯、董翳、司马欣率几十万秦子弟兵降楚，大部被杀亡，此三人反而封王关中，关中百姓对之早已恨之入骨，秦人不会再拥护他们。而汉王入武关，进关中，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深得百姓敬仰。关中父老无不以刘邦未封关中王而义愤，早已翘首而望汉军再至关中。因此，只要汉军举兵东进，三秦可“传檄而定”。这之后，刘邦完全采纳了萧、韩的意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后让项羽饮恨乌江，建立汉朝。
《隆中对》中言“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而诸葛亮以后制定的伐魏策略，也几乎拷贝刘邦出川的路线。但三国时期的中原和楚汉争霸的中原已经完全不同。东汉以来一直以洛阳作为都城，而曹操挟天子以许昌为都城近半个世纪后，诸葛亮才出祁山。诸葛亮制定《隆中对》时，许昌作为曹操的都城已经一段时间了，加上刘备还要夺荆州、益州、汉中三地，到北伐时中原的政治中心早就转移到许昌。这样即使蜀汉出汉中攻下长安，对曹魏也不会有致命的打击。这些恐怕是后来诸葛亮数出祁山，有心无力、无功而返的原因所在。
诚然，诸葛亮一意北伐的理论前提，在《隆中对》也有所申明，那就是“跨有荆益”，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出荆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决策的参照。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25-36年），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史称其时“蜀土清宴”，当时与诸葛亮身份类似的谋士李熊，就曾给公孙述提出“跨有荆益”以期进一步图谋的设想。（《后汉书?公孙述传》：李熊曰：蜀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李熊所设想的割据境界，含荆州西境，与《隆中对》立论大体相当。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此也有所记述，可知公孙述后来接受了这一战略方针。（《华阳国志?公孙述志》：不东出荆门，北陵关陇，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久安也。??乃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
刘邦以汉王定鼎天下的历史早就流传，而公孙述和刘备两者的割据形式极其相似，则更可能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认识来源。公孙述北上秦川之议以及所谓不进取则“王业不全”之语，《隆中对》与之高度雷同，以后诸葛亮连年北伐之事也与之符合，说明二者有着某种思想认识上的关联。
诸葛亮无法走出时代的局限，也无法改变蜀汉政权在他死后无力回天的现实，更不用说创造比肩汉高祖的伟业。在诸葛亮去世28年后，蜀主刘禅自缚请降，比之公孙述宁死不降刘秀，刘禅在史书上留下笑柄，这更是诸葛亮无法预见和不能接受的了。
英雄所见略同
——鲁肃、甘宁版“隆中对”
在汉末动乱纷纭的年代，除了诸葛亮以外，其他有识之士也在观察时局，探寻出路。在《隆中对》之前，东吴的鲁肃已对时局作过类似的分析，向孙权提出过相似的策略建议。
鲁肃在早于“三顾茅庐”的建安五年（200年）初见孙权时，就曾密谓孙权类似“隆中对”的策略。他认为现在曹操已经掌握了先机，因汉室天子在他之手，且曹氏在北方的势力又已得到巩固，而孙权的发展余地只能是南方，从而建议孙权分步以图进取。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扬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徐图天下以成帝业。（《三国志?鲁肃传》：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鲁肃之议与《隆中对》比较，虽有差别，基本构思却是相同。此外，曹军南下前夕，东吴名将甘宁也曾劝孙权取江夏黄祖，进图刘表、刘璋，他也认为须先灭江夏黄祖，再向西占据楚关，并逐渐并吞巴蜀。（《三国志?甘宁传》：今日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鲁肃和甘宁、诸葛亮三人的见解都比较准确地认清了形势，具有十分高明的战略眼光，但由于后世给诸葛亮抹上了过重的油彩，《隆中对》成了他一个人的灵光乍现。
刘备入蜀虽然是诸葛亮《隆中对》的重要应验，但入蜀本身却不是诸葛亮的功绩。历史地分析这个问题，“入蜀”本是刘备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赤壁战后，刘备对入蜀仍犹豫不决，主要在于他没有必胜的把握，倒不是《三国演义》中念及刘璋为同宗的顾虑。这也说明至少在此时，刘备似乎仍未将《隆中对》作为立国战略。此后，他在法正、庞统等人的劝说或策应下（《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可权借以定大事。），方才建立起巴蜀的偏霸之业。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诸葛亮本人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可视法、庞等人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
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他的《隆中对》虽可称睿智非凡，但也只是历史和时局的产物。不论个人的素质与才能如何，诸葛亮能起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荆州失守后，两路北伐之梦破灭，诸葛亮只有兵发秦川一策，已然无法完成统一大业了。
三国之人物篇
走下神坛的刚愎武夫 关羽的真实面目
世人皆知关羽，从“温酒斩华雄”的英迈到“千里走单骑”的忠义，从遍布世界的关帝庙到香港影视剧里警察局供奉的香案，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把关羽当成神去看待。关羽的尊号一封再封，从关公、关二爷到关帝，直至清朝取代岳飞成为与孔子并列的“武圣”，他终于走上神坛，名垂千古。
一介武夫
因《三国志》作者陈寿“尊曹抑刘”的倾向，关羽的传记不足千字，可以确定的是，关羽是一员勇猛非凡的虎将，但也不过一介有勇无谋的武夫。关羽的身世一直不详，到清代康熙年间才出土了他家族的墓碑，他其实出自一个经学世家，至少在他父辈时还以学问为业。（《关侯祖墓碑记》：“（羽祖关审）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但没有更多证据显示关羽本人饱读诗书，后世广为流传关羽“夜读《春秋》”的形象，恐怕还是受罗贯中的影响。
关羽确实武艺高强，颜良就是被他“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三国志?关羽传》：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不过接下来的“诛文丑”则又属《三国演义》的发挥。“诛文丑”出现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关云长挂印封金”，为制造气氛铺垫关羽出场，作者先交代了曹操帐下名将张辽、徐晃等都拿文丑莫奈何，等关羽出马，三两下就把文丑搞定。文丑是袁绍手下名将，本事也着实了得，他就这般“冤死”了。按史载，文丑命丧于著名的官渡之战，而且很可能死在乱军之中（《三国志?袁绍传》：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太祖击破之，斩丑。），和关羽搭不上干系。
鲜为人知的是，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另有山西祁县、清源人说），他在小说中把老乡山西解县人关羽当作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的典型代表，大书特书关羽的丰功伟绩。和诛文丑一样，华雄本为孙坚所杀，蔡阳实为刘备所斩，罗贯中把别人的战绩，硬塞到关羽的“功劳薄”上。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夸大其词的更是多见，如为护刘备家眷“千里走单骑”属实，但中途添加“过五关斩六将”则是子虚乌有；还有“水淹七军”的神机妙算，实际上是天降暴雨所致，关羽捡老天爷的功劳而已。为突出关羽“高大全”式的形象，罗贯中把这些骄人战绩，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全部转到关羽名下，以彰显其骁勇机智。
细读《关羽传》更可发现，历史上的关羽极度缺少政治头脑。他不懂得联吴抗曹的重要性，拒绝孙权的联姻，态度很不友好，辱骂求婚的使者：“犬子怎能配上虎女？”得罪了东吴。这之后的故事人们都熟悉了，孙权谋取荆州后，将关羽父子斩杀于临沮，孙刘联盟也彻底破裂。
刚愎自负
如果说缺少政治头脑葬送了蜀汉的前程，那么“颇自负，好凌人”就是关羽个人最大的性格缺陷。
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来降，关羽致信诸葛亮探问虚实，亏得诸葛亮知道他的那点“小算盘”，说马超虽与张飞棋逢对手，却难与关羽为敌，因为有孔明的表态，关羽才放下心来，并沾沾自喜。（《关羽传》：（诸葛亮）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陈寿的《三国志》记载这个事情本很简单，但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因为罗贯中把关羽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也当成是优点（至少是特点）来写，甚至出现了关羽不顾驻守荆州的军职，一心要入川与马超决斗的情节。
关羽对马超尚且如此，年迈的黄忠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三国志》里记载有关羽对黄忠的态度。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忠在汉中归降，刘备、诸葛亮有意将他和其他几人封为“五虎将”，却担心关羽耻与黄忠同列。（《三国志?黄忠传》：诸葛亮说先主曰：“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原来马超、张飞都在战场上见识过黄忠的实力，对这个提议肯定没问题，他们就怕到关羽那儿有意见，说明关羽自负的性格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果然按刘、诸预想发展。《三国志?费诗传》记载，刘备称汉中王后，派费诗去封关羽为前将军，关羽听说黄忠被封为后将军，十分生气，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态度极其嚣张、不可一世，费诗好说歹说才劝服关羽接受封职。
刘备、诸葛亮等人这样的迁就，进一步加剧了关羽唯我独尊的病态心理。等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他更是居功自恃起来，看不起麋芳、傅士仁等搞后勤的军官。后来，眼看关羽出军乏粮被困，掌握着粮草用度的糜、傅二人以牙还牙，不准备出手相援，关羽哪里受过这等气，扬言“还当治之”，准备回来治他俩的罪，逼得二人反叛。最终，关羽败走麦城，再也没有机会治他人罪了。
好色之徒
其实，关羽也算有点好色。据《关羽传》注引《蜀记》记载，建安三年（198年），刘备与曹操合力攻打吕布时，关羽向曹操要求说等攻下城后，想要得到士人秦宜禄的妻子杜氏。但是下邳城破以后，曹操命令捉了杜氏先送来让他自己瞧瞧，结果好色的曹操忘了对关羽的承诺，把这妇人给自己留下了。自此之后关羽和曹操就有了间隙。
说关羽和曹操为了争女人翻脸，以至于最后“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显然有一些言过其实。而因史籍所载有限，我们不清楚关羽讨要杜氏真正动机何在。而杜氏的儿子由曹操抚养长大，就是后来的魏国骁骑将军秦朗，一度是魏国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由于关羽死得比曹操还早，史书没留下他与秦朗的蛛丝马迹，所以关羽和杜氏到底有过什么瓜葛就成了一个谜。
千百年后，关羽不再是那个凡人的关羽，他的一切性情、弱点被人们羽化、升华，逐渐变成了一个完人。隋朝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授关羽亡灵“菩萨戒”，他被封为伽蓝菩萨。唐高宗拉关羽入武庙，与姜子牙并驾齐驱。道教天师编造了“关公大战蚩尤”的弥天大谎，关羽又成为道教的头号尊神。历代帝王更是对他屡加封号，宋徽宗封他为忠惠公，明神宗封他为关圣帝，清道光皇帝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他的名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还高出一筹。他在洛阳的墓地仅次于皇帝的陵墓，称为“关林”，他的庙宇，与孔庙一样，遍布中国??
解释这一现象是费力的。统治者给他封爵加号，看中的是他的忠义，借以巩固统治。于是乎，这位生前并无丰功伟绩可资夸耀的凡夫俗子，死后却被神化为超越历史的战神甚至财神，最终脱胎换骨，成了三教九流都顶礼膜拜的道德楷模，人间神祗。
链接：关羽为何成为财神
关羽死后，成为儒、释、道三教都供奉的神灵，享受历代统治者的一路崇封，都还“情有可原”，但关羽为何成为了财神，需费一番思量。
原来，中国古代的商帮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他们知道经商必须同心志合，恨不得像桃园三结义那样的一心一意。而关羽是个义神，商人们就把这个“义”字投射到关羽身上去了。尤其到了晚明，晋商开创了很多重要的商业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打出一个口号——“以义取利，诚信天下”，他们集体包装出来的代言人，就是关羽。
因此中国才出现一种“上关下财”的财神。上边是关公，下边是一般的财神。关羽在财神里面代表道德，是道德神，也就是说他代表了中国传统商人向往的美好商业制度：义在上，利在下。
诸葛亮并非军事奇才 神机妙算多为虚构
新《三国》导演高希希说，在新《三国》中“诸葛亮的定位是似神似仙，而（其扮演者）陆毅身上有种飘逸的气质，我觉得他能塑造出一个既漂亮又睿智的诸葛亮。”在电视剧中，诸葛亮既是一位变法立宪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技专家和具有高超指挥才能的军事家。
而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精彩之处也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自“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至“五丈原大星陨落”，近三十年间的历史完全围绕着诸葛亮展开。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而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更是呼风唤雨，神机妙算。
然而事实上，诸葛亮那些在军事上的传奇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掠他人之美。例如小说中著名的赤壁大战，除了“草船借箭”是转嫁孙权的故事之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借东风”等精彩情节，皆为作者虚构。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可圈可点处并不多，远非《三国演义》所渲染的那样用兵如神。
“火烧博望坡”刘备是主角
《三国演义》中，曹操派大将夏侯惇进攻新野。诸葛亮在新野设下埋伏，令赵云去诱敌深入，然后火攻。夏侯惇中计，大败而归。诸葛孔明打响出山后的第一炮，也令关、张等人折服。然而，历史上此事发生在建安七年（202年）,火烧博望坡这场战斗进行之时，诸葛亮尚在南阳躬耕，直到建安十二年他才出山，这场漂亮的胜仗实为刘备亲自指挥，与诸葛亮毫无关系。
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后，刘表派刘备屯兵新野，以拒夏侯惇、于禁、李典等所领曹兵于博望。两军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刘备伏兵于路旁，自烧屯营伪遁。夏侯惇不知有诈，率兵追之，为伏兵所破。刘备虽获胜，但曹兵损失并不多。而且，《三国志》的《武帝纪》、《夏侯惇传》、《于禁传》及《资治通鉴》等均未记载这次战斗，说明博望坡之战的规模并不算大，却被《三国演义》大肆渲染。历史上的刘备素以宽厚仁义示人，博望坡之战表明他还颇有军事才能。
“既生瑜，何生亮”的历史冤案
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导演王扶林对诸葛亮角色曾经提出自己的看法，旧版三国“人物形象上我们有一点没能突破，就是诸葛亮和周瑜的年龄问题。”戏剧舞台上周瑜是小生，而诸葛是老生扮相，但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六岁。而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历史真相远非年龄错位这么简单。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写成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典型，他对才智超过自己的诸葛亮，千方百计加以谋害，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直到临死时他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并把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智绝”的地位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讲求生活品味，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史家也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
至于其气量，简直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江表传》记载：“（老将陈普）颇以年长，数**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较。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却成为周郎身后数百年来的最大冤案。
周郎诸葛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
真假难辨的“空城计”
历史上著名的“空城计”，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中出现：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怀疑其有埋伏，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化险为夷。故事之离奇令人匪夷所思。
空城计在史书上的记载始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叙述大致与演义相似。裴松之却对这一记载提出了驳斥。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230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但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
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15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但他还是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让后人有了真假难辨的疑惑。
“木牛流马”假亦真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描述，说这种运输工具“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司马懿闻报，派人去抢了数匹。谁知诸葛亮派人以魏军打扮混入运输队，暗中将木牛、流马口中舌头扭转，牛马便不能行动。这么神奇的运输工具，在现在也算是巧思绝作了，由于《三国演义》描绘得太奇妙，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纯系小说家的杜撰。
然而查考史书，诸葛亮确实制造过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没有《三国演义》描绘得那么神奇，但从中可见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的历史事实。
《诸葛亮集》中的一段文字，应是可靠的资料：“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虽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但因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多年来，人们对此作过许多猜测。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经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这种说法，源自《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意谓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之称。
另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颖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记载说，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为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是一种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但木牛实为何种模样，并无定论。
史家质疑的“七擒孟获”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刘备死后，蛮王孟获联结南方各郡的大姓起兵造反，他们攻城略地，蜀汉边境地区扰攘不宁，人心大乱。为巩固蜀汉大后方，以便全力与曹魏抗衡，诸葛亮亲率川军南征。他坚持“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孟获屡擒屡纵，共达七次之多，终于征服了孟获。这个桀傲难驯的蛮王带领妻子兄弟和死党，心悦诚服地拜倒在诸葛亮的面前指天发誓：“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也！”“七擒孟获”乃是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上大书特书的篇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诸葛亮的南征确是史实，连“七擒孟获”也是见诸于史料记载的。《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道，诸葛亮到南中之后，连战连捷。他得知孟获在当地深得人心，便设计活捉了他，但孟获并不心服。诸葛亮便放了他，让他再来一战。结果盂获一连被俘虏了七次，才真正心悦诚服了。东晋史学家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中，也留下了“七擒孟获”的记载。
此事虽见于史书，但并不等于就是确凿的史实。因为即使以常理推论，所谓“七擒孟获”也很难经得起推敲，《续云南通志》认为，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从成都出兵，当年秋天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并彻底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诸葛亮渡泸至滇池，仅用了五六个月时间，岂容如此耽搁时日。
从四川盆地到云南中部，路程达一千多公里，且全是崎岖难行的“蜀道”。在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南征大军光是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三个月以上。剩下的三四个月，蜀汉军队还分别平定了其它几个地方的叛乱。这样一来，用于平定益州地区叛乱的时间最多只有两三个月，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孟获，都不可能组织起多达七次的战役。
其次，严峻的形势也不容许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搞什么“七擒七纵”。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正是蜀汉政权的“危急存亡之秋”。刘备东征，被陆逊火烧连营，国家精锐损失殆尽，元气大伤。北方有强大的曹魏虎视耽耽，东方好不容易才同东吴恢复了睦邻友好关系，而大后方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
清代撰修的《通鉴辑览》指出，对于诸葛亮来说，当务之急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南方叛乱，然后立即挥师北上，对付蜀汉的头号敌人——曹魏。所以，即使诸葛亮有充分的把握对盂获屡纵屡擒，一生以谨慎著称的他也不会这么干。
正如《通鉴辑览》所说，“七擒孟获”的故事虽然为后世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却是“无识已甚”。
陈寿所撰《三国志》乃是记载三国史实的最权威的史籍，此书中不但没有“七擒”的记载，连孟获其人也没有，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不采用这个传说，是有其充分道理的。
诸葛亮如何被神化
诗人杜甫有“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诗句，可见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有了至上的地位。诸葛亮可能是中国政治史中少有的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政治风格的人们所共同称道而享有美誉的政治家，在民间，他又成为智慧的象征。诸葛亮自陈心志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成为一种献身精神的典范。
陈寿写《三国志》是在西晋，距离曹魏时间比较近。出于陈寿的立场，他在《三国志》中，将魏晋作为正统，孙吴和刘蜀都是分裂天下的角色，所以对诸葛亮的生平记事秉承了较为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诸葛亮是长于内政而短于军略的。
一直到南宋以后，诸葛亮被朱熹大大推崇，文学著作开始树立诸葛亮这个“光复汉室”的典型。诸葛亮被神化的大量举动也在此后出现。
我们在讨论诸葛亮顶上何以形成辉煌的光环时，还有必要认识与此相关的“鱼水君臣”神话的生成和影响。
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一句“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被后世传为君臣关系至契的佳话。武则天诗作中所谓“君臣德合，鱼水斯同”，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李白诗中“刘葛鱼水本无二”，以及“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岑参“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等等，都在“鱼水”二字中暗含某种个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鱼水君臣”幻想，是专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也有历代文人借以寄托功名抱负，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
被误读的三国女人
“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这句出自莎翁的名句在中国也能得到应验，在男人残酷的政治和战争漩涡中，女人作为弱者往往成为被历史忽视的人群。
一部出场人物达一千多人的《三国演义》，女人的形象除了貂蝉、蔡夫人、孙夫人之外，几乎都是一笔带过。罗贯中对这些女人进行了有意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在热播的电视剧《三国》中得到了延续，可见传统之于现实的影响有多深。
貂蝉——美女的祸水之名
三国里的美女不少，貂蝉是最突出的一个，她在男人的策划之下，成为王允美人计中最关键的角色。这个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
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载，董卓喜怒无常,曾因小事不满而“拔戟掷布”，吕布心怀怨恨，后因与董卓的侍婢私通一事，“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于是萌生杀机。王允不失时机地拉拢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后汉书》对此事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在真实的刺杀事件中，王允的确运用了一些计谋，但根本不是人们熟知的美人计，也许只有“布与卓侍婢私通”一事能与美女沾上边。
“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这两句诗最早出现了貂蝉的名字。后来，貂蝉又成为《刺董卓》、《貂蝉女》等金代和宋元戏曲的主角。
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让貂蝉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在剧中她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曾被汉灵帝选入宫中，成为一名宫女，因掌貂蝉冠来，故名貂蝉。后来灵帝将其赐予丁建阳，丁建阳又将她配与养子吕布为妻。黄巾起义时，夫妻二人失散。她之所以接受王允的连环计，就是为了能与远在长安的丈夫吕布团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捕风捉影地对貂蝉的故事进行了有意的误读，她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吕布之妻变为王府歌伎，把原本被动接受美人计的貂蝉塑造成一位“年方二八，色伎俱佳”，深明大义，为报王允教养之恩而甘愿献身的女性。但是，这个被罗贯中称赞的智勇双全、舍身救汉的奇女子，看似女中豪杰，实为男人手心的尤物而已。在男权社会下，年轻貌美的貂蝉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身不由己地踏入虎狼之穴，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完成了男人所谓的“义举”，但即便舍生取义，也难免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貂蝉何其不幸！
新《三国》的故事延续了罗贯中对美女的误读，故事基本上还是那个故事，但貂蝉的情感更加丰富，与吕布之间也不再是逢场作戏，她爱上了吕布，甚至痴情地告诉王允，吕布绝不是助纣为虐之徒，而是一个真英雄，上演了一出缠绵悱恻、撕心裂肺的爱情大戏。遗憾的是，终于尝到爱情滋味的貂蝉，依然是男人手中的一颗棋子，董卓和吕布的悲惨结局使她难逃指责，这是她的悲哀，在罗贯中笔下，没有爱情容身的世界。
孙夫人——“和亲”怎能换来幸福
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孙权采周瑜计，以妹子为政治筹码，招刘备入东吴成亲，用美色使其乐不思归，想趁机取得荆州。不料最后竟假戏真做，孙夫人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夫君逃回荆州，背叛了自己的亲兄弟。
这位与刘备同甘共苦的孙夫人在历史上姓名不详，孙尚香这个名字因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而为人们熟知，其实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戏剧《甘露寺》中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将孙夫人的名字误记为孙仁，又用各种编辑手段，重新组装出来了一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计。
据史料记载，赤壁之战的第二年，孙权出于孙刘联盟的考虑，主动将其妹嫁与刘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孙权 “进妹固好”，将其妹送至公安，刘备到江边迎亲，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成婚的地点并非是东吴的驻地京口，所以《三国演义》中刘备入东吴成亲，后在孙夫人的协助之下逃回荆州的事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至于那个人们所熟知的吴国太甘露寺看女婿的故事更是没影儿的事儿，因为吴国太早在建安七年（202年）就已经去世了。
孙夫人和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成了非常完美的一对，他们的婚姻固然是一桩政治婚姻，但夫妻感情却相当不错，孙夫人不仅帮着刘备从东吴逃回荆州，而且在听到刘备虢亭之败后，遵从了当时社会女性的道德标准，祭夫而死。新《三国》里，他们的感情生活更是被放大，以此来表现孙夫人对命运的抗争。在逃回荆州的路上，孙夫人安慰刘备道，“我兄长不念亲情，我何必为他考虑？夫君莫要惊惶，你我夫妻一体，同生共死”。此夫妻同心的宣言在三国时期难能可贵，但她所嫁之人却是把女人视作敝履的刘备，况且，在为政治而进行的联姻中，孙夫人真的很幸福？
《三国志》记载，孙夫人身为孙权之妹，骄纵蛮横自不必说，她不爱红装爱武装，“极甚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遍满，虽男子不及也”，显然是一个古代版的野蛮女友。
她的卧房内“侍婢百余人，皆执刀侍立，备每入，心常凛凛。”孙夫人对婚姻的抗拒、对刘备的跋扈由此便能看出端倪。
《三国志?法正传》记有诸葛亮对孙夫人在荆州骄横的感叹，“主公之灾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看来，孙夫人给刘备带来的威胁，已经可与曹操、孙权相提并论了，足见他们夫妻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为以防万一，刘备还特命赵云随侍左右，保护自己。
孙夫人与刘备的婚姻其实并没有持续太久，据《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建安十六年的十二月 ，“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孙夫人原打算把阿斗带回娘家，行至半路却被赵云和张飞横舟夺了回去。如果孙夫人和刘备真的是一对恩爱夫妻，孙夫人怎会轻易离开，又怎会出现抢夺阿斗的紧张一幕？从此，《三国志》中就再也没有孙夫人的音信，传说中祭夫而死的结局只是人们美好的想象吧。
麋夫人——烈女子是男人“忠义”理想的寄托
“子龙，你把阿斗带上，务必交给主公！”她含泪望了一眼阿斗，便翻身投入井中。长坂舍身救阿斗的悲壮一幕，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伟大贞烈的女人——麋夫人。
但麋夫人的光辉形象只是罗贯中对历史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根据《三国志?先主甘皇后传》记载，“随先主于荆州，产后主。值曹公军至，追及先主于当阳长阪，于时困逼，弃后及后主，赖赵云保护，得免于难。”从这段史料来看，在当阳长坂与阿斗一起被刘备抛下、陷入险境的并非麋夫人，而是阿斗的生母甘夫人，他们母子二人在赵云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绝没有自杀一事。
罗贯中的艺术升华造就出来的烈女麋夫人，倒真的是刘备的一位夫人，《三国志》 仅在《蜀书? 麋竺传》中交代了一句：“建安元年??先主转军广陵海西，（麋）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而对她后来的死因就再也没有记载了。
在《三国演义》中，像麋夫人这样以自杀方式结束性命的贞烈女子还有几位，如悬梁劝子的徐庶老母、自缴身亡的马邈之妻李氏、与夫同殉节的刘湛妻崔氏。
在三国诸侯割据的战乱年代，中国传统的“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的道德理想常常受到严峻的挑战，当时虽不乏以死相谏的忠臣直士，但一些文人门客也常易主而事。罗贯中把几个女人改写成烈女子，将其树立为女人道德的楷模，与当时视作天经地义的“三纲五常”思想是分不开的。
大乔小乔——历史中的一粒尘埃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的这两句诗带给后人无限遐想，人们纷纷猜测，她们到底有多美。罗贯中更是在《三国演义》里，把二乔与孙权、周瑜的爱情故事渲染了一番，铜雀台被说成是专为二乔所建，赤壁之战成了为争夺女人而发动起来的“特洛伊战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妙地将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两句“连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中的“二桥”改为“二乔”，让周瑜相信，曹操下江南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和孙权的妻子，于是立即同意了诸葛亮联合抗曹的请求。
二乔的故事广为流传，在吴宇森的《赤壁》中，诸葛亮的戏言成为现实，曹操迷恋于小乔的国色天香，发动了赤壁之战。小乔是中国版的海伦？答案是否定的。
二乔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们姓桥而不姓乔。《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孙策欲取荆州，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合军西进占领了皖城，“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在《江表传》中，“策从容戏瑜曰：‘桥公儿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她们的故事在史料中也就只有这寥寥的数笔，并没有后世传说中那样精彩。
关于曹操为二乔修建铜雀台，并发动赤壁之战的故事，就更不足为信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铜雀台始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诸葛亮劝说周瑜联合抗曹时，怎么会预先知道曹操会打造一个铜雀台？再说，如果铜雀台真与二乔有关，曹植哪来的胆量敢将父亲的风流韵事写进《铜雀台赋》？
在真实的历史上，大乔、小乔姐妹并没有后世臆想的那样重要，她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只是男人故事里的小小符号而已。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重病卧床的曹操担心妻妾们今后的生活，特意在遗令中说：“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让妻妾仍住在铜雀台不至被赶走。他还担心她们以后日子艰难，劝她们学会做鞋子，卖了作为生活费。曹操的良苦悲悯用心令人感慨，也从侧面反应了那个时代女人在失去丈夫后流离失所的命运。更有甚者，东吴大将吕蒙去世后，孙权痛苦之余，还令吕蒙的两个爱妾殉葬，可见那时殉葬制十分普遍。曹操没让妻妾陪葬，也算是她们运气不错。她们从属于男人，轻得就像风中的尘埃。
不论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陈寿的《三国志》，女人的地位永远是男人的附庸，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盛行了几千年。
在近几年的影视剧中，爱情总是不可缺少的情节，女人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新《三国》中，女人不再是简单的绿叶，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戏成了该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电影《赤壁》中，我们也看到了如孙尚香、小乔这样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在爱情戏里，这些倾国倾城的佳人不再只是男人的尤物、政治的筹码，而是被赋予了现代女性的意识，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义父此举与禽兽何异？”貂蝉的这句质问强烈地表达着她对命运的抗争。女人的地位不再是男权社会的从属，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女性个体生命价值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