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敢相信的历史真相（二）
三国历史细节大披露：相关……你不了解的另一面
三国之军事篇
关羽用的不是青龙偃月刀
青龙偃月刀是整个三国故事中最为著名的兵器，它几乎与关羽融为一体，人们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关羽应当使用这把刀，关于它的传说大家耳熟能详：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即便到今天，这种造型的刀仍被称作“关刀”或“关王刀”。可见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但历史上，关羽使用的并非是青龙偃月刀，而是类似于矛一类的兵器。遍查史书，三国时代无人曾使用“青龙偃月刀”，《三国志》中说到关羽“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很可能他使用的是矛，同时随身佩有短刀，以便对刺杀的敌将进行斩首。
《三国演义》中说关羽使用青龙偃月刀是一种附会，为的是使人物的英勇形象更加丰满，其实偃月刀到宋代才出现，也叫“掩月刀”，偃月，即半月的意思。宋代《武经总要》中就有这种刀的绘图。这种宽刃大刀的制造工艺在三国时还不成熟，很难造出。三国时的刀为窄而直的刀，长度在1米左右，东吴的刀长60多公分，蜀国的刀则长1.2米以上，有坚厚的刀背和单侧刃，不再有锐利尖锋，而且一般都有环首，环首上的布条缠在手腕上，可以防止格杀时刀从手中脱落。
自西汉时起刀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传到朝鲜、日本。秦末农民起义经过楚汉相争之后，骑兵日渐增多，由于马速很快，想要毙伤敌人主要靠挥臂劈砍，而不是用剑向前突刺，快速冲杀的骑兵需要一种便于砍杀、不易折断的短兵器，用以取代重量较轻、只宜刺杀不宜砍杀的剑。这样一来，尖长的剑锋的作用不大了。虽然剑两侧都有刃，但是劈砍时只能用其中一侧的刃，另一侧的刃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而且使制造工艺更为复杂，剑的最厚部分在中脊，不但工艺要求高，劈砍时还容易折断。用剑刺杀还有一个缺点：因为当时马镫还没发明，骑兵在马上刺杀极容易把自己顶下马来。于是，自西汉时起就出现了环首的长刀，这是一种专门用于劈砍的短柄兵器，一侧有刃，另一侧做成厚实的刀脊，同时去掉了锐利的长剑锋。厚脊薄刃不但从力学角度看利于劈砍，而且刀脊无刃，可以加厚，因而不易折断。所以，《释名》说：“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三国时环首刀已经普遍装备军队，其在实战中的地位超过了传统上的剑。当时的炼钢技术也有了重大发展，在此之前，上等的钢只有反复锻打而成的“百炼钢”。“百炼”是形容其多的意思。西汉晚期以后，随着炼炉的增大以及鼓风技术的改进，炉温提高，可以将铁熔化了。生铁可逐渐除碳变成熟铁，造刀、剑时，用生铁和熟铁糅合在一起，反复折叠锻打，乃是百炼成钢。在由生铁炼成熟铁的过程中，如工艺不够或原料较差，就炼成质量比较差的钢，有的环首刀就干脆是铁制的。这一时期优质钢刀的代表作品，应该是山东苍山发现的一把有纪年铭的长刀，全长111.5厘米，大约是一与三之比。刀身上饰着错金的火焰纹，并且有十八个错金的隶书刀铭：“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大刀吉羊宜子孙。”由此可以知道这把刀是汉安帝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制造的。这把刀经过鉴定，是以含碳较高的钢为原料，经过反复多次锻打的。铭文中的“卅”，即“三十炼”，指将钢锻造后折叠锻打，这样反复锻打三十层而制成的。同时，这把三十炼大刀的刃部还经过了淬火。采用百炼钢造刀，大大提高了质量。
百炼钢虽好，但成本高，费时久。曹操曾下令作百炼刀5把，耗时3年才造成，自己留了两把，另3把分给了3个儿子用来随身佩带。东汉晚期，炼钢技术出现决定性突破，发明了灌钢法，这一技术水平在全世界一直领先到十七世纪。所谓灌钢法，就是把生铁液淋灌在熟铁板上，再加以锻打，仅需几个昼夜就可以炼成品质令人比较满意的钢。这种钢虽然品质比百炼钢要差一些，但成本比百炼钢低了数倍以上。造刀技术的日趋精良使造刀业规模增大，一次造刀动辄上千。蒲元为刘备造刀5000口，在斜谷为诸葛亮造刀3000口，其淬火技术已十分先进。当甘宁百骑劫魏营归来后，孙权一次赏给甘宁刀百口。由于生产量大，铁环刀基本取代长剑，成为军中最主要的格斗短武器。
虽然青龙偃月刀在三国并未出现，但带有木柄的长刀却是可能有的，《三国志?魏书?典韦传》就称：“韦好使大双戟与长刀”。不过这一时期带柄长刀不是常见兵器，三国时将领使用的主要是长矛，如关羽、张飞、吕布等用的都是矛，取其突刺作用。
到了唐宋时期，长柄大刀已成为长兵中的重要武器之一，唐代有种被称为“陌刀”的长刀就常被使用，这种刀两面有刃，前边带尖，能刺能砍，极为凶悍。唐代名将李嗣业就是著名的陌刀将。宋代的长柄大刀形制多样，有掉刀、屈刀、笔刀、眉尖刀、戟刀等五花八门的名称和样式，当然，也有掩月刀。
三国时马镫并未出现
在古装战争剧的拍摄中，有一个最令导演头疼的问题，就是马镫。专家普遍的观点认为，马镫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说，三国时还没有马镫，更不用说之前的秦汉了。可是现在拍古装剧，没有马镫谁还会骑马？这令导演们十分尴尬。新版《三国》剧中，凡是战马全有马镫，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读者有必要对这一细节多加了解，因为这是中国军事装备领先世界的重大发明。
我们知道，根据几何原理，三角形最具稳固性。骑马也是如此，骑马者只有借助马鞍（高桥马鞍）和马镫，臀部支撑于马鞍上，双脚支撑于马镫上，构成三个支撑点，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才能达到人马合一的效果，在马匹急速奔驰的时候轻易不会掉下来，在战斗中也更能保持身体的灵活性与挥动兵器的力量。
在马鞍和马镫发明之前，骑着近似于光身子的马匹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就是骑兵出现之前，中、西方为什么都用马来拉战车而不直接骑马作战的一大原因。
但战车比起骑兵，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弱点是对地形要求很高，地形不平坦不行，有条小河小沟也不行。在战车时代，双方打仗一般要提前选择一个平原地形，然后才能开战。打着打着，不小心车轮子一损坏，那就完蛋了。另外，使用战车也十分不经济，组装一辆战车一般需要四匹马，而车上只有三名甲士，一人负责远程攻击——射箭，一人负责近程作战——持长戈或长矛，还有一名非战斗人员——御者，花费四匹马以及大量的木材，才能拥有两名高速机动的战斗人员，比起一人一马的骑兵实在太浪费了。
战国时期，马鞍与马镫还没有发明出来。这时候的骑兵，主要是利用马的快捷优势，进行一些侦察、骚扰、包抄、偷袭和追击的任务，配合步兵军团进行战斗，骑兵单独对步兵作战并不占有优势。秦赵长平之战，白起以1.5万骑兵截断赵军与营垒之间的联系。骑兵的编制还不大，并不独立完成战役任务。秦始皇兵马俑中，骑兵的数量很少，而且分布在远离主阵的侧翼，就是明证。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的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其他马具齐备，也有类似鞍垫的马鞍，唯独缺少高桥马鞍与马镫。不过秦汉时期骑兵已有很多的独立建制部队。比如楚汉相争时，两军有很多称为“骑将”的军官。公元前202年楚汉垓下决战，项羽最后失败，带领800名骑兵突围。刘邦命令骑将灌婴率5000骑兵猛追，一直追过淮河。项羽只剩下28个骑兵，被数千名汉军骑兵包围。项羽认为是天要亡他，无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于是把战马送给艄 公，要骑兵全都下马步战，与汉军短兵相接，最后项羽受伤自刎而亡。
据考古研究，在中国发现的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年代最早的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如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因此可以断定，最晚在东汉后期，高桥马鞍就已经出现。许褚在一次保护曹操撤退中，便曾在船上手举马鞍以抵挡射来的箭矢。
那么，马镫是什么时间出现的？
在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实物双马镫，最早的是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出土的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三角形鎏金铜裹木质马镫，时间是公元四世纪初；另一件是南京象山东晋琅邪王氏（王导、王羲之一族）墓葬群七号墓中出土的一件装备双镫的陶马，时间是东晋永昌元年（322年）或稍后。这表明双马镫在公元四世纪初，在中国境内已经广泛使用，而且马镫的形态已经趋于成熟。
而欧洲出土的马镫，最早的是在公元6世纪匈牙利阿瓦尔人（蒙古高原的柔然人后代）的墓葬中，这比中国晚了两个多世纪。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马镫是由古代中国人（包括汉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发明的，是柔然人把马镫从中国带到了西方，马镫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中国靴子”。
另外，根据史书上关于骑兵作战的一些记载，比如项羽使用骑兵冲突敌阵、汉武帝时期骑兵作为主战兵种大规模投入进攻匈奴的战争等，许多人推测马鞍和马镫就是在中国汉代出现的。即使当时没有出现后世的金属双马镫，起码出现了类似的替代品——比如采用绳带、皮革或木板作为马镫。
这不只是人们的推测，西方一本《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的书籍记载，“上帝之鞭”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骑兵，装备有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马镫。不过那种马镫是在马鞍上系上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让脚有个可以踩踏的地方。
由此可见，早期的骑兵的确采用过绳带、皮革或者木板一类的材料作为马镫，而这些材料很容易腐烂，不可能有实物保存下来。至于金属，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东西，如果用来大量制作马镫，那实在是太奢侈了。
成熟的马镫在公元四世纪初出现于中国境内，但曹操手下威猛无比、百战百胜的虎豹骑，很可能就是装备了木板、皮革和绳带制作的马镫替代品，方才发挥出令人恐怖的战斗力。公元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亲率5000骑兵奔袭袁绍军后勤基地乌巢，获得决定性胜利。公元211年曹军进攻关中，以步兵诱敌，而以“**”为主力夹击，大败马超、韩遂。
十六国混战时期是重装骑兵全面登上军事舞台的时期。马镫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在马上的格斗能力，重装骑兵已具有强大的突击能力，成为战场上令人生畏的决定性力量。军队中骑兵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后来北魏军队动辄出动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大兵团作战，甚至在450年大举进攻南朝刘宋时，出动的骑兵居然达到了60万，营寨绵延3000里。
北朝极端重视骑兵的传统也影响到隋唐。唐太宗是一位轻骑兵（指人披甲、马不披甲的骑兵，人披的甲是两当铠为主，主要遮蔽胸部，或者也叫胸甲骑兵）奔袭战术的积极实践者。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东征西讨，很多战役都是他亲自率轻骑兵奔袭、突击而获胜，著名的“昭陵六骏”就是他的坐骑。唐代也是古代汉族皇朝军队骑兵的鼎盛时期。按照《通典》所载唐初大将李靖的说法，唐代军队的标准编成是骑兵要占到战斗部队的30%。而盛唐时期全部57万常备军中有16万是骑兵。
吕布的兵器不是方天画戟
前文提到，吕布用的是矛而非方天画戟。新版《三国》中吕布用的戟实际也是到宋代才出现的“戟刀”。三国时，戟是军队中的标准武器，从战国开始常用“持戟”一词作为士兵的同义词。
吕布为刘备解袁术大将纪灵之围时，在营门树戟一只，约定双方，如射中小支，则袁、刘解斗。吕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戟的小支原是横枝，整个戟呈“卜”字形。到了三国时，横支逐渐弯曲上翘，减弱了勾的功能，增强了刺和叉的功能，称为“雄戟”。典韦阵亡前，“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说明小支上翘后，叉法威力大增。戟是制式兵器，大量装备部队。官渡战前，袁绍檄文称自己的部队“长戟百万”，此说虽有夸张，但也说明其装备之多。袁绍有大戟士700余人为左右随从。
戟分长短，短戟又称手戟。手戟是单手握持的短柄戟。曹操年轻时，私入中常侍张让室内，被发觉，舞手戟自卫。典韦喜好手持大双戟。军中谣谚：“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说明典韦手戟每只重40斤，折合今8.9公斤。
手戟也可投掷。董卓拔手戟掷吕布。典韦手持10余只戟，敌至5步，大呼站起投掷，无不应手而倒。孙策席间向严舆投掷手戟，严舆当场死亡。虎伤坐骑，孙权投掷双戟，虎受伤而逃。
军中所用的戟，主要是长戟。《三国志?魏书?张辽传》，辽守合肥时，面对孙权的优势兵力，“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吓得孙权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
汉魏时期，车战衰落后，戟的功效已由主要是回拉钩斫，转变为前冲叉刺，因此就与矟（shuò，指长矛）的效能相近。但到南北朝时，大量的甲骑具装出现在战场上，要杀伤对方的人或马，必须穿透或斫（zhuó）断人披的两当铠或明光铠，以及马披的具装铠。由于铁铠制工日精，戟体窄，虽带旁枝具有叉刺的功能，但穿透力并不如长身阔体的两刃矟。因此对付披重铠的敌方，戟的杀伤能力远逊于两刃矟。
从工艺制造技术方面来看，锻制两刃矟则较简易。由于是军中主要的格斗兵器，既要求质精，又要求量足，因此工艺简便易造的矟较之工艺繁复费工的戟，更合于战争的需要。马矟排挤掉马戟，成为南北朝时骑兵的主要格斗兵器。
戟一直流传到唐代，但那时已不是作为格斗兵器，而是用于“门戟”了，具有仪仗的性质。门戟的的制度到宋代仍沿用，并规定戟刃改为木质，完全失去了兵器的功能，仅为摆样子的仪仗。它不仅在战场上看不到了，连集录各种兵器的《武经总要》中也毫无遗痕，只录有异形的长柄刀——戟刀了。
张飞的丈八长矛并非像蛇一样
同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一样，张飞的兵器“丈八蛇矛”经过《三国演义》的煊染而声名赫赫。在新版的电视剧《三国》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飞的“丈八蛇矛”矛头弯曲似蛇，更为惊奇的是其矛锋如毒舌吐信般双锋并举，煞是威风。不过，好看归好看，此“蛇矛”只是凭空臆想，在战场上中看不中用。
道理其实不复杂，突刺类兵器如矛、戟等，其杀伤力取决于尖刃刺击时产生的压强，矛前两个尖，明显会减小压强，穿透力不如单尖，况且中间新月形的矛锋增加了遇阻的概率，很容易就折断锋尖，其装饰性明显大于实战意义。所谓丈八蛇矛，是小说家为了给张飞增添英雄气概的捏造之物。《三国志?张飞传》中说他大闹长坂坡时，只是说“据水断桥，瞋目横矛”。那么，“蛇矛”称谓有没有来源呢？有，汉代称“丈八长矛”为矟（shuò），如《释名?释兵》：“矛长丈八曰矟，马上所持。”矟音同朔，故后又称槊（shuò）。由于矟和蛇音相近，而矛长又似蛇，故而丈八之矟就讹称为“丈八蛇矛”，并在后世流传颇广，特别是绣像本《三国演义》中将丈八蛇矛的矛头画成长而弯弯曲曲如蛇之状，就与其本义相差很远了。
丈八长矛有多长？汉魏的一丈八尺，约合今天的4.15米，这种长度不是夸张，两军对阵，双方都挺矛前刺，矛身长的就可先刺及对方。但矛的长度也不是越长越好，根据使用者的体力及熟练程度，矛的长度有所不同，太长了单兵操作有困难，不灵活，但古代的矛一般都在3米以上。秦兵马俑坑中所出的最长的矛达6.7米，这可能不是实战品，而是仪仗性的。如用于实战，至少要两个人才能操用。若干支这样的长矛集合一起对付骑兵冲击倒是会有效果。
三国时，长柄矛是制式兵器，大量装备部队。刘表支援黄祖，一次派出5000长矛兵。长柄矛也是关西兵擅长的兵器，连关西妇女也载戟挟矛。当时的许多名将都使矛，如关羽、张飞、吕布等。曹操、曹丕父子都曾“上马横槊”（《南齐书?垣荣祖传》），故而苏轼的《赤壁赋》中有曹操“横槊赋诗”之句。
从汉到唐，是由矛到枪的演变时期，也就是由青铜所造的较长的矛，到由钢铁所造的较短的枪的演变时期。唐初大将尉迟敬德，不仅自己善使矟，还“善避矟，每单骑入贼，虽群刺之，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矟还刺之”（《新唐书?尉迟敬德传》）。但这时期矛的矛头逐渐变短，也就成为后世的枪。矛头变短就更节省金属，也更适用。
无论是枪或是矛，凡是突刺兵器，在金属的矛（枪）头下边，杆的前方都有用丝线或兽毛札制的“缨”。其作用是当刺中敌人身体时，敌人伤口的血被缨阻挡，不致顺着杆向下流淌，使杆变得湿滑而难以把握，这一细节血腥气十足。当然，杆上加缨，也可以使得枪和矛更加威风、有气派。
胜负靠将领单挑：纯属扯淡
关于三国时的行军打仗，《三国演义》中有大量如是描写：列阵之后，主将骑马上前一对一厮杀，通常是大战多少回合，要么一方负伤败阵，要么一方被刺（砍）死于马下，胜的一方掩杀过去，打败对方。这纯属无稽之谈。
所谓单挑，即两匹马相向疾驰，接触交手是为一个照面，调转马头冲过来再交手，合两个照面为一回合。一般来讲，三个照面后，马的奔跑冲刺就不能保持高速。文学作品经常通过单挑以事渲染，正史却不屑一提。二十四史里几乎没有单挑。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有各时期的战术原则，哪能靠主将单挑决斗而定胜负呢！
由此可见，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也属于恭维之词。一支部队的主将，是不会冲在最前边的，因为敌方矫健者甚多，特别是年轻的下级武官和强壮的兵目，会造成严重威胁，一旦带队主官有所闪失，这支队伍就陷入无指挥的境况，后果不堪设想。
三国时究竟如何作战？整个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主要靠阵法，双方主帅要想胜利，主要目的就是一个：破敌，即破敌之阵，使敌人阵脚大乱，无法指挥、调度和配合，人数再多也会失败。故古代士兵操练最多的就是阵法，步、骑、弓弩的排兵布阵、进攻防守，预备部队的安排调度等等，对一支部队来讲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
三国时袁绍同公孙瓒的界桥会战，堪称冷兵器战争时代的教科书。从这一场战斗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三国时代野战的概貌。
公元192年，公孙瓒率大军西进去消灭袁绍，进入巨鹿郡广宗县（今河北省威县东）境，在清河左岸距界桥二十里处，两军进行了会战。
公孙瓒方面参加会战的共约三万兵力，包括一万骑兵和二万步兵，另有少许人马守卫大营。基干力量是燕、代骑兵，由白马义从、重装铁骑和轻骑兵组成。所谓白马义从，就是骑着白马的轻装骑弓手，与鲜卑、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游骑作战，非常得力。公孙瓒的二万步兵及一些轻骑兵，系来自冀州、青州新附的部队。
袁绍肯于进行会战，是因为在千里大平原上，无险可依，不能听任公孙瓒军长驱直入。但骑兵居于劣势，胜算何在？靠步兵的数量优势。袁绍寄希望于公孙瓒的骑兵在追击自己骑兵之后，再调头来对付自己的步兵之前，将公孙瓒的步兵击败，使其骑兵失去立脚的根基。
会战开始时，公孙瓒将骑兵部署在战阵的两翼，中间是步兵方阵。他对新附的步兵颇无信心，便在中央的步兵方阵前部署白马义从，由大将严纲率领。
袁绍军两翼的骑兵很快就被击溃了，公孙瓒的骑兵转入追击。但在中央，袁绍军的抵抗异常顽强。袁绍任命大将麯义为先登。袁绍、麯义似乎算准了公孙瓒必在中央的步兵方阵前面部署白马义从。麯义久在凉州，所部士兵皆善战，对付轻装骑弓手颇有办法。他以八百步兵伏于长方盾后，将前后数排长矛伸出，实施坚决防御，维持战阵的隐定；后面是一千张强弩，以猛烈射击大量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为步兵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在界桥战场上，严纲率领白马义从疾驰而来——这些骑弓手，对付轻骑兵是非常有效的，不但可以迎面痛击，还能够以追杀歼灭之，但马弓侵彻力、贯穿力尚且不及站在地面上射击的步弓，怎能与强弩匹敌——立刻遭到有力阻杀，转瞬间千余骑战死，严纲本人也阵亡。其余的白马义从溃散，冲动后面步兵的阵脚。麯义乘胜转入进攻，一举击溃公孙瓒的步兵主力，追到界桥。
就在麯义获胜的同时，袁绍却处于险境。公孙瓒的骑兵在追击之后，返身回战时，困住了袁绍本人。当时，袁绍身旁只有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别驾从事田丰劝袁绍进入空垣躲避，袁绍将兜鍪脱下掷于地上，大声叫道：“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侍卫们见主将如此，无不拼死抵抗。对方的骑兵不知袁绍就在此间，看到箭矢太猛，不愿造成过大伤亡，公孙瓒的骑兵撤走。
在界桥上，公孙瓒收敛余众再战。然而，步兵已经七零八落，单靠骑兵至多仅能牵制，因此公孙瓒军终不得不撤退。麯义顺势斩断公孙瓒军大旗，攻破其大营。
这场十分壮观的步、骑会战，胜负在几个时辰内立见分晓。界桥之战是中国古代一次经典的平原会战。
三国之风俗篇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三国的酒事儿
酒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组成部分，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先民就已会酿酒。汉末三国，酒在社会生活中已渐为普遍。无论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还是新旧两版的“三国”电视剧；无论是温酒斩华雄，还是煮酒论英雄，酒都是三国英雄故事的重要道具。
禁酒与好酒
古时生产力不高，而酿酒又意味着粮食的消耗，因此官方并不鼓励酿酒。传说商末因为出了“酒池肉林”的纣王，酒更是被口诛笔伐，这虽很可能是成者王败者寇的诬蔑，但入周以后禁酒就成了政府行为。到了东汉末年，各地战乱频繁，大量人口逃散死亡，生产力更不能保证，粮用不足一直困扰着各路英豪，禁酒也就成了维持政权和节约军队开支的权宜之计。
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前，就有人开始禁酒，先有汉中的张鲁，后有徐州的吕布，等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后，禁酒被他搬上了法令。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北方袁绍父子及其余部不久，面对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残蔽的社会经济，他颁布了禁酒令。《后汉书?孔融传》载：“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显然，尽管当时曹操已经采取屯田等方式以增加生产，但连年征战的曹军恐怕还是饿着肚子的，只有靠禁酒来保证粮草的供应。
曹操很清楚酿酒不仅耗费粮食，而且如果饮酒成风也必然贻误军机，因此他并不怎么好酒。不过由于曹操的文人形象与艺术渲染的需要，《三国演义》里边的曹操就大变样儿了。比如第十六回“曹孟德兵败清水”，吃了败仗的曹操有一日“酒醉”，想到城中嫖妓，左右心腹使之与张绣的婶婶邹氏私通，于是曹操每日与邹氏饮酒作乐，好不快活。事情败露后，引起张绣的不满，曹操为此损兵折将。
曹操不一定好酒，却挡不住他周围的人对酒的偏好，其子曹植就是一位。史称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困于樊城，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准备派遣他去援救曹仁，结果曹植“醉不能受命”。和我们宁愿相信曹操好酒一样，人们也同情曹植后来的境遇。曹丕即位后，将曹植打压得很惨，其中固然有曹丕“相煎太急”的政治手腕，但也不乏曹植喝酒误事、不堪重用的自毁前程。
酒风与酒器
三国有不少酒风剽悍之人，张飞就是最典型的。《三国演义》第二回就是他“醉酒鞭督邮”，开了整部小说的“酒气”。张飞醉酒之后，总是要闹出些事来，如醉酒打了吕布岳父曹豹，失了徐州不说，还把刘备的老婆孩子给搞丢了。后来，为给二哥关羽报仇，心急却无处使劲的张飞醉酒打了范疆、张达，最后遭到报复，命丧黄泉。
三国人酒量、酒风如何，曹丕在《典论?酒诲》里给出了答案。他写道：“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就是说荆州牧刘表喜欢喝酒，专门让人做成了大、中、小三个酒杯，大酒杯取名“伯雅”，能盛七升酒；中酒杯取名“中雅”，能盛六升酒；小酒杯取名“季雅”，能盛五升酒。
据《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一书，汉末及三国时一升相当于今天的0.2升，所以“伯雅”能盛两斤八两，“中雅”能盛两斤四两，“季雅”刚好盛两斤。
汉魏时没有蒸馏酒，只有酿造酒，而且酿造方法较为粗放。《三国演义》开篇就是“一壶浊酒喜相逢”，蒸馏酒直到罗贯中所在的明代才出现，因此“浊酒”是符合汉魏时代状况的。所谓“浊酒”，就是没有过滤的、酒水混合着酒渣的酒，因此显得浑浊。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三国的影视剧中，但凡出现清冽的酒水，都是穿帮的。
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一幅汉代的画像石有一幅庖厨图，图中的一部分为酿酒情形的描绘,把当时酿酒的全过程都表现出来了。共包括酿酒原料→蒸熟→冷却→加入经捣碎、浸曲、过滤的曲汁→入大口缸发酵→提取酒醪→继续发酵→入小口酒瓶等10道工序。这一酿酒工艺路线，可以说是汉魏时期酿酒的主要操作法。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也有8例制曲法，40余例酿酒法。酿酒技术路线与汉代大致相同。《齐民要术》里还载有曹操酿酒的故事。有一年，他发现家乡亳州已故县令的家酿法（九酝春酒法）新颖独特，所酿的酒醇厚无比，遂将此方献给汉献帝。按现代发酵工程的角度，它被归为“补料发酵法”，这在我国酿酒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也是后来我国黄酒酿造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
这个方法水和米的比例是一比一或者更低，即使经过二次发酵，成品酒一般不会超过10度，很像现在江浙一带的江米甜酒。即便这样的低度酒，常人也不会论斤喝，而刘表一口气把三大杯干完，将近七斤酒进肚了。
跟张飞强劝不能喝酒的曹豹一样，刘表自己狂喝，也请客人狂喝，谁不喝，他就强劝。曹丕在《典论?酒诲》里还这么写道：“（刘表）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针刺之。”你喝醉了，我就把你扎醒，让你接着再喝。相比张飞，刘表的酒风也相当剽悍。
至于当时的酒器，之前就有学者指出过，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用爵喝酒是错的。爵虽在商周时期并用于礼器和酒器，但两汉以后，它只出现在祭祀之中。回头看新版《三国》也有这个硬伤，关羽温酒斩华雄一段就有用爵喝酒的特写。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关羽被杀，一直惜之为英雄的曹操专门给他办了场很盛大的丧事，剧中曹操用爵盛酒祭奠关羽，算是误打误撞。但考虑当时的工艺，三国时的爵应该是漆器而非青铜，道具应用并未尽善尽美。
那么三国人到底用什么器皿喝酒?大概除了张飞这样的莽汉，稍微文雅点的人一般用觞。离三国不远的东晋，当年的会稽内史王羲之邀集友朋在兰亭搞过一次“曲水流觞”的聚会，少不了喝酒。酒令是觞在小溪中流淌，如果它在某人面前打转或停下，就叫这人赋诗，作不出诗就罚酒，一次罚三觥。这说明那个时期觞和觥分别是主要的饮酒器和盛酒器。而觞较爵扁平、敞口，也符合酒器作为“祀戎二礼”的庄重到进入普通社会生活的轻松这一发展趋势。
英雄与美酒
“三国”是谱写英雄的，而三国英雄们与酒的故事，也是流光溢彩，为后世讴歌。
《三国演义》第五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此回的******无疑是“关羽温酒斩华雄”。当然这个情节在《三国志》中并无记载，只算是《三国演义》作者的精心安排，罗贯中想让读者对第一次走进大场面的关羽保持深刻印象。
当十八路诸侯在阵前连折大将，袁绍、曹操无可奈何时，关羽应声而出，“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之后，关公的这一英雄形象，在《三国演义》后面章节中反复出现，甚至千百年后也难以磨灭。新版《三国》中，这一段戏也是开篇以来的浓墨重彩。无名马弓手关羽提着华雄的项上人头得胜归营，曹操惊诧之余不忘战前诺言，亲手接过一爵酒给关羽庆功。剧中曹操有意探视一下爵的温度，其手一伸一缩，凸显了《三国演义》所记“其酒尚温”这个情节，映衬出关羽的绝世武艺。
其实关羽斩华雄和喝不喝酒无关，更和酒温不温没有干系，除了作者有意为之的伏笔外，这里面也有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写照。东晋的左思在《魏都赋》中写过：“冻醴流澌，温酎（zhòu）跃波。”温酎，就是指温热的酒。古人历来喜饮温酒，考古发现中就有许多此类文物，不但有温酒炉出土，而且还有铜温酒樽现世，由此可见，两汉魏晋时期饮用温酒也是一种时尚。
先前讲曹操因喝酒出过糗，当然他也有喝了酒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在颁布禁酒令的那一年七月，曹操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据《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描写，一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曹操在大船上摆酒设乐，款待众将。宴中，曹操感怀自己的半生戎马和不世功业即将告成，赋诗一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首《短歌行》成了曹操不朽的名篇，事实上，《短歌行》虽确系曹操所作，但“横槊赋诗”不见《三国志》记载，作为赤壁之战的战前动员，它属于小说家的发挥。八百多年后，另一个真正好酒的文人苏东坡，在他的《前赤壁赋》中写到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曹操这般诗酒文人形象，在后世愈加巩固。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说，三国宛如一段小春秋，其中的君臣信义、朋友情怀，在政治和社会的大动荡中，仍未失去本身的光辉。可以说，这样的英雄故事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中不曾发生，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也不曾再有。曹刘的“煮酒论英雄”就是这一精神和气质的终极反映。
《三国演义》里英雄无数，但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中，曹操的长歌当啸，豪气冲天，指点江山；刘备的寄人篱下，一味谦恭，隐忍不发，这些铺垫出了三国故事的后续发展。复原小说中的情景，曹刘问答之际，“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聚雨将至”，这不仅是变天的前奏，也是三国英雄们风起云涌的序曲。
三国时没有座椅；女人改嫁很平常
东汉时期，中原汉族延续了秦代席地而坐的风俗，室内的地面上会铺有较大的席“筵”，一般为长方形，坐姿为跪坐。除此之外还有坐床和坐榻的习惯，榻狭而低，比床要小，坐姿依然是跪坐。剧照中皇帝和曹操的垂足坐是在两晋之后才传入中原的。
跪坐，即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则叫做长跪，又叫跽，是准备起身的姿势，以表示对他人的尊敬。
在现代，人的坐姿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要求，但远不如古人看得那样严重。在古代，有一种不合礼仪的坐法，叫箕踞，是两腿伸平与上身成为直角的姿势。据《韩诗外传》卷九记载，“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因坐姿不合规矩，女人甚至有被休的危险，可见古代社会对此的重视程度。
曹操的这种垂足的坐姿和现代人的坐姿差不多，它原本是游牧民族的起居习惯。两晋以后，中原战乱频繁，民族大迁徙，游牧民族的坐姿才传入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席地而坐的习俗逐渐改变，不再只有跪坐这一种坐姿。
此后，适合垂足的家具随着坐姿慢慢改变，5-6世纪敦煌壁画中除了席、床等传统的坐具之外，还出现了高足坐具，如束腰圆凳、方凳、椅子等。剧照中曹操坐的这种类似椅凳的新式坐具在东汉末年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汉献帝的“张冠李戴”
东汉明帝正式确立的汉代服饰制度，对祭服、朝服等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等级特征十分鲜明。
电视剧《三国》的第一集，在汉献帝和大臣一齐恭送董卓的那场戏里，汉献帝所带的冠形似冕冠（图2），与君臣朝会这样的场合不符，当然，汉献帝头上的冕冠也和真正的冕冠有一定的差距。冕冠是皇帝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标志性服饰之一，宽度为汉尺的7寸（约今23.5厘米），长为汉尺1尺2寸（约今28厘米），向前延伸至悬空的冕延为圆形，向后伸的部分为方形。内里的颜色为红色和绿色，外部上面为黑色。向前伸的长度为汉尺的4寸（约今9.4厘米），向后延伸的长度为汉尺的3寸（约今7厘米），有12旒白玉珠垂旒。
在这君臣朝会的场合，皇帝应该戴的是通天冠。它是一种比较高而竖直，顶部少向后斜卷，铁卫梁，有装饰的皇帝专用冠，也可用作皇帝的常服。
从这场戏的剧照中（图3）可以看见满朝文武的服装十分统一，但根据东汉的服饰制度，这也是不对的。东汉时期，官员应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戴不同的冠。文官所戴的是进贤冠：其形制为前高约16.5厘米、后高约7厘米、冠长约18.8厘米，前高后低的梁冠。剧照中官员所带的冠与进贤冠相似，但后高前低，在具体的形制上与真正的进贤冠相差很大，缺少了代表着官阶高低的梁。
武官所戴的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以青丝绲边，系于下颌的冠带没有下垂的装饰，而骁骑校尉曹操作为一个武官，不应与文官的冠一样（图4）。
以上提到的几点只是新《三国》服饰与东汉服饰制度不符的几个方面。《续汉书?舆服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东汉服饰制度，包括祭服和朝服的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各有等序。仅冠这一项，就有冕冠、通天冠、高山冠、法冠等16种以上，对服饰的颜色、图案也都有明确的规定。东汉官员“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即以衣裳相连的深衣制的袍为朝服，袍的颜色一般“随五时色”，即春青、夏赤、季夏黄、秋白、冬黑。另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虽有五时色朝服，但至朝皆穿皂色，也就是黑色。最近有网友对新《三国》里官员朝服的黑色提出了质疑，但从当时服饰制度和相关史料来看，官员皆着黑色朝服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女人贞洁观不强 改嫁很平常
《三国演义》和新《三国》中都有赵云拒绝娶樊氏的故事：桂阳太守赵范为寡居三年的嫂子樊氏做媒，要把她许配给赵云，赵云闻之，坚决反对。后来诸葛亮问他为何拒绝，赵云说，樊氏已经守节三年，我贪恋美色，岂不害她失节？
其实这个故事只是文人的虚构而已，《三国志》中对此并无记载。在汉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民百姓，人们的贞节观念相对后世来说比较淡薄，女人有自择佳偶、再嫁他人的自由和权力。当时生产力不发达，再之自然环境卫生条件差，人口稀少，政府极力鼓励民间多生育，女人再嫁乃平常不过之事。
汉景帝的王皇后原来已嫁给金王孙，并生过女儿，后来被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看中，不久便被封为了美人。王皇后的父亲王仲去世以后，王皇后的母亲又嫁给了姓田的人，生下了田蚡。士宦家再嫁的情况也有很多，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后，她的妻子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再嫁他人了。在普通的百姓中，女人改嫁更是常见，据《汉书?陈平传》记载，“卢牖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最后，张负“以女孙予陈平”。丧夫五次的妇女都可再嫁，说明当时社会对女人再婚的事情还是支持的，赵云在当时不太可能说出上面那些话，这倒很像是受宋明理学影响的罗贯中说的。
当然，汉代的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女人有多自由。西汉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奠定了纲常名教的基本理论，夫为妻纲成为三纲之一，女人受到的束缚由此加重。但习俗观念的转变与礼法政策的贯彻之间总会有一些时间差，儒家标榜的“从一而终”原则在民间没有立刻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因此便有了汉代比较普遍的女人再嫁的情况。（文章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