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我把青春献给你1
2002年，我没有拍电影，从入秋以后到来年的春天，我有差不多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赋闲在家。讀蕶蕶尐說網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因此我决定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
40岁以后，我的记忆装置开始自动地删除一些在它看来没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这次删除简直就是一次大清洗，波及面之广，受害的程度之大，绝不亚于五七年反右。方式也非常
的简单、粗暴，事先既没有和当事人打招呼，也不做调查分析，就擅自做出了删除的决定。比如说，它只给我保留了“加减乘除”的运算能力，之后的分数、代数统统被洗掉了。再比如说，我只记得和某人发生了某事，但却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丧失了记忆。这一点，人脑远不如现在的电脑人性化，凡欲删除，必先问你是否YES。
人脑的这种做法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多情况下我认为这是一条通往过去的大道，走着走着，路就断了。这种情况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沿原路返回，重新上路;第二是嫁接一段新路继续前行。我选择了第二种做法，因为我发现通向过去的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完整的。记忆不断地塌方，使上溯的脚步磕磕绊绊，有时不得不凭着经验修修补补。
由此我得出结论，人脑是靠不住的。记忆中的事情离真实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记忆就好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上面补了许多的腻子，还罩了很多遍油漆。日久天长，究竟哪些是木头哪些是腻子哪些是油漆，我已经很难把他们认清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记忆中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早年就补上去的腻子，而被我忽略的部分却有可能是原来的木头。这一点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心虚的，但我仍可以告诉读者，大体上它还是一块木头，而不是贴着木纹纸的铁。
这块木头上刻满了我的青春往事。有蹉跎岁月，也有鲤鱼跳龙门;有对生活的坦白，更有对朋友的怀念。我在写作中与往事遭遇，与朋友重逢，有时笑有时哭，有时陷入深深的自责。
我发现我的运气竟是如此之好，旅途中有那么多朋友结伴而行，这其中又有那么多良师益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我机会，赐予我智慧。更为可贵的是，我还得到了朋友们莫大的包容。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我知道，这本书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闪回。我也知道它未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毕竟我还没有勇气光着屁服行走在人世间。我更知道，书中的一言一行可能有违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但我原本也没有期待博得全体人的好感。
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无聊的冬天解闷儿，写完了才蓦然发现，我已将青春献给了你。
这不是一本思想笔记，这确实是一本给人解闷儿的书。大家读就读了，不必引申和联想。如果它在说萝卜，那就是萝卜，不用去想火车或是狗熊。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一盘能登大雅之堂的凉拌萝卜皮。
不能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写的都是真的。原因并不像作者自己所说，记忆像是一块被虫子啄了许多洞的木头，只好补了许多腻子；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和自己历史的时候，都有一种本能的胆怯和躲闪。孔子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本书的作者也不例外。但修补漏洞的态度和感情是真实的。当我们面前站着一个真实修补的人，我们离真实就已经不远了。起码，修补是真实的。我们看到一个木工或瓦工，站在陈旧的立柜旁和挂满蜘蛛网的旧房子前。当然，面对所有的旧立柜和旧房子，站着世界上所有的木工和瓦工。但它好吃不贵，就好像我们吃了萝卜皮，能够体会到萝卜心和萝卜瓤的味道一样。
冯小刚是以一个非凡的导演著称于世的，这是他和孔子和鲁迅的区别。所以我们对于他在本书文字上的偶尔疏忽和大意，不必像对孔子和鲁迅那么苛求。让孔子和鲁迅站在摄影机前，会像冯导演站在杂乱的中国文字面前一样失去耐心。冯导演不但讨厌“膻“、“臊“、“骚“的复杂用途，而且对“的“、“地“、“得“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也感到撮火：真他妈事儿，这叫三权鼎立，归堆一个得了。比这更糟的是，冯导演认为与个别文字和事物有些疏远属于生活小节，无关痛痒，就好像在生活中不可能拥抱全人类一样，于是把这种认字的负担通过电话屡屡转嫁到我身上。现在他的书写完了，我与他同样松了一口气。暂时不用在世界上寻找什么了。
认识冯小刚是通过王朔。王朔是我尊敬的为数不多的非凡的作家。他的书中也有错别字。但上个世纪，他对中国话语习惯的颠覆，一点不亚于鲁迅。鲁迅还在“深沉“的中国之中，到了王朔，第一个跳了出来。古今中外，第一个跳出圈子的人，都是伟大的。鲁迅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他读来读去，读出两个字：吃人。王朔的小说，我读来读去，也读出两个字：别装。吃人不可怕，吃下去再装就可怕了。一个人装没什么，个个装就可怕了。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仅仅是“实话实说“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冯小刚工作室“。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比这重要的是，短暂的合作中，过程是愉快的，冯小刚对我充满了中年的善意。当我们因为时间和技术问题发生冲突时，冯导演对我谈话的角度是这样的：对你我心里有底，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觉得这个角度价值千金。比这更重要的是，朋友在一起不仅是合作，而是相互提高。不是溜冰，是爬山。就像毛主席上井冈山一样，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土豪和分田地。通过几次合作，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
二，事情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不要着急。
三，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四，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中央说得好，困难和机遇并存。
五，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六，说艺无止境，一方面是说生有涯，学也无涯；另一方面是说具体到一个作品，修改也是无止境的。
七，敢于抛弃原来认为很好的东西，才叫修改；敢于一遍遍整个推到重来，才叫调整。
八，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穷的力量
我与冯小刚的具体合作一般出现在剧本修改阶段。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一进入创作阶段，冯导演爱喝水。一个上午，四瓶开水，他把着喝三壶半。“咕咚““咕咚“一杯下去，仰头打量四周。修改的方式非常简单，冯导演像把着水瓶一样，亲自把着电脑，响应着上帝的召唤，我在房间随着冯导演的自言自语来回散步。修改顺利的时候我不说话，出现困难的时候我还不说话，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或想些别的。因为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的敏感性，对生活枝叶和汁液的向往和情感，就像他对水的渴望和迫不及待一样，你只要等，就能等到他一个人找到出口。作品大树的新枝，就是这样一叶叶从房间伸向了窗外，是开放的放射的而不是收缩的。他用实践告诉我，客串编剧是个异常轻松的工作，就是在房间里背着手散步。朋友神经末梢的敏感，也带动了你神经的开放和再次生长。当朋友和上帝会合的时候，你也可以抓住上帝一只手。我想说的是，冯导演对生活和艺术理解的深入，对结构、对话、语感、情绪、高潮和声音的把握，已经超越了许多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他有两只翅膀而不是一只。仅鉴于此，刚才我说，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非凡的贡献，现在我说，他距成为一个对电影有贡献的大导演，仅剩一点七公里。于是他对汉语“的““地““得“的失去耐心，完全可以忽略。
我不想原谅的是他的时间观念和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正处于创作状态，怎么还开着手机呢？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吗？还会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人和饭局。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剃头匠。或者，第二天他会突然有事，当天晚上告诉你。放下手机时，赴饭局时，告诉你第二天有事时，他会表露些许羞涩和歉意，但并不影响他接手机、赴饭局和第二天工作的停顿。犹如两人正在追狗，旁边飞来一只鸡，冯小刚会说：朋友，停一下，让我先追那只鸡。这时存在两种情况，一，你去追鸡，狗说，我也歇会儿，还在原地等你；二，等你追鸡回来，狗已经跑出三点六公里。这种情况下，我告诉自己的是：忍耐，我一个人先跟狗玩会儿。
修改剧本的地点，一般会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马场“的地方。这里距机场较近，孤零零盖了几栋房，养着几十匹马，四处不见人烟。一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林冲发配。冬天下雪，城里的雪早化了，这里还是白茫茫一片。吃过晚饭，记得常到河边散步。暮色之中，要降落和起飞的飞机挺着大肚子闪着灯从头上擦过。散步时，有时半天无声，有时随意谈些与艺术和人生无关的话题。具体谈了些什么，高高低低，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最近这次，当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小刚看着远处暮色中拂动的杨柳，河面上升起的迷茫的雾霭，用老派知识分子的腔调朗诵道：又是一年春来到，杨花满天飘。
冯小刚这本书，是利用《手机》剧本创作和开拍之间的间隙创作的。时间紧，任务重，但它别具一格。与别的准自传相同的是，它同样讲述了过去的许多人和事，及与这些人和事的情感。物是人非，或物在人亡，送走和重新寻找的时候，感情是不一样的。与别的准自传不同的是，作者在面对往事胆怯和躲闪的同时，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声中长大，会自己横刀立马，开创出另一条人生和艺术道路。冯小刚过去说过，过去盖起的宫殿中，没有他的位置，他只好在宫殿的旁边，另起炉灶，搭起了一间偏房。问题是偏房越盖越多，越盖越大，越盖越高，渐渐成了一个院落，它就成了另一座宫殿。前年崔永元出了一本书叫《不过如此》，我赞赏老崔在书中说过的一句话，写《不过如此》，是38年长成一根萝卜，现在一片一片切给大家看；现在我们读了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像看老崔切萝卜一样，能够知道老冯家是如何在寸草不生的土地上，一砖一瓦盖起了另一座偏房、院落和宫殿。也有些像看动物，初看有些四不像，非狗非鸡，非驴非马，但它像麒麟哪。
在化腐朽为神奇的同时，冯小刚也善于化崇高为平庸，对于这本书，他在自己写的序中说，朋友，没别的，就是把我的青春献出去，逗你解个闷儿；那么作为朋友，现在我用这篇序，把解闷儿还给他本人。最后我想告诉他的是，朋友，别忘了，你面前还有一点七公里的路要走，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
北京八里庄北里
好梦一场
1、《好梦公司》成立了。
主业是影视策划咨询服务，好像还可以干很多别的勾当，营业执照上一一都予以列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6个字:
烟花爆竹除外。
公司投资总额拾万。有3位股东，分别是:王朔、冯小刚和彭晓林。王任董事长、冯任总经理、彭任财务总监。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王总踌躇满志，常对冯总和彭总说:今后公司只要卖出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就是几千万。后来果不其然，遇到过一家杂牌石油公司的老总，一眼认出我们是千里马，跃跃欲试将“好梦”一口吞下。我们激动万分还把一位知心的姑娘发过去卧底，希望一举将“好梦”卖给这位如意郎君。
后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姑娘没回来，伯乐也失踪了。
与王总相比，冯总和彭总则要小家子气得多，一心想着怎么把开办费扎回来。
2公司开业那天高朋满座。
说学逗唱影视歌三栖的头面人物基本全到，党政军警特也都有代表前来捧场。其到场阵容远胜于当下的“金鸡”盛会。
不知道是因为好玩，还是骨子里总是有点心虚，我们在装修办公室的时候，特意将王总办公的套间改造成了一间密室。从外面看上去，密室的门只是一个书架，其实下面有很小的轮子可以滑动，拉开才是王总的寝室。
意思是说，有王总不待见的人来访，我们可以谎称王总不在。
不想，开业那天我们兴致很高，几乎每位来宾与我们寒暄过后，我们都要邀请他们到王总的办公室参观，追着问人家:
你们能看出来这屋子里有暗室吗?
参观者都十分困惑，环顾四周找不出破绽。
这时我们便得意地，把书架轻轻一推，露出里面的密室。令众人目瞪口呆。一晚上下来，突然意识到宝葫芦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
余下的日子里，熟人来访，见王总不在外屋，就径直走进密室寻找。没几天书架下面的轮子就被拉成瘸子，害得王总想就寝时，必得找来帮手，一起把书架移开。最后索性摘下来摆在办公室里变成了真正的书柜。旗下没有群众可供领导，董事长每天也得自己擦桌子扫地。
再说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语叫“激贼”。
我们在公司大门的进口处放置了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购买办公家具等一应发票，任来宾选购，摸到哪张发票既按票面上的数额买单。
也就是说，仅仅道两声开业大吉是远远不够的。
王总的大班台就是在这次捐资助商的活动中被一个手气不好的朋友不幸摸中，于次日将一张四千块钱的支票交到了我们的手中。
我印象这是“好梦”的第一笔收入。
那张大班台因为始终也没有什么日常的业务，王总很少用来办公，固在日后的很多个夜晚，反而成为了一位女演员宣泻情感的舞台。
那位女演员非常的感性，极有表演天赋，人也很率直。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我和王总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能把我们有目共睹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高兴的时候则如一阵春风扑面而来。我们都很喜欢她。
那一阵子，该女演员正在恋爱，因为恋人远在天边不能相见，所以心情十分懊丧。懊丧不准确，应该是燥动。就是那种火烧得特别旺，蒸锅里的水都干了，也不关火也不添水，就那么干烤着感觉。
她成了“好梦公司”的常客，每天下午必到，出勤率比坐班的都高。每次她来了，我们都笑脸相迎察言观色，生怕惹了姑奶奶不高兴砸了我们的场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赶上那时一家广告公司想在我们筹拍的一部电视剧中加入软性广告，送来一箱VSOP人头马白兰地供我们品尝。偏偏姑奶奶好喝口儿又郁闷，十来瓶酒一个来月就告罄了。
开业那天，我们还耍了点小聪明，俗话叫“鸡贼”。每天从下午开始我们就一人一杯小口抿着，吃完饭接着喝。
姑奶奶今天爱意正浓，我们就一唱一和地把她的心上恋人夸得都不是人了，乐得她一晚上都合不上嘴;姑奶奶今天想冷静地反思，我们就搜肠刮肚帮她找出其恋人的险恶用心，气得她恨不得将那名无辜的男子碎尸万段烧成灰都不解气。
如果遇到姑奶奶今天一开始是咬着牙根的恨，几杯酒下肚又上演了大逆转由恨而爱，那我们也只能与时俱进跟上她的步伐，全盘翻供颠倒黑白。
谁让我们是她的朋友呢，朋友是不好讲原则的。
反正我们的话就是她的下酒菜，鬼才相信她会听我们的。
喝美了兴致所至，她就一步跨上老板椅，两步迈上大班台，随着音乐即兴起舞。激情迸发时，头发甩得嗖嗖的，皮鞋把大班台磨得纵横交错，全然不顾我们的心疼。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直至一曲终了，我们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那时她才如梦方醒，含笑发问:
你们是谁呀?
王总的大班台几经搬迁，后来的去向下落不明。有拾到者一定望着台面浮想，这是哪位老板如此操劳，日理万机，竟把台面磨损成这样。
3
“好梦公司”攒的第一部戏是《好梦献给你》。
写一帮闲人不甘寂寞，立志改造社会风气，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虽然创意还在务虚阶段，但王朔在生活中已经身体力行。
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结伴外出赴宴，席间欢声笑语，逮谁捧谁见谁夸谁，男不分贵贱女不分老幼，一路过关斩将无一幸免。
一开始还磕磕碰碰拌拌词不达意，说了一堆的废话也不能击中要害，令吹捧对象心生疑窦。经过反复实践，失败了也不气馁，根据不同对象审时度势，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经常结伴外出，席间欢声笑语。
有的可以单刀直入，一语中的;有的则不宜强攻，需要由物及人，声东击西，指桑夸槐。到后来，语言也流畅了，态度也诚恳了，多么难侍候的人都不在话下。
实例一:赞朋友。
我，还有王朔，还有葛优，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在赵宝刚家吃饭。那是一个节日，好像是国庆节的当晚。
刚端起酒杯，王朔突然说:不对呀，今儿是国庆节，像葛老师这一级的人不应该坐在这儿呵?
葛优忙问:那应该在哪儿呵?
王朔说:人民大会堂，国宴呵。
葛优一脸困惑，郑重其事地说:没有人通知我叫我去呀?
王朔又说:那是您不愿意去。通知到的往往是经过权衡后才决定允许出席的。像您这一级的还用通知吗?那是必须出席的。您是谁呀?
葛优人老实，很憨厚地笑着问:我是谁呀?
王朔:您是国宝呵，国家的面子。
葛优很开心，说: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哪。
王朔说:喝酒喝酒。幸亏您疏忽了，要不老了也轮不着我们能在今天晚上和葛老师一起吃饭。我要出去跟别人说，国庆节晚上我和葛优一起吃饭来着，你们说，有人相信么?
王朔用探询的目光看我们，我们几个一起摇头。
我对王朔说:人家肯定会说，您说得是梦话吧。
葛优乐开了花，那天晚上他喝醉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向葛优提起那天晚上的事，他仍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他说:真舒服。
实例二:赞企业家。
一次，与某企业家不期而遇，本来是可以擦肩而过的，但因为彼此敬重停下来说了两句。
企业家:听说你们办了一个“好梦公司”，在哪儿呵?
我说:瞎混吧，哪能跟您比呀。您现在的生意越作越大了吧?
企业家:累。摊子铺得太大。
我说:您累我们也累，可您多出成果呀。别的我不敢说，到您老了干不动的那一天，除了心爱的女人您知道那是自己的，旗下的企业究竟有多少，您根本就数不过来。要想知道一大概齐，只能让手下的人扶着您上景山顶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吩咐他们，让凡属于您名下的产业都熄了灯。指示传下去，不到一根烟的功夫，中关村黑了，银街黑了，燕莎一带也黑了，国贸一带黑了，亚运村一带也黑了。
企业家还真认真了，追问:那奥运村呢?怎么还亮着?
我说:那是您厚道，给国家留了点面子。
企业家狂笑，握着我的手说:今天我得请一部长吃饭，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回头咱们再聊。
我说:您忙您的，我就是和您打个招呼。
企业家离去前，说:我现在吃饭都成负担了，一提饭局脑袋就大。
分手后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了企业家的电话。
电话里，他迫不及待地命令我:晚上，什么事也别安排呵，我请你吃饭。
实例三:赞师长。
一次，华艺出版社的老金请王蒙、刘震云和王朔吃饭，我是跟着吃蹭的。
赴宴的路上，我开着车，王朔坐在后面。
王朔说:王蒙老师不容易啊。今天要好好捧捧他，侍候舒坦了为止。
我说:您放心吧。
我是带着任务赴宴的，精力高度集中，席间他们说得正事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等着王朔开火。因为王蒙老师与我不熟，地位又悬殊，所以主攻的任务是要王朔完成的。
酒过三巡，王朔的嘴越来越甜，话说得越来越好听。
大致的意思是，称赞王蒙老师的作品不朽，几十年前的写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仍不落伍，而且常写常新，观察生活依然还是那么敏锐，对年轻人也是爱护有加，丝毫没有半点的嫉妒和不公正。这对一个享誉文坛的前辈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番话如果扔给其他德高望重的权威，又是出自王朔之口，我想一定是行之有效的。但王蒙老师却当即打住王朔的颂词，说道:小王朔，你少跟我来这套。喝酒吧你。
王朔没词了，羞答答举起酒杯，这时我看见他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该你了。
我马上也端起酒杯凑趣，说:从小就看王蒙老师的书，像《风筝飘带》那些意识流的作品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过去只是崇拜您的作品，今天有幸见到真人，才发现您人格的魅力也很大。
王蒙老师冷眼瞅着我不说话。
我接着说:一般像您这么有成就的人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度过的，应该早就习惯了，不听难受了，可是您偏就不是，就是听不得这些虚头八脑的恭维话。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王蒙老师说:王朔这坏小子，我还不了解他?
我忙说:来的时候，王朔是想让您好好舒服舒服的，怎么就让您一眼看穿了呢?您的洞察力怎么那么强呵?一句话就把王朔噎得刘老师仁义，没词了。这么扛得住吹捧的人不是没有，但像您这么有地位的人，不吃捧还反感，我是头一次见到。
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让出了一个题目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
刘震云老师这时深表赞成地说:唉，小刚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王蒙老师沉着的脸，慢慢地现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一起碰杯喝了酒。接下来的气氛非常地融洽，两位王老师的心情都非常的好，原本就要结束了的饭局又延长一个多小时。
分手时大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依依不舍。
实例四:赞同行。
一次，刘震云、王朔、好像还有梁左，在我位于通县的家里包饺子。
对了，梁左来晚了。
刘老师和王老师都坚持等梁老师驾到了，饺子再下锅。于是我就陪着两位老师先喝着。王老师对我推心置腹地说:
小刚，你不写东西，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也因为你不是作家，我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写字的人来说，刘老师就是一座山，你看着就在眼前，好像还不是很高，你觉得顺着这条道爬上去不难，结果爬到半山腰才发现这山可不矮，咬咬牙再往上爬，累得你都吐血了，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你觉得追上刘老师了吧，可以喘口气了吧。你再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就在你眼前。再重新爬，爬到顶上一看，刘老师还是一座山。层峦叠嶂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刘老师哪。到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你这辈子也别想追上刘老师。枉费心机你知道这句成语吧?那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的写字的人哪。
王老师喝了一口酒，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刘老师仁义，没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还给作家们让出了一个题材可以写。就两个字:绝望。因为有刘老师的高度在那里戳着，我们才对“绝望”这两个字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斗胆夸一次口，写“绝望”，刘老师不见得写得过我。
我心里暗自佩服王朔，吹捧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弯拐的，这麻药打的，这暗箭射的。别说外人，就是我们吹捧行里的人，粘到这种话，也得非死即伤。不晕也都难。
再看刘老师，不慌不忙，镇定自若，端起酒杯问道:王老师您说完了吗?
王老师悲观地摇着头，再次强调:绝望。
刘老师对我说:冯老师，学生小刘写得再好，再有智慧，再有高度，那也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高度，在上帝面前，这种智慧和高度都会显得十分地渺小，而上帝眼下正握着王朔老师的手在写作。王老师不仅仅是王老师，王老师是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
刘老师真是老奸巨猾。
这回轮到王朔笑了，笑得心情舒畅。
这时梁左进门了，我忙起身相迎，三两句好话就把梁老师喂饱了。
吹捧人是很容易上瘾的，我又是心有灵犀，很快就上了路，而且刹不住车。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就把矛头指向了王朔。
这是王老师始料未及的。因为对他确实是打心眼里敬佩，服气，所以夸起他来常常忽略了夸人需要隐蔽的技巧。话说出来多是直给，肉麻的程度使在场的人无不认为我心怀叵测。
王朔对此十分警惕，郑重提醒我:我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值得你如此不遗余力巧取豪夺的东西。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我也郑重告诉他: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为，就为喜欢，一吐为快。
我也不想把我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庸俗，造成这种局面，责任主要在他。
后来我暗下决心，见了面绝不再夸他，心说:骂人谁不会呀?想找不痛快我成全你!
再见到王朔，我态度坦率不徇私情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独创了一种文风吗?不就是别人写本书卖几万册你写一本书能卖一两百万册吗?毛选还发了好几千万册呢。不要把你当成神，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饿两天，你眼睛里也照样没神，说话照样没气。再说了，纵向地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上看过去，百十来年总会出现这么一两位。前五十年不就出了个鲁迅吗，差不多也是你这么一脾气。恨民族不争气，看谁都不顺眼……
我越说越气愤，最后竟拍了桌子，我说:
就算你是海明威又怎么了?你也不能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你以为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吗?我告诉你，不是!他是人民的!再也不能老是一团和气了。
面对我的一腔怒火，王朔宽厚地笑道:消消气，您是我老师行了吧。
到后来，王朔也不再怀疑我的动机了，听我的好话也当成了一件乐事。工作之余，泡杯茶，彼此大肆渲染对方的优点和成绩，双方都感到了空前的满足和欣慰，成全了他也就陶冶了我。回到创作中，就觉得责任重大，使出浑身解数废寝忘食，生怕辜负了群众的厚爱。
这些都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因为工作忙，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仅见过王老师三五次。
一次是与梁左老师永别。《大腕》拍摄中的一个晚上，停了戏前往梁左的寓所吊唁。其时王朔正在为朋友守灵，我们相见话语不多。王朔看上去有些疲惫，人显得很安静，说话时也像是仍在回忆。
除此之外，和王朔余下的见面，多在人声鼎沸的酒会上，彼此只是点头笑笑，说上三言两语，不咸不淡。
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还能时常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一段日子。
4
我们挣到钱了。
《好梦献给你》的剧本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有投资人为表达诚意把我们作为承制方的利润打进了我们的账户。
王朔的意思是先别急着分，反正指着这点钱也养不了老，不如先用在公司的公共关系上。
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开端。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意，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腾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得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买单。
我也深表赞成。
那时手里不富裕，如遇有人约饭，事先又没有明确由谁做东，所以凡遇饭局尾声，小姐手捧账单目光在一桌子人里寻摸时，一准是目光游移不定，生怕和小姐的视线遭遇，直至听到有人接单，才如释重负又耿耿于怀。心说:别让我挣着钱，挣着钱了，谁抢单我跟谁急。
想象一下，一定是那副神情。
先对抢单的人说:没你什么事。
然后狠狠地瞪小姐一眼，说:你怎么连找谁买单都看不出来呀?
再然后，接过单来一看，当时就急了，厉声质问:把你们经理找来，谁让你们打折了?少废话，实结!
付款时，还顺嘴飞个段子(说笑话的意思)，令与座的各位不必在别人结账时陷入尴尬。这一点我是从《星工场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姜宏那里学来的。我观察他多次，从中体会出他的细致和周到。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
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
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
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
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他们又把乘务队的其他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他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文章跑了题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她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我姐妹在火中挣扎。
话题扯远了，回忆往事，千头万绪，砸断骨头又连着筋。令我心猿意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
文章跑题了还算不算文章?刘老师答: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
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但动笔的事得由我来。
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犯愣，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
王朔很不客气地说: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
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槛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槛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
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槛儿上，过不去了。
当时王朔劝我说: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伤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如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5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两会”召开。香山饭店为接待“两会”代表，把我们客气地请出了饭店。
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很奇怪，他的言谈举止里丝毫也没当过警察的人所透出的那种大灰狼式的亲切。我始终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人存在一种误会，总觉得别看他们眼下对你客客气气，但随时可以翻脸，指着你的鼻子尖，说:你给我老实点。但严凯不是，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知道即便有一天轮到他举枪射杀我，他也会眼含热泪对我说:原谅我吧兄弟，下辈子咱们还做朋友。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章。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
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个耳房里都有卫生间，浴缸很大，但布满水锈，水笼头里永远滴滴哒哒地漏着水。后来拍《一声叹息》时，徐帆因为修水管的工人进来查看滴哒水的龙头，无意中道破了张国立的奸情。这个细节，就是源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时徐帆正与我热恋，象《一声叹息》里的李晓丹一样，每天排练结束，坐上公交车，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与我幽会。次日清晨，我还沉溺于梦中的时候，她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去。日复一日，不辞辛劳。
徐帆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见到我后说人话，往返途中背台词。
可以想象，徐老师轻轻带上院门，迎着朝阳，跨过玉带桥，绕过古树假山，穿过长廊，脚步匆匆一路狂奔，同时口中振振有词: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
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人们啊，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这段台词本应是阮玲玉在服毒后，娓娓道出的。读者可以试试，在快速的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背诵，想必十分的滑稽。
一天，我自然醒来，看到屋子里洒满阳光，我住的是西厢房，知道已经是下午了。所谓自然醒来，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看哪儿都很实，再多一分钟也不想睡了，睡足了。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一发现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要求自己了。除了拍戏，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
照惯例，每天起来后，我都会到对面的王朔屋里转一圈，看看王老师今天兴致高不高，伺机动员他开写《永失我爱》的剧本。
王老师是不睡懒觉的，这是多年写作养成的作息习惯。他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晚上属于休息的时候。只可以这样说: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有业余作者才会挑灯疾书。从这一标准衡量，我永远都是业余作者。但我早在那时起就已经是“成功人士”。
那天，我只在门口和王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又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原因是，王朔正在待客。来人是王朔经常向我提起的作家，刘震云。
王朔的评价是: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但那时我还一篇他的小说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6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
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捡到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
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欲，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
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
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
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来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从她的神情上不难看出似有灾祸发生。姐姐嘱我作好思想准备，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
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士喂哺时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
医生还告知: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我不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
我问医生: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
医生做出肯定回答: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作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
我说:“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哪。
医生笑了，我也笑了。一